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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字叔蕴，又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原籍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永丰乡。清同治五年旧历六月二十八日（1866年8月8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1940年旧历五月十四日（6月19日）卒于辽宁省旅顺口。
罗氏出身上虞县学。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与友人在上海合办学农社和《农学报》，又设东文学社，进行日本和欧美农学著作的翻译介绍。自1906年起，历任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曾长期侨居日本。1919年由日本返国，逐渐参与清室梦想复辟的阴谋活动，曾被退位清帝溥仪召值南书房。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后，被任命为伪参议府参议、监察院院长，又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
罗氏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即癖好金石铭刻，收藏文物、拓本，进行文字考订。成年以后，适逢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遗书和大量古代器物的陆续发现，又与法国汉学家沙畹、伯希和及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等人有所交往，因而学术见闻较广，掌握资料独多，堪称近代金石学家中的集大成者。他以一人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种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研究，为许多方面研究提供可贵的资料，作出有益的贡献。
1899年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文被金石学家注意后，罗振玉是第一位使甲骨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学者。在他的怂恿下，刘鹗将所藏甲骨文编成第一部著录书《铁云藏龟》，于1903年石印出版。罗氏本人则从1906年起着手搜集甲骨文，后来又直接派人前往安阳收购，成为早期收藏甲骨文最多的藏家，总数约近两万片。1910年所著的《殷商贞卜文字考》，率先考定甲骨文出土地安阳小屯为殷墟，并正确地判定甲骨文属“殷王朝之遗物”。随后，编成《殷墟书契》（1912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殷墟书契续编》（1933年）四书，共收甲骨文五千余片，是为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最重要集录。罗氏所著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1915年初印本释字485个，1927年增订本释字561个。该书不仅有许多可取的具体成果，而且提出“由许书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窥卜辞”的研究方法，主张考释文字应注意卜辞辞句的通读和分类，这在甲骨学研究初期是一大进步。
罗振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整理出版工作。关于以金文为主的铭刻资料有：《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年）、《殷文存》（二卷，1917年），1930～1934年又命其五子罗福颐助编《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补遗》及《续编》各三卷（三书均摹写石印）。影响最大的还是《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1937年）。该书仍由罗福颐助编，集录殷周金文拓本4831器，按照器类和字数编列，资料丰富，印刷考究，又易于翻检，数十年来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缺点是书中没有图像、释文和著录说明，参阅有所不便。罗氏所编各类器物图录数颇多，除《殷墟古器物图录》（1916年）、《梦郼草堂吉金图》（1917年）和《贞松堂吉金图》（1935年）外，对于古器物范、古明器、古镜、瓦当、玺印、封泥、符牌、钞币、刑徒墓砖、地券等物，也都先后编印专集。
罗氏还按地区汇编石刻资料，主要有《昭陵碑录》、《唐三家碑录》、《西陲石刻录》，芒洛、邺下、襄阳、广陵、吴中、山左等冢墓遗文（墓志），以及《汉石经残字集录》、《六朝墓志菁英》、《海外贞珉录》和《三韩冢墓遗文目录》等书。
罗振玉根据法国学者沙畹提供的1906～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和新疆罗布淖尔等地盗掘所获一千多支汉晋简牍资料，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1914年）。这是为我国近代学者研究简牍的开端。
又根据法国学者伯希和窃取的敦煌石室遗书照片，进行整理、校勘，陆续影印出版有：《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收书18种，《鸣沙石室遗书续编》（1917年）收书4种，均为宋以后已佚之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收书30种，则有今本可相对照。这差不多已包括敦煌遗书中汉文典籍的最重要部分。其详细校订的题跋文字，大都见于《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
此外，罗振玉还曾于1908年和1922年两度抢救内阁大库档案，集资回收，租屋整理，使大批珍贵的明清史料免遭毁灭。
罗氏还有其它论著和序跋文字多篇，先后汇集为《永丰乡人稿》、《辽居杂著》及《贞松老人遗稿》等书。
王国维（1877～1927）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和金石家，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年旧历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
王国维出身海宁州学，1899年到上海谋职，进入罗振玉创设的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从此与罗振玉建立亲密关系。1901年随罗振玉任职武昌农校，又由罗振玉资助去日本留学。1902年回国后，因罗振玉推荐，在上海、南通、苏州任职和任教，讲授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后将兴趣由哲学移向文学方面，1906年随罗振玉到北京工作，其间对宋元戏曲产生较大的兴趣。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旅居日本京都，在罗振玉的启发和帮助下转治经史金石之学，并与日本汉学家有较多的交往。1916年回到上海，在英商哈同所办仓圣明智大学编辑《学术丛编》，又受沈曾植影响治西北史地之学。1922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再到北京，在退位清帝溥仪左右任南书房行走。1924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讲授《古史新证》及《尚书》、《说文》、《仪礼》等课程。
王国维治学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新发现、采取新方法。他曾精辟地指出，“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认为历史上中国学问的重大发现有三次，即汉朝的“孔子壁中书”，晋朝的“汲冢书”，以及近代的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和西域木简、敦煌石窟遗书、内阁大库档案。他敏锐地感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王国维所举近代的四项新发现，多与考古学有密切关系，他本人的后半生，正是对这类新发现的资料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较多的研究。
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成功地结合起来，创立和提倡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他反复强调，“地下之新材料”要与“纸上之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同时，又以阙疑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具体学术问题，对甲骨金文所作新的考释，力求形、音、义都能说通，因而有较多的创获。这样，王国维便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无法比拟的成就。
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早年进行文学研究，所著《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书，即有相当的贡献。转治经史金石之学以后，有关考古学的贡献主要是甲骨文、金文、简牍及度量衡等方面。
王国维研究殷墟甲骨文，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所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及《古史新证》等。他第一次根据卜辞，证实《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加以纠正，又提出殷周之际在礼制上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他还是从称谓判断卜辞年代和进行甲骨缀合的第一人。
王国维为进行金文研究，从编辑《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入手，对宋代以来著录的金文资料进行全面整理，又作《两周金石文韵读》和《两汉金文韵读》，以期“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他不仅先后撰写数十篇重要器铭的跋语，而且将金文资料用于西周历史和有关问题的研究，著有《生霸死霸考》、《古诸侯称王说》、《鬼方、昆夷、玁狁考》等。同时，他还进行古器物的研究，曾撰写《古礼器略说》，订正一些器物的名称，辨明它们的用途。
王国维在简牍研究方面，也有开创之功，他曾在尚未看到简牍实物的情况下，根据文献记载作《简牍检署考》，讨论古代的简册制度。后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一书，曾撰写长篇序言，论述敦煌和西域所出汉晋木简的学术价值，考证汉长城和玉门关等历史地理问题，又作屯戍丛残部分的考释。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斯坦因的著作，注意到沙畹原书标有每支木简的出土地点，因而作序后重新考定候官、烽燧次第，并绘图列表附于书后，以供进一步研究。
王国维进行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曾对宋代著录的晋前尺、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尺、巨鹿古城出土的宋尺，以及新莽嘉量等撰有跋语。《记现存历代尺度》—文，根据17种古尺的实物拓本或摹本，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得出尺度之“由短而长”以魏晋至唐增长最快的结论。他认为，这是由于“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有增益，北朝尤甚”，对尺度增长较快的原因，提出符合实际的合理解释。
王国维还作有《明堂庙寝通考》、《释币》和《胡服考》，考证古代的建筑制度和服饰制度，虽然主要根据文献记载，但对考古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作《魏石经考》，首先讨论汉魏石经的经数和石数，也与考古学有关。
王国维早年所作学术论文，多收入其本人自编的《观堂集林》一书（1921年）。王氏逝世后，罗振玉选编其42种著作为《海宁王忠悫公遗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又辑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934年），两部遗书都将《观堂集林》列为第一种，但全书包含的内容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