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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真实的孔子应当是文武兼备之士，既能文以化人，又精擅武略。那何以如今不闻其武略？笔者认为，当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孔子的文教之功完全掩盖了他的武略。在古代，孔子就被奉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作为“万世师表”，供万民仰戴。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孔子及其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圈以及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与此相比，其武略如萤光之对日月，被文教之功所掩，是以不显。
其次，维护统治的需要。自汉代后，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的官方统治思想，自有其合理性。历代统治者需要的孔子形象是克己复礼、有教无类、恪守仁义忠恕之道的至圣先师，而不是好战尚勇的武士。韩非子在《五蠹》中说“侠以武犯禁”，统治者自然不喜欢不安分的先师形象。梁启超在《论尚武》中说道：“霸者之有天下也，定鼎之初，即莫不以偃武修文为第一要义。……彼知天下之可以力征经营，我可以武力夺之他人者，他人亦将可以武力夺之我也，则日讲縢缄扃鐍之策，务使有力者不能负之而趋。……既所不利，则不能不去之以自安。” ［36］
最后，后世记载的刻意忽略。孔氏后人孔健认为，孔子之武名之所以不传，是因为“主流史观刻意忽略了他勇武的一面”。笔者十分赞同这种观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孔子自认为“好勇”（即尚武）“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且“子不语怪力乱神”。“力”即勇力。加之“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王充语）。因此，孔子的弟子们秉承为尊者讳、显扬美名的原则，刻意忽略了孔子“尚武”的一面，及其所为之鄙俗之事，以树立其温文儒雅的君子形象。好勇斗狠与鄙俗之事毕竟不合君子风度。《论语》和《孔子家语》便有这种倾向。后世统治者以儒学为思想武器，更要光大孔子的儒者形象，使孔子成为“克己复礼”的榜样，以引导百姓顺天（君主）之治。
［1］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第458页。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99页。
［3］（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123页。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01页。
［5］毛子水注译《论语今注今译》，重庆出版社，2009，第138页。
［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01页。
［7］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76页。
［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938页。
［9］李慧玲、吕友仁注译《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第410页。
［10］李慧玲、吕友仁注译《礼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第413页。
［1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31页。
［1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83页。
［1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909页。
［14］景中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12，第256页。
［15］（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第162页。
［16］李小龙译注《墨子》，中华书局，2012，第170页。
［17］冯国超主编《淮南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202页。
［18］（汉）王充：《论衡》，陈蒲清点校，岳麓书社，2006，第172页。
［19］（清）福格：《听雨丛谈》，汪北平点校，中华书局，1959，第21页。
［20］刘秉果：《孔子体育思想研究》，《体育文史》1984年第2期。
［2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48页。
［22］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第458页。
［2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934页。
［24］王少辉主编《孔子家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第230页。
［2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72页。
［26］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81页。
［27］（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916页。
［28］（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1915页。
［29］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中华书局，2011，第63页。
［30］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162页。
［3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第861页。
［32］（汉）班固撰、王继如主编《汉书今注》，凤凰出版社，2013，第1409页。
［3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第975页。
［3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8页。
［3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第228页。
［36］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158页。
（责任编辑：涂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