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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中的守规则和立规则 |
虽然四大名著中充斥着很多不守规则的例子，不过同样存在着相反的例子。在一些情节中，对遵守规则、理性地订立规则的描写，也占据一定分量。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牛人都不遵守规则。《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虽然用兵诡诈，但是在日常管理上，是一个很按套路出牌的人。其中鲜明的例子就是第九十六回的“挥泪斩马谡”。
忽报马谡、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之曰：“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汝何不谏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参军大怒不从，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某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无数。某孤军难立，故投魏文长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奋死杀出。比及归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时，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复街亭。因见街亭并无伏路军，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某即杀入重围，救出二将，就同参军并在一处。某恐失却阳平关，因此急来固守。——非某之不谏也。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孔明喝退，又唤马谡入帐。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吾累次丁宁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后，汝之家小，吾月给与禄粮，汝不必挂心矣。”叱左右推出斩之。谡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
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将斩。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曰：“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也。后人有诗曰：
失守街亭罪不轻，堪嗟马谡枉谈兵。
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明。
却说孔明斩了马谡，将首级遍示各营已毕，用线缝在尸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
诸葛亮将规范客观化、中立化，不再视之为个人的关系，而是共同遵守的准则。“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如今犯法，休得怨吾。”据此，纵使是诸葛亮特别喜欢的人，违法了也必须被处斩。这种做法对于今天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不将军队的公权力作为某些个人的私权力的基本原则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仅诸葛亮，而且曹操也经常给我们树立遵守规则的榜样。在《三国演义》里，除了少数例外，曹操一直主张军纪严明。从官渡之战与袁绍的对垒，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讲述了一个意味深远的故事。
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
这种割发代首的方式，在古代确实被视为一种刑罚，也就是“髡”。曹操通过对自己的惩罚，严肃了军纪，为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国演义》这本书里有很多向我们展示立法思想和立法方向的叙述。例如，诸葛亮入西川之后，立法偏严，其出发点是对西川原有的松散社会格局予以扭转。
而特别值得关注，甚至体现了现代法治精神的是《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的一个片段：吕蒙取荆州后，立法有宽有严，严于律军，宽以待民。
吴兵齐入，袭了荆州。吕蒙便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原任官吏，并依旧职。将关公家属，另养别宅，不许闲人搅扰。一面遣人申报孙权。一日大雨，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忽见一人取民间箬笠以盖铠甲，蒙喝左右执下问之，乃蒙之乡人也。蒙曰：“汝虽系我同乡，但吾号令已出，汝故犯之，当按军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湿官铠，故取遮盖，非为私用。乞将军念同乡之情！”蒙曰：“吾故知汝为覆官铠，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叱左右推下斩之。枭首传示毕，然后收其尸首，泣而葬之。自是三军震肃。
这种立法和执法能够施恩于民，并对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军队进行约束，显然有助于良好社会秩序和预期的实现。
与吕蒙受人欢迎的立法大异其趣的是，《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曹丕即位之后，在人们看来却是“法令一新”，其内容主要是封赏，同时，施展手段逼死了萧怀侯曹熊，贬逐临淄侯曹植。
曹丕自继位之后，法令一新，威逼汉帝，甚于其父。
……
且说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将文武官僚，尽皆升赏；遂统甲兵三十万，南巡沛国谯县，大飨先茔。乡中父老，扬尘遮道，奉觞进酒，效汉高祖还沛之事。人报大将军夏侯惇病危，丕即还邺郡。时惇已卒，丕为挂孝，以厚礼殡葬。
是岁八月间，报称石邑县凤凰来仪，临淄城麒麟出现，黄龙现于邺郡。于是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商议：种种瑞征，乃魏当代汉之兆，可安排受禅之礼，令汉帝将天下让于魏王。遂同华歆、王朗、辛毗、贾诩、刘廙、刘晔、陈矫、陈群、桓阶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馀人，直入内殿，来奏汉献帝，请禅位于魏王曹丕。
无论是曹丕对兄弟的威逼，还是其对其他文武官僚的利诱升赏，都没有固定的规范可言，也没有一个可靠的预期。从目的上看，曹丕没有采取“王道”的手段，而是用“霸道”的手段，其目标都是坐上皇帝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