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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的统治者，基于唐末五代割据、动乱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自己一统天下，致力于考订和完善礼乐制度。据《宋史》的《礼志》和《乐志》记载，从宋太祖开国到徽宗执政的一百多年，朝廷在制礼作乐方面的举措持续不断，而在考定古器的基础上铸造新器，又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与发展。
北宋时期礼制方面的情况大体如下：
建隆二年（961） 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据唐张镒洎等六图校定）。
开宝中（968～975） 刘温叟等撰《开宝通礼》200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
景祐四年（1037） 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
皇祐中（1049～1053） 文彦博撰《大享明堂记》20卷。
嘉祐中（1056～1063） 欧阳修等撰《太常因革礼》100卷（“异于旧者盖十三四焉”）。
熙宁十年（1077） 礼院取庆历以后奉祀制度别定祀仪。
元丰元年（1078） 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为详定官。未几又命龙图直学士宋敏求同御史台
门礼院详定朝会仪注总46卷、祭祀总191卷、蕃国总71卷、丧葬总163卷（“其损益之制视前多矣”）。
绍圣而后（1094～） 累诏续编，起治平讫政和凡51年，为书300卷。
大观初（1107～） 置议礼局于尚书省，命详议检讨官具礼制本末议定，成《吉礼》231卷、《祭服制度》16卷。
政和元年（1111） 依《开宝通礼》之序续修，成477卷。
三年（1113） 修定仪注，成《五礼新仪》220卷。诏开封尹编类通行者刊本给天下，使悉知礼意而不奉行者论罪。
宋代礼仪经过一百多年的逐步完善，发展到《五礼新仪》已经相当繁琐，施行不久便罢而不用。
乐制方面，宋朝特别重视主要用于祭祀和一部分朝会仪式的雅乐，而雅乐的关键在于黄钟的音律，即音高标准。宋初的乐律原承柴周之旧，仍用王朴所定乐律。建隆至崇宁的一百多年，则有六次改作
：
乾德四年（966） 和岘以王朴律尺校西京望臬石尺为新度，“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和岘曾参撰《开宝通礼》）。
景祐二年（1035） 李照以纵黍累尺定律，“下三律”。
皇祐二年（1050） 阮逸、胡瑗以横黍累尺定律，“下一律”。
元丰三年（1080） 杨杰、刘几以“律主于人声”，“请下朴二律”。
元祐三年（1088） 范镇以长度与直径呈90∶3而容积1200黍之管为黄钟，“比李照乐下一律”。
崇宁三年（1104） 取魏汉律说，以徽宗皇帝右手三指的三节总长为黄钟律管长度（九寸）。
四年（1105） 诏赐新乐名为“大晟”，并设“大晟府”，于是原由太常寺兼管的“礼乐始分为二”。
以后至南宋末年，宋朝乐律不再有重要的改变，一直沿用170多年。
随着礼乐制度的变化，需要制作与之相适应的礼乐器物。就乐器而言，每次改变乐律，都曾不同程度的制作新乐。例如，乾德四年（966）和岘校正王朴律时，请求“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景祐二年（1035）用李照律时，为改造雅乐，动用金、木、皮、陶、漆等工多达714人。此后，对钟磬制度又有几次讨论和校正，并曾注意参考古钟的形制。
北宋时期，金石学研究形成独立的专门学问，朝廷、官宦的各类收藏日益增多，学者在金石文字和古器物考订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据翟耆年《籀史》记载，早在宋初即有徐铉《古钲铭碑》和僧湛洤《周秦古器铭碑》问世。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有同州民众所获方甗被进献朝廷，“诏示直昭文馆句中正……以隶古文训之”。句中正是当时的古文字学家，曾奉旨与徐铉共同校定《说文解字》。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款以赐宰执”；丞相文彦博命知国子监书学的杨南仲释其文，成《皇祐三馆古器图》。仁宗又曾“召宰执观书太清楼，因阅郡国所上三代旧器，命模款以赐近臣”，有胡俛取所赐器款五铭作《古器图》。当时知太常礼院的欧阳修，对金石之学提倡最力。其所著《金石录》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内容包括所见古器铭文跋尾多篇。刘敞著《先秦古器记》和《先秦古器图碑》，更提出“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的研究方法。现存年代最早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考古图》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作者吕大临为哲宗朝宰辅吕大防之弟，是当时著名的礼学家，自称该书旨在“追三代之遗风”、“补经传之阙亡”。
制作新器与考定古器的关系，在徽宗朝表现得最为明显。开始是崇宁三年（1104）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件，当时以其出自春秋宋国之地，钟铭又有“宋公成（或释戌）”，宜为朝廷祥瑞，便按照宋公钟的样式铸造大晟编钟。陈梦家的《宋大晟编钟考述》一文
，对大晟钟的铸造和流传作了详细论述。其实大晟钟以前铸钟，也曾参照古钟。据《宋史·乐志》记载，宋初的王朴钟原系“侧垂”，即形制应属断面而并非圆形的甬钟；景祐中李照奉诏修乐时以其为非，后来在太常寺找到所藏西周“宝龢钟”（《考古图》卷七，定名为“走钟”），因“其状与朴钟同，乃知朴为有法也”（《集古录跋尾》卷一）。但胡瑗改铸的钟，“正其钮使下垂”，应为“钮钟”或“镈钟”形制。徽宗朝所铸大晟钟，有10余件流传后世，分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处，均属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镈钟样式，并且与《博古图》卷二十二著录的宋公钟图形基本一致，证明它们确实是摹仿宋公钟铸造的。
至于仿制其它诸多礼器，王国维指出：“宋初郊庙礼器皆用聂崇义《三礼图》之说，聂图虽本汉人旧图，然三代礼器自汉已失其利。及宋时古器大出，于是陆农师佃作《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与聂图大异。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皆别铸新器，一以古礼器为式，后或铸以赐大臣，讫于近世犹有存者。”据《宋史·礼志一》记载，大观初置议礼局于尚书省时，“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其后又置礼制局于编类御笔所，于是郊庙禋祀之器多更其旧。”董逌《广川书跋》卷一又提到，“政和三年，诏尽出器，俾儒官考定，盖朝廷讲礼既备，将大革器物，以合三代。”这说明，当时主要祭祀活动的礼器，经过这次“大革”多改用儒臣据古器考定后制作的新器。《籀史》著录有《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礼器款识》三卷和《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泽礼器款识》一卷，其中讲到政和三年“获周罍于镐京”、“获商卣、获兕敦于长安”、“又获黄目尊于浚都”等等，徽宗为“承天休，宪三代，稽古象物，昭德于彝器”，命议礼局详议官翟汝文（《籀史》作者翟耆年父），“典司制作”祀圜丘、祭方泽、享太庙及祢宫的各种新器。后书载有政和四年所作鼎和簠簋的铭文，并且说“牺象鼎彝尊罍壶豆凡二十有八款”。政和礼器铭文见于翟汝文《忠惠集》者，有洗、簠、簋、鸡彝、豆、明堂牺尊、山罍、景钟等器，共计18章，多为政和五年（乙未）所作器。孙诒让《宋政和礼器文字考》
和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列举清代以来见于著录的政和礼器鼎、盨、簠、尊、豆、牺尊等10件，其中有政和四年（甲午）、六年（丙申）、七年（丁酉）及宣和三年所作器。由此获知，宋徽宗朝新制礼器历时数年，至少有过5次，新制礼器的总数一定相当可观。而从《西清古鉴》等书中的这类礼器图形，以及某些博物馆收藏的宋仿铜器看来，当时在摹仿古器上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的宋徽宗敕撰《博古图录》三十卷，集中反映了北宋时期的古器物研究水平。王国维指出：“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长。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宋代之金石学》
）实际上宋人所定并不限于器名，许多铜器的部位名称和纹饰名称，也是由宋人确定并沿用至今。《博古图录》一书，著录商周至唐的20类57种器物，总计839件。编撰体例比《考古图》更加完善，各类有总说，诸器图像注明比例（“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又记大小、容量、重量、铭识和考说，间或据实物订正《三礼图》之误。容庚《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对其学术价值有深刻的评论
。陈梦家的遗稿《博古图考述》，详细考证了该书的修定经过、编作年代和编撰人
。当年是在礼制局主持下考定古器、新造礼器的同时，从大观初年起经过十余载的积累（初修、考订和重修），最后成书为《宣和重修博古图录》。参与其事者有徽宗皇帝，王黼、刘炳等权贵幸臣，董逌、黄伯思等馆阁学士，以及翟汝文等礼局礼官。因此，可以将《博古图录》这部皇皇巨著，视为当时整个礼制活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尤其是徽宗朝设置礼局后的考定古器、新造礼器、编撰图录，彼此关系密切，相得益彰。金石学在北宋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清代前期的情况与北宋近似，也曾修定礼乐制度，制作礼乐器物，并且编撰古器图录，但其具体情况又有显著差别。这是由于宋代以后长期忽视钟鼎彝器研究，清初虽有顾炎武、钱大昕等关注金石之学，但都侧重于根据石刻文字考史，因而当时学者对古代器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文献考证。康熙末年敕撰《律吕正义》厘定律制，改造乐器，曾经制造金钟、玉磬各16件，形制纹饰并未摹仿古器
。祭祀所需礼器同样如此，开始采用瓷制，雍正时改用铜铸。乾隆年间对礼乐进行了更加全面的修定，除十一年（1746）敕撰成书的《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外，二十一年（1756）撰成《大清通礼》五十卷，记载朝庙大典及各种仪式，尤其是“贵贱之等差，节目之先后”，“器物之名数，陈设之方隅”；二十四年（1759）又撰《皇朝礼器图式》二十八卷（三十一年重加校补），详细胪列祭器、冠服、乐器、卤簿等方面器物的形制，具体规定其尺度、质料、纹饰等等。其中“祭器”卷和“乐器”卷记明摹仿古代实物的，仅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六日铸成的“朝会中和韶乐镈钟”一套12件，附说注明“圜丘、祈谷坛、天神坛镈钟皆同，燕飨中和韶乐镈钟第一亦同”。这是摹仿江西抚臣进献的临江府出土古钟（即“者减钟”，原有11件），外形轮廓确实相似，细部纹饰则有较大距离
。至于其它诸多礼乐器物，包括与那套“镈钟”相配的12件特磬，基本上都是照有关文献记载制作，并且大部分场合遵循“古制”，采用陶器
，不像宋代的政和礼器那样摹仿古器铸铜为之。与此大体同时，乾隆十四至十六年间（1749～1751）编撰成书的《西清古鉴》四十卷，摹仿《博古图录》体例，著录各类铜器1529件，也是由于参与其事者缺乏对古器物和古文字的专门研究，所收伪器既多，绘图、摹篆、编排、解说等方面又在《博古》之下
。尽管如此，这对于乾嘉以后吉金文字之学的复兴，仍有较大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