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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以下简称“薛书”），是宋代金石学著作中集录金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据曾宏父《石刻铺叙》记载，该书于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由郡守林师说镌置江州（今江西九江）公库，用石24片。由于宋亡以后原石不存，传世拓本极为难得。
1929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员整理储存在北京午门城楼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从中发观薛书的宋拓残纸3叶，后又购得16叶。这19叶残纸的内容，属十三、十四两卷，共计8器（有的缺行较多）。当时由徐中舒先生撰写跋文两篇，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的第二、四分册。该所又将残纸和跋文集合起来，用珂罗版精印一百册传世，从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徐先生指出，薛书墨拓在明代已难得完本，十九叶残纸当为文渊阁中旧物，据此“实可使吾人窥见石本一斑，是亦足以珍异矣”。
徐先生在前跋的末尾，曾列举清代嘉道以来见于著录的各家所藏薛书石本如下：
（1）归朝煦藏石本——见玉海堂本孙星衍序
（2）黄荛圃藏残石本共十二卷（缺一至六、十七、十八，共八卷）——见《荛圃藏书题识》
（3）嘉善程氏藏宋拓石刻本——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4）吴大澂藏宋拓残石本——见《前尘梦影录》江标注
（5）朱为弼得高氏清吟堂旧藏汉器武安侯钫以下数种——见《石庐金石书志》
（6）林钧藏宋刊残本十七、十八两卷——见《石庐金石书志》
但是，徐先生未能亲眼见到所举任何一本的原物，其中除黄丕烈、林钧二本在著录中记明共包含第七至二十卷外，其它几本都不详其所属卷次，甚至记述有误［（4）、（5）实为一种］。容庚先生在1933年初次发表的《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谈到薛书原石拓本的流传情况，曾提到“黄丕烈藏十二卷”和“翁方纲见第十八卷残本谷口甬以下凡十段”，同时表示“皆未得见”。这些藏本的已知卷数，既以黄氏士礼居藏本为多，无疑学术价值最高。民国初年，古书流通处石印缪荃孙藏本，卷首所列参校书目中“缪校六种”，有“宋石刻祖本，存十二卷，士礼居旧藏”，说明当时该本尚完好无恙。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一黄氏藏本和归、程二本，早已不知去向。我们有幸亲手摩挲的是下列二本：
（1）朱为弼得自高氏清吟堂旧藏残本，翁方纲所见和江标见于吴大澂家者均此，现藏上海图书馆。
（2）《石庐金石书志》著录，林钧所藏十八卷一册。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另承张政烺先生告知，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47年前后又在北京购得薛书原拓残纸，唐兰先生曾将其借往北京大学拍照，后被该所携往台湾。经向北京大学考古系及唐兰之子唐复年同志查询，未能获知进一步情况。1968年6月出版的“中研院史语所善本书目”，对该所收藏的薛书石本残纸未作著录。至于上海图书馆藏本卷末江藩跋述及的“吴下缪氏所藏朱拓本、姚君南溪所藏不全本”，当时已不知归于何人，现在更无法弄清楚其卷次和下落。
现藏上海图书馆的薛书原拓残本，系1956年上海市文管会由方诗铭先生经手购自钱镜塘处，后拨交上海图书馆保存。这一残本的现状，是采取“金镶玉”方式装裱的册叶，高22.5厘米，宽36.3～38.2厘米。织锦封面上白色签条，系1950年（“庚寅春三月”）吴大澂孙吴湖帆所书，文曰“宋拓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 原刻残本”。卷前又有旧签二条和扉页一幅，均为同治戊辰年（1868）沈树镛（字韵初，号郑斋）请友人为其题写。原文作：
薛氏钟鼎款识残刻 原石宋拓本 汉阳叶氏平安馆旧藏 同治戊辰九月得于都门属遂生书检 郑斋记
薛尚功钟鼎款识残刻 宋拓墨本 叶氏平安馆旧藏 同治戊辰八月客都门兴胜禅院题 郑斋
薛氏钟鼎款识 宋拓本 戊辰冬胡澍署首
据郑斋旧签及吴湖帆题记（详下）可知，此本原系叶志诜平安馆旧藏，同治七年（1868年）归沈韵初。沈韵初（1832～1874）是清末著名藏家，时有“近世以来大江南北收藏碑帖之富无以比焉”之誉。他是吴大澂的妹丈，吴湖帆题记又称其为外祖，沈吴两家为双重姻亲，关系密切。
沈韵初为残册书写了详细目录，吴湖帆曾加校补，并另作简目附后。其间又插入翁方纲所题一签。原文如下：
薛氏钟鼎款识残册目录 （注：方括号内为吴湖帆校补标注）
［宰辟父敦二 释文三行 卷十四］
宰辟父敦三
龙敦
铭缺三行
释文缺三行
［
敦一］
敦二
盖［器］铭存三行半
敦三
铭全
释文缺七行
师
敦
释文缺二行
师
敦
铭存三行
牧敦
铭缺十二行
敔敦
石鼓第二〔卷十七〕
存五行
谷口甬〔卷十八〕
铭缺
△汉钫
武安侯钫
△汉鼎
李氏鼎
鲍氏鼎
汾阴侯鼎
定陶鼎
汾阴宫鼎
上林鼎
孝成鼎
好畤鼎
卷二十
△汉镫
上林荣宫镫
铭一行误装在末叶［更正］
首山宫镫
甘泉上林宫镫［仅存标题］
铭及释文俱缺与首山宫镫倒装［更正］
林华观行镫
据前明朱氏刻本上林鼎后此册装误［更正］
同治己巳春正月校勘纪存时居吴门 郑斋
右目为外祖川沙沈韵初先生所书。卷十四遗目录二器，又
敦二器铭误盖铭，兹用朱文校正补入其中。汉钫、汉鼎、汉镫为标题非目，故圈删。其它注误装四处，皆据之更正重装。右目书于同治己巳，越今八十一年。民国庚寅镜塘钱君出观校勘付装，吴湖帆记。
（注：卷末又题“庚寅春镜塘兄携观薛氏钟鼎款识宋拓残叶孤本，复为重加检理，校正颠倒，装为二十八叶。吴湖帆记”）
薛氏钟鼎款识残拓本 东卿旧藏覃溪题
宋拓原刻残本存廿五器廿八叶
第十四卷宰辟父敦二至卷终敔敦止凡十器十五叶
第十七卷岐阳石鼓二残文一叶
第十八卷谷口甬至好畤鼎止凡十器九叶
第二十卷卷首上林荣宫镫至林华观行镫
凡四器三叶甘泉上林宫行镫残存标目一行器释俱不存
按薛尚功钟鼎款识法帖计收夏商周秦汉吉金文字凡五百一十器，分二十卷。薛氏生于南宋初绍兴间，越今在八百年左右。此帖所载诸器，除岐阳十鼓犹煊赫存立于天壤间外，其它吉金之属几乎百不一存，甚矣沧桑变幻，对此仅存残楮剩麝，犹及摩挲，能无慨幸耶。
吴湖帆在重装时，还用朱笔和另纸对残本中若干短缺部分（主要是铭文缺行）有所补缀，使之一目了然。
卷末有题跋多条，表明此本最早为高士奇（1644～1703）清吟堂所藏，嘉庆年间归于朱为弼（1771～1840）经注经斋。这时仅有第十八卷“谷口铜甬以下至上林鼎凡十段”（翁跋语），由于谷口甬的标题和铭文俱缺，又被记作“汉器武安侯钫以下数段”（考古所藏本朱跋语）。此间题写跋语的有王学浩、阮元、吴修、姚元之、江藩五人。五跋如下：
嘉庆九年二月十日获观于武陵使署之积古斋 昆山王学浩
薛尚功钟鼎款识本称法帖，后人始刻印为书，是以宋影钞本皆称法帖也。此十二叶为初拓不全本，可见宋时初刻精妙本来面目，极可珍也。此册旧为江村高氏藏本，今归平湖朱氏右甫。右甫今为予编钟鼎款识续编，宝此册为渊源矣。嘉庆九年春二月十八日，扬州阮元识于八甎吟馆
嘉庆己巳（注：十四年）长至前二日，海盐吴修观于海藏室
嘉庆十四年青龙己巳长至之夜，桐城姚元之观
钟鼎款识石刻向在临安，宋元易代之时毁于兵燹，今片石不存矣。予曾见吴下缪氏藏朱拓本，姚君南谿所藏不全本，今不知归于何人。嘉庆十四年冬至日下，菽堂先生出此见示，爰题数语以志眼福。甘泉江藩
嘉庆十四年冬以后不久，此本即归叶志诜，有十六年冬翁方纲（1733～1818）长跋为证。该跋见于所著《复初斋文集》卷二十八，文字有较多改动。原跋云：
薛用敏钟鼎款识第十八卷残拓本，谷口铜甬以下至上林鼎凡十段，惟谷口铜甬一段篆文已失去矣。好畤鼎跋虽详述五畤祠事，然此铭云长乐
宫（原注：此是宫字非官字，跋内或作官误耳。
字本从丮从食才声，即载字也，亦见于岐阳癸鼓，此器篆文偶省丮作几，与人篆作几者迥别，薛氏不知而误以食旁加人，释作饲字，则谬甚矣。
设饪也，正与长乐宫之鼎器义合）。以此长乐
宫之铭合诸好畤共厨，则好畤乃是右扶风邑名。汉书地理志云，好畤有梁山宫，薛氏此帖第廿卷梁山铜鋗铭后有扶字，薛跋亦援好畤鼎铭后有山字以证之，是也。又武安侯钫跋云，楚思王子
元寿元始中再封武安侯，今重刻款识误脱元寿二字，可见后来锓木之本不依原石旧拓，失真者多矣。然此王子
以建平四年封武安侯，元始元年复封武安侯，此跋误读史表，乃以其元寿失侯之年为其初封武安侯之年，则亦误也，安得备见薛氏石本详校证之，庶有裨益耶。东卿博雅嗜古，更祝其继此日有新得耳。
嘉庆辛未（注：十六年）冬十一月北平翁方纲 时年七十有九
好畤鼎铭间释文原作载，载即字，初不误也，不解其跋何以又释为饲，以此验之，则薛氏此帖释与跋未必皆出一手也。原拓墨本今无从质矣，不若王复斋钟鼎款识尚存荣芑、毕良史诸家题迹也。考订至南宋而益精，然亦恃其考订之详而渐不甘于阙疑，此亦研经学者所宜鉴耳。方纲又识。
好畤鼎释文间又有批注二行：
此释作载不误，不解其跋内何又误释为饲也。是非饲，是宫非官。辛未十一月十日方纲识
叶东卿收藏期间的题跋还有：
嘉庆壬申（注：十七年）三月十有四日，当涂黄左田在轩、芜湖王润生、歙江元卿、黄梅喻莱峰公辅观
嘉庆丙子（注：二十一年）夏至后一日，鲍东方、江元卿、黄在轩小集鹤露轩，东卿携此册来同观，属吴荣光记此。右甫朱为弼曾藏于经注经斋
道光己丑五月，青州王筠、李璋煜、刘喜海、杭州许裢同观
前已交代，此本卷首签条表明，同治七年（1868年）转归沈韵初收藏，是在叶东卿手中历时四十余年之后。此间增益至现有数量。沈韵初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去世后，此本存于吴大澂家较长时间。卷末张之洞跋云：
光绪四年十月庚寅，清卿携薛氏钟鼎款识宋拓残本过寒斋相示，据翁跋称十段，阮跋称十二叶，今点检此册实得廿六段卅五叶，当是平安馆后得孳多坿益之。时同观者钱唐汪鸣銮、吴顾肇熙、常熟曾之撰、丰润张佩纶张人骏。南皮张之洞记于蜀八甎馆
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上“薛钟鼎款识”条江标（建霞）注也提到，“标见宋石残拓本于吴愙斋中丞家”（该注成于光绪二十二年）。当时吴大澂究竟是将此本由沈家借观，还是已归其所有？又于何时流入钱镜塘之手？尚待进一步查明。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完整第十八卷原拓，则是1957年经当时兼任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亲自接洽，连同《石庐金石书志》著录的其它多种藏书，直接得自石庐主人福州林钧氏。考古所入藏时，此卷拓本装成高24厘米、宽12.5厘米的册叶，织锦封皮上的白签无字，蠹蚀颇为严重。1983年，送请国家文物局出国文物展览办公室张明善同志重新装裱，为避免书口部位折叠受损，将其改装成卷轴。
《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图谱一，对此宋刻残本著录甚详。其中讲到，此本曾为明代晋藩收藏，卷末有“晋府图书”、“敬德堂图书”等印记为证，“最后归吾闽李兰卿等先辈，余于丁巳（注：1917年）秋间得诸李氏后人”。按李兰卿名彦乐，为乾嘉时期著名金石学家翁方纲门人，官至广西按察使。但李氏本人未在卷上加盖收藏印记，也没有在卷末题写跋语。现有三跋为李氏收藏期间叶志诜、郭尚先、朱为弼三人题写。
道光四年四月望日借校一过。叶志诜记
右金石款识第十八卷，以明朱谋垔刊本校之悉同，惟彼本秦玺向巨源本第一毕景儒本第三耳。郭尚先记
三代钟鼎彝器至宋而成书，自宣和殿博古及考古诸图、王啸堂集古录等书，指不胜屈。惟吾浙薛氏尚功款识搜罗既富，辩证亦博，皆自书上石，不特篆法浑成，隶法奇古，即楷法亦上逼颜柳，为法帖良不诬也。惜石刻入元代毁以累塔，摹本多亥豕，而拓本绝少。余于三十年前得清吟堂高氏旧藏此刻一册，惟汉器武安钫以下数种耳，秦器已失，何论周以前耶。今观兰卿先生所藏十七、十八两册，墨色入古，篆画精妙，定为初拓善本，洵吉光片羽也。先生好古不倦，他日得全本见眎愈增眼福矣。右甫朱为弼记
朱氏所说“石刻入元代毁以累塔”一节，应有所本，未详见于何书记载。由此证实，上海图书馆藏本中“汉器武安钫以下数种”，确为朱氏所得清吟堂高氏旧藏。
值得注意的是，朱跋记录的兰卿先生所藏为十七、十八两册，而《石庐金石书志》并未交代这两册在丁巳秋间（1917）是否全都归于林钧，还是只得到十八卷一册。1957年夏考古所派人前往福州接收石庐藏书时，未能向林钧本人问明，现已无从查考。徐中舒先生的前一跋文提到，“近闻徐森玉先生言，十年前在厂肆曾见薛书石本残帙，其中石鼓首尾完具，与玉海堂本同。”石鼓在薛书中正好载于十七卷。徐先生跋发表于1929年，十年前即1919年或稍早，与林钧获得的时间（1917）相近，或许此本由李兰卿后人手中流出时即分散二处亦未可知。
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和考古研究所的这两份薛书残本，虽同属宋拓，但具体墨拓时间却有先后。1984年春，笔者为《殷周金文集成》一书印刷事到上海出差，顺便查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珍贵金文拓本。承顾廷龙先生锦注，得以观览该馆所藏薛书残本。为了进行深入的考察，笔者当年再次去上海时，特携考古所藏本前往比对。经反复核校发现，这两本中的十八卷原拓基本一致，又有些微差别。大体说来，考古所藏本的字画清瘦，笔锋锐利，上图藏本则稍嫌肥钝，应是捶拓较久所致。最明显的是定陶鼎一段，跋语末尾的“更以封高祖之子恢，是为定陶共王”至“则正恢之世也”，考古所本字字清晰，而上图藏本“之世也”三字已被磨损，系用朱笔补于行间。由此可见，考古所藏本确如朱为弼跋所说“为初拓善本”，而上图藏本中的十八卷部分墨拓则时间较晚。
总结以上，我们能够确知的薛书原石宋拓残本，内容包括：
第十三卷 仲驹敦二，仲驹敦盖，肇父敦 计三器 （史语所藏）
第十四卷 散季敦 龙敦，
敦一、二、三 计五器 （史语所藏）
宰辟父敦二至敔敦 计十器 （上图藏）
去重后实有十一器
第十七卷 石鼓二 （上图藏）
第十八卷 全卷十八器 （考古所藏）
谷口甬以下十器 （上图藏）
第二十卷 起首四器 （上图藏）
共计三十七器，仅占全书收器总数511器的7.2%（其中商周器十四，占所收商周器数的3%）。虽然如此，终归是840年前的原本，也就难能可贵了。
徐中舒先生根据他所看到的十九页残纸指出，薛书石本中“敬”字避宋讳缺笔，十四卷之首有“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音”一行。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与十四卷行款相同的十七、十八两卷卷首，而且发观避宋讳缺笔的还有“桓”字，见十四卷
敦三考说。这些都是石本不同于今本的突出特点。
关于薛书木刻、传写诸本的优劣，容庚所作《述评》认为，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朱谋垔刻本较佳，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孙星衍平津馆临宋写本接近朱本。将此二本与石本对校，得以进一步明确石本的优点和二本的价值。
从金文研究的角度考察，器铭摹写情况应居首要位置。石本中器铭摹写甚精，篆文笔画稍粗，与宋刻《啸堂集古录》相似，可能较为接近原篆。朱、孙二本则与石本有一定差别，相对而言朱本似失真较少，而孙本笔画略肥，摹写出自名家（严可均），或有加意美饰之嫌。因此，在石刻原本大部分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薛书器铭信从朱本是可取的。
但是，从石刻残本反映的其它方面检验，情况却有所不同，孙本常优于朱本。就全书的编排体例来说，石本原是除各卷之首列有该卷所收器铭的类别外，又在卷内插入若干分类标题，使之层次分明、逻辑严密。例如第十八卷，首列“秦器款识：玺、权、斤；汉器款识：锺、甬、钫、鼎、鼒”，卷内又插有“秦玺”“秦权”和“汉锺”“汉甬”“汉钫”等分类标题，以及具体器名。孙本与此完全一致。朱本则仅全书总目和各卷之首依旧，卷内标题一律删去，以致面目全非。
差别较大的还是书中的器铭考说部分。现将石本与孙、朱二本的异同列举如下：
第十三卷
仲驹敦盖
“ 所得 断简遗编补缉诂训” 孙本“所得”二字空缺，朱本误为“所以”。
“无所 指归 ” 孙本同，朱本作“归止”。
“制作 之旨 ” 孙本同，朱本误“旨”为“有”。
“小补 之 哉” 孙本同，朱本夺“之”字。
第十四卷
散季敦
“考其 铭 ” 孙、朱二本均作“考其名”。
“ 飨 乎人” 孙本同，朱本作“享乎人”。
“以 为之 辅” 孙本同，朱本作“以之为辅”。
龙敦
“命汝 洎 曰” 朱本同，孙本作“命汝众曰”。
敦三
“此敦 曰 ” 孙本同，朱本误“曰”为“口”。
“音谢后从木”（双行小字，属括注性质） 孙、朱二本均窜入正文。
“尔雅云”（双行小字） 孙本同，朱本窜入正文。
“宣王之庙 制 如榭” 孙本同，朱本夺“制”字。
师
敦
“ 兼 戈矛錞 钟 之物” 孙本同，朱本夺“兼”字、误“钟”为“锺”。
牧敦
“ 及 虎冕练里之类” 孙本同，朱本误“及”为“皮”。
敔敦
“言月所以谨时 也 ” 孙本“也”空缺，朱本误作“又”。
第十八卷
平阳斤
“ 二十 六年” 孙本同，朱本作“廿”（他处同此）。
“金石刻尽始皇 帝 所为也” 孙本同，朱本夺“帝”字。
“今之肉 倍 好” 孙本同，朱本误“倍”为“陪”。
周阳虎 锺 朱本同，孙本误“锺”为“钟”。
汾阴侯鼎
“此昌之鼎 与 ，开方之鼎 与 ” 孙本均作“欤”，朱本下“与”作“欤”。
武安侯钫
“ 元寿 元始中” 孙本同，朱本夺“元寿”二字。
汾阴宫鼎
“孝武皇帝始建上 丁 之祀” 孙、朱二本均作“上下”。
好畤鼎
“及始皇 东 游” 孙本同，朱本作“更”。
“于是后世 咸 有五畤之祠” 孙本同，朱本误“咸”为“成”。
“三辅黄图云”（小字） 孙本同，朱本窜入正文。
高奴鼎 孙本同，朱本遗漏。
第二十卷
上林荣宫镫
“言 荣 宫未考” 孙本同，朱本误“荣”为“盘”。
首山宫镫
“考古 云 ” 孙本同，朱本夺“云”字。
林华观行镫
“汉书 不 载” 孙本同，朱本误“不”为“六”。
此外，还有若干异体字的差别，不备举。
孙星衍本自序称：
曩客中州时，见薛氏钟鼎款识石刻本于归河丞朝煦处，未及细阅。……及余再官东省，得见旧写本，元明人印章，或题为茧纸薛尚功手书者，未知是非？然纸色旧而篆文极工，核之阮元刻本及近时本，篆体审正，释文字句增多，可以订别本误改篆文及脱落释文共若干处。记所见法帖本式样正与此相似，虽不敢定为薛氏手迹，其为宋写本无疑矣。亟属严孝廉可均影临古篆，蒋茂才嗣曾写附释文，或有原书笔误皆仍其旧，仍付剞劂，以广流传。
孙本既多来源于钤有元明人印章的旧写本，理应与原石残本接近之处甚多。当然，孙本在传写过程中难免有个别脱误，容庚曾据朱、孙二本对校指出若干。但我们对孙本的价值仍应充分估计。实事求是地说，孙、朱二本互有优劣，并非朱本最佳。
我们目前看到的薛书原石残本毕竟有限，据此一斑尚难确知全书的原貌。希望本文所抛之砖能够引起大家对尚存残本的关注，使其及早公布于世，以期进一步恢复薛书的本来面目。
笔者在考察上海图书馆藏本时，承顾廷龙先生惠予关照，又承方诗铭先生见告有关情况，志此谨表深切的谢意。
中研院史语所于1947年购藏的薛书原拓残纸，笔者于2001年12月前往台北史语所访问时曾有机会亲自考察，获知系石鼓文为主要内容的第十七卷，有程恩泽、朱为弼、叶志诜、郭尚先、李盛铎、袁寒云等人题跋，装帧与考古研究所藏第十八卷相似，或同属朱为弼跋和《石庐金石书志》所述李兰卿旧藏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