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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尤其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这种学问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将“金石”一词用作这类著作的名称，清代阮元、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
。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早在宋代以前很久，已有不少学者搜集、考订古代文物，访查古代遗迹。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便有若干长于辨识“古文”的学者，从事这种古文经书的专门研究。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武功）出土的“尸臣鼎”。东汉许慎撰著《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
。荀勖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
唐代初期，著名的“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
。
更难能可贵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述及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它史迹的具体情况，至今仍对考古调查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宋代以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
金石学在北宋时代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当时正值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鉴于君臣之纲被破坏的历史教训，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需要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关系，因而极端奖励经学，立意恢复礼制。在这种形势下，朝廷和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精心地整理研究，企图“探其制作之意，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吕大临语），更好地进行制礼作乐。同时，当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出土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拓墨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很大的方便，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据记载，宋代金石学家中年代最早、有开创之功的，应推宋仁宗时的刘敞。他率先编撰古器物图录，将家藏十一件铜器，使工摹其铭文，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一套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现存年代最早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该书及其后二十余年成书的《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充分反映宋代古器物研究达到的水平。两书分别著录古代铜器200余件和800余件，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即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后来的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王厚之《钟鼎款识》（一卷）、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等书，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纯属铭刻集录性质。
至于石刻方面的著作，欧阳修《集古录》（十卷）、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目》（四卷）、陈思《宝刻丛编》（二十卷）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二书，俱录石刻全文。
其它方面，除钱币尚有洪遵《泉志》（十五卷）等书传世，玺印也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
总的来说，宋代的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作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元明两代，整个学术研究呈现衰落的局面，金石学方面少有突出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葛逻禄廼贤。他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访古，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后根据其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加以考订，撰写为《河朔访古记》（十六卷）。这便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接近于现代的考古调查工作。
元朱德润《古玉图》（二卷），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著录玉器的专书。明曹昭《格古要论》（三卷），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
金文方面没有新的专著。但在版刻技艺发达的情况下，曾将《考古图》、《博古图录》和《古玉图》合刻为“三古图”，是现存刊刻较早的善本。
关于石刻，元代有潘昂霄《金石例》（十卷），开碑志义例研究之先；明代有陶宗仪《古刻丛钞》（一卷）、都穆《金薤琳琅》（二十卷）等俱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八卷）存目并附跋尾。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所作研究仍偏重于石刻，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以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著述。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四十卷）、《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各二十卷）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随后，由于乾嘉学派的进一步影响，同经史之学和小学都有密切关系的金石学大为发展起来。
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且作过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他们搜集了更加丰富的铜器铭文、碑刻，及钱币、玺印等铭刻资料，考释文字的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过去重视不够或置之不顾的玉器、镜鉴、兵符、砖瓦、封泥等物，也都有人编撰专书。清末民初，更有学者注意到甲骨、简牍和明器。仅据容媛编撰的《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乾隆以前七百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二百年间却有906种之多，相差十余倍，可见其发展之盛。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在关中为官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四卷）。又有程瑶田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作《考工创物小记》。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富，由朱为弼协助编撰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书中仅收录铜器铭文的摹本、释文及考证，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此后，这方面著录之书即有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二卷）、刘喜海《长安获古编》（二卷）、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十二卷）、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二卷）、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二卷）、端方《陶斋吉金录》（八卷）及《续录》（二卷）；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一卷）、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五卷）、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而以吴式芬《攗古录金文》（三卷九册）、吴大澂《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册）、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三书最为赅备，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它铭刻的古文字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十四卷）和《字说》（一卷），孙诒让《古籀拾遗》（三卷）、《古籀馀论》（三卷）和《名原》（二卷）等书。
关于石刻的著作为数甚多。金石文字目录和跋尾之书，往往以石刻为主，兼及少量金文，开始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及《跋尾》（六卷）、武亿《授经堂金石跋》（二十四卷）、严可均《铁桥金石跋》（四卷）等，考订均较精审；后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十二卷），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总计八千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攗古录》（二十卷）、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端方《陶斋藏石记》（四十四卷），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均多达一两万种。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百三十卷），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它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著者按语。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和《粤东金石略》（十卷），毕沅《中州金石记》（五卷）、《关中金石记》（八卷），阮元《两浙金石志》（十八卷），以及毕、阮二人合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等。至于专究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已有专书问世。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石刻资料，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八卷）、傅云龙《日本金石志》（五卷）。另外，还有叶昌炽著《语石》（十卷）一书，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研究，是极为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它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古泉汇》（六十四卷），著录历代钱币6000枚；玺印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十二册），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古玉图考》，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镜鉴、瓦当、封泥、陶文，也有学者编撰专书。
综合性著作，属于古器物图谱的有冯云鹏、云鹓同辑《金石索》（十二卷），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反映了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较广的情况。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记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金石学发展到清末民初，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扩大到明器和各种“杂器”，注意力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王国维便是当时集其大成的学者，编撰有《殷虚书契》、《流沙坠简》等多种著作。罗振玉著《古器物学研究议》和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不少学者对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已逐渐演化为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
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较晚，它和其它许多近代科学一样，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考古学在我国诞生和发展起来，完全是20世纪的事情，前后不过100年的时间。大体说来，20世纪之初，近代考古学思潮开始传入我国。20年代，中国考古学宣告诞生；后经30年代和40年代的初步发展，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从开始形成，到采用科学的发掘方法，进行类型学研究，而兴盛和成熟起来。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学者，对欧洲考古学者的业绩十分注意，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介绍。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之比附
。正是这个时候，1899年安阳小屯村发现的有字甲骨，引起王懿荣、刘铁云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它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行将崩溃的清朝政府统治之下，古代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虽有学者初步了解考古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以致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暂时仍未兴起。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逐步深入，各国列强在强占沿海要地、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觊觎广阔的西部和北部边疆。为此，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我国新疆、西藏、内蒙古及东北等地区活动
。他们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而其所作调查发掘，又往往采取非科学的方法，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我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克里门慈（D.Klementz），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
1900年以后，一些外国考察队更加频繁地在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活动，珍贵文物被劫往海外的现象非常严重。此后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斯坦因（M.Aurel Stein），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Hedin），德国的格伦韦德尔（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日本的大谷光瑞、橘瑞超，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国的科兹洛夫（P.K.Kozlov）、奥登堡（S.F.Oldenburg），等等。先后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的尼雅遗址，罗布淖尔的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阿斯塔那墓地，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它珍贵文物，而且劫运了克孜尔、柏孜克里克、库木吐喇等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等，还从敦煌石窟骗购了大量学术价值很高的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地区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滨田耕作也在这个时候，曾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墓。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法国的沙畹（E.E.Chavannes）、色伽兰（V.Sequlen）等人，又在我国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神父桑志华（P.E.Licent）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曾在河套地区发现萨拉乌苏河遗址和水洞沟遗址。又有安竹思（R.C.Andrews）率领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亚探险队队员纳尔逊（N.C.Nelson）去内蒙古及三峡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与此同时，几条穿越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铁路干线在20世纪初相继筑成通车，筑路工程使各地埋藏的古代文物大量出土，交通便利更使新出土的文物迅速转移，因而导致古董市场的空前兴旺，许多文物精品随即流失海外。罗振玉等金石学家，广泛收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新近出土文物，以及已被外国考察家劫去的西域简牍、敦煌遗书、高昌壁画等照片资料，将其分门别类汇编成书，采用当时最优良的珂罗版工艺印制出版，为保存和传播珍贵的学术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历史时期的各类器物，并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堪称近代金石学的集大成者。所作研究与清代的金石学相比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与考古学研究尚有明显的差距。
中国考古学的真正诞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之后，现代科学在我国蓬勃兴起的20年代。当时最先兴起的是地质科学，中国的田野考古正是由地质学家首开其端的。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勘查铁矿和煤矿，聘请国际闻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来我国，以农商部矿政顾问身份协助工作。后来在地质调查所的安排下，安特生与中国地质人员一道，进行古生物化石的采集工作。其间，曾在华北的一些省份采集较多的古代石器；进而于1921年发现周口店遗址和仰韶村遗址，并随即进行首次发掘。这两处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周口店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化石产地，因其发现北京猿人化石及丰富的文化遗存而著称于世；仰韶村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原始聚落遗址，由此确认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这两项发现与发掘，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序幕。安特生所作仰韶村遗址发掘，以及随后前往甘青地区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都有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及助手白万玉等参加，著为《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和《甘肃考古记》（1925年）等书。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新从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归来的李济，于1926年初进行的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同年秋季所作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袁复礼也曾参加工作），著为《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这是一次国际合作性质的考古发掘，由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共同进行，美方提供活动经费，还不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虽然发掘的规模较小，却有深远的意义。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在1922年便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聘请马衡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并不熟悉科学的考古发掘，在田野考古方面仅1923年察看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意欲有所作为。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同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也是在1927年，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徐炳昶（旭生）教授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前往内蒙古和新疆地区进行调查发掘。活动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
。
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中研院，所属机构有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同年10月，史语所派遣董作宾，会同河南省人员郭宝钧等，前往连年出土甲骨文的安阳殷墟调查和试掘，为大规模地开展工作进行准备。当时选定殷墟发掘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已将传统的古史体系摧毁，学者迫切要求通过考古发掘寻找可靠的古史新材料，于是便对因出土大批殷代王室刻辞甲骨而判定的殷墟给予高度重视，希望以这一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为起点取得突破。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我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历的学者，被聘任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设立新生代研究室，北平研究院设立内含考古组的史学研究会。中国从此开始了本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中国考古学在1928～1948年间，前十年工作发展较快，通过一系列调查发掘获得许多重要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为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初步基础；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关系，考古工作未能继续取得显著的进展。
抗日战争以前的考古工作成就，首先是新生代研究室发掘的周口店遗址，进行旧石器时代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始于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进行。丁文江为名誉主持人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猿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遗存。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仍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标本由该院负责保管，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批标本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下落不明。
这段时间进行考古工作最多的，还是李济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仅殷墟一地就在1928～1937年间进行了十五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6000多平方米。开始发掘小屯遗址的时候，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缺乏分辨复杂遗迹的能力。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到史语所工作，不久参与为探寻殷墟文化来源而进行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遗址的发掘，辨识了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后又进行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代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小屯遗址的发掘，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发掘方法上有了明显的改进。从此，殷墟发掘走上科学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史语所在小屯村一带，先后揭露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有字甲骨和其它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发掘十座规模特大的殷代大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科学资料。历年参加殷墟发掘的人员，除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外，主要还有王湘、吴金鼎、石璋如、刘燿（尹达）、李景聃、祁延霈、胡厚宣、高去寻、夏鼐等。
与此同时，史语所考古组又由郭宝钧等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期大墓，由梁思永、刘燿等发掘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史语所考古组还在许多地方作过调查工作。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虽然不多，却也相当重要。他们除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于1930年在马衡的主持下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4年在陕西渭河流域的活动。其中由徐炳昶（旭生）领导，在宝鸡斗鸡台附近的沟东、沟西、废堡三个地点进行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参与其事者有罗懋德（念生）、何士骥（乐夫）、孙文青、苏秉琦等。后来，参与沟东区发掘的苏秉琦，将该地发现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与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还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南北响堂寺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
另外，西湖博物馆施昕更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和台湾、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后进行考古调查。还有学者进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1928年以前开始的国际合作项目——中瑞合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活动，持续进行到这个时期的1933年。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最大的一项收获是，瑞典学者贝格曼（F.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分布很广的汉代烽燧遗址，获汉代简牍一万余支。贝格曼还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发起组织的考古活动，并未因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退出而中止，他们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的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它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元上都遗址；同时，还有人以其它各种名义，发掘顾乡屯遗址、通沟高句丽壁画墓，并调查辽代帝陵。华北沦陷以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或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再有水野清一等于1937～1944年间，奉派八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也有相当重要的收获。例如，史语所考古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单位合作（吴金鼎、曾昭燏等参加），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时期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另外，两单位又与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吴金鼎、高去寻、夏鼐、曾昭燏等参加），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与四川省立博物馆合作（吴金鼎、王振铎、冯汉骥等参加），发掘成都附近的前蜀皇帝王建墓。还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其中，夏鼐于1945年在甘肃省宁定县阳洼湾发掘的齐家文化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更加有力地否定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刘燿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搜集景县封氏群出土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仅有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1930年代，老一辈考古学家已经开始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从梁思永进行西阴村、后冈史前陶器的研究，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所作彝铭形象学试探，到李济的殷墟陶器和铜器研究、苏秉琦的斗鸡台瓦鬲研究。还有陈梦家所作铜器研究，裴文中的陶鬲和陶鼎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取得类型学研究的经验，并且不断深入、日益提高、臻于成熟。
这段时间出版的考古学著作，有李济著《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年）、裴文中著《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梁思永等著《城子崖》（1934年）、施昕更著《良渚》（1938年）、苏秉琦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年）、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等书，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的相关文章。刘燿去陕北后化名尹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
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年），对甲骨学研究有较大的推进；又曾将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汇编为《小屯·殷虚文字·甲编》（1948年）和《小屯·殷虚文字·乙编》（1948～1953年）。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期所著的《卜辞通纂》（1933年）、《殷契粹编》（1937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年）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年）等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容庚撰写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通论性商周青铜器专著。
总而言之，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到初步发展历时二十多年，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当时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周口店、殷墟两个地点，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若干史前遗址，其它地区和历史时期的调查发掘开展较少，存在许多年代缺环和地域空白。正因为如此，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古代史专著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已开始引用考古研究成果，但势必是难以令人满意。这个时期，已经出版的考古学专著和刊物都少得可怜。积累最多的周口店、殷墟等遗址，发掘资料尚未详细公布。即便如此，毕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建立起中国考古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
需要在此述及的还有，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持续发掘安阳殷墟所获丰富资料，在该所于1949年初迁往台北以后，经过几位老一辈考古学家长时间悉心的整理研究，已陆续出版
。其中，李济著有《小屯·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1956年），又与万家保合作进行殷墟出土青铜器的研究，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5大本（1964～1972年）。石璋如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进行小屯遗址繁杂发掘资料的研究，先后出版《小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乙编（殷虚建筑遗存）、丙编（北组、中组、乙区和丙区墓葬）、丁编（甲骨坑层）共8大本（1959～1992年）。侯家庄西北冈殷代陵墓区的发掘资料，则由高去寻在梁思永遗稿的基础上辑补成书，先后出版的《侯家庄》第2～9本（1962～1996年），内容包括1001、1002、1003、1004、1217、1500、1550及1129、1400、1443十座大墓；再有石璋如撰著的《侯家庄》第10本（2001年），内容为“小墓分述之一”。石璋如还著有《莫高窟形》（1996年），为其1942年前往敦煌石窟考察的研究成果。另外，还出版张秉权编《殷虚文字丙编》（1957～1972年），劳榦编《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年）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考古学研究呈现前所未有的极大发展，但也经历了一定的曲折。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但因“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考古研究方向的认识存在偏颇，使其正常发展受到阻碍。“文化大革命”期间，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更被迫一度中断。7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的考古研究终于走上正轨，达到新的境界，经历着自己的黄金时代。
中国掌握田野考古方法的专门人才原本就很少，其中部分人员又在1949年初随国民党政府官方机构中研院迁往台湾省台北市，留在大陆的考古学家更是屈指可数。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方兴未艾的国家建设高潮，急需普及考古知识、培养专门人才，以便配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符合科学要求的清理发掘。为此，老一辈的考古学家竞相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讲授基础课程，尤其是夏鼐，连年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田野考古方法的内容包括：考古调查、遗址和墓葬发掘中对各种遗存的详细观察、认真处理与忠实记录，以及整理材料和编写报告的具体要求。其中，夏鼐特别讲到考古发掘和整理材料中的地层学研究，指出只有正确地观察地层，记录地层和解释地层，弄清楚遗存的自身情况及其在地层中的关系，才能确定遗存的性质和年代。他在当时和日后反复强调：“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高低，并不是以出土文物的美恶或好坏为标准的，而是以工作方法的合于科学与否为标准的。”
这些看法，对于全国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虽然1958年浮夸成风的时候，曾有个别发掘工地试图打破“繁琐哲学”的框框，“挖宝”思想也时常抬头，但考古学界的权威人士始终坚持发掘质量、注重地层关系，使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识。
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工作量较大的重要遗址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并且大部分由考古研究所负责进行，有的则由文物局调集人员协力工作，一般地方单位所作发掘多为配合基建的墓葬清理。通过这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培养了一批田野考古技术较强的业务骨干，获得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发掘资料，初步建立若干重点地区考古标本的断代标尺，也积累了一整套在中国地理条件下处理各种复杂遗迹的田野考古经验。西安半坡遗址的大面积揭露，提供了原始聚落遗址的发掘经验：正确区分文化层，弄清楚居住建筑、防卫壕沟、烧陶窑址和公共墓地的横向关系（这比弄清楚纵向关系更为困难，也更重要），齐全地采集各类出土遗物，注意搜集反映经济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动植物标本及土壤、孢粉等资料，以期更好地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着眼于它们的整体规划，先判明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宫殿、衙署等重要建筑遗迹。对古今重合的城址，则利用文献资料和航测照片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个别古代建筑和可以判定的旧街道，再结合进行重点钻探和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布局情况。至于中国考古学家对具体遗迹的细致清理，在国际上早有肯定评价。1951年夏鼐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完整的古代木质马车，曾被西方著名考古学家誉为战后考古发掘方法新进步的一项范例。1958年北京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又提供了清理大型陵墓墓室，尤其是妥善处理丝织冠冕、珠玉佩饰等易损文物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举国上下都在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积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考古学界同样如此。1950年春季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S.V.Kiselyov）来中国讲学，《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学》条被译成中文发表，都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当时，苏联学者关于考古学定义等问题的表述被奉若经典，作为考虑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例如，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根据实物资料，恢复人类社会过往的历史，为历史科学服务；而资产阶级考古学却人为地与历史分离，见物不见人，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要使中国考古学摆脱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就要从“为考古而考古”转变到“为历史而考古”，妥善解决考古与历史挂钩问题。苏联考古学界曾长期处于马尔学派错误思想的笼罩之下，考古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颇为严重，片面强调通过实物史料论证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忽视考古资料的基础性研究，对类型学研究方法更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我们在国内原本存在“左”倾思潮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又对苏联考古学的了解十分有限，必然会反映到实际工作中来，特别是缺乏实践经验的青年学子，很容易表现为简单化的偏激情绪，错误地把社会发展史当作全部历史。
1958年春季，尹达作为当时我国考古学界的主要领导人，在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两次报告会上，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这一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怎样落实到具体工作尚待认真讨论，社会上掀起“跃进”和“批判”的浪潮。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一面集体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关于编写教材，前此为适应考古教学的迫切需要，某些考古学者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将不同时期的考古资料系统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再经过集思广益，重新编写，当然会有新的进步。但是，由于那时有计划发掘的典型遗址尚少，包括西安半坡在内的有数项重要发掘刚着手整理资料，尚未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更没有展开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到头来只能是社会发展史标签加个别例证，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至于所谓批判，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夏鼐主编的《辉县发掘报告》（1956年出版），再是苏秉琦的旧著《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1年著成，1948年出版），还批判李济的“反动思想”，实际涉及田野考古中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的全部工作，器物形制排比等基础性研究被一股脑斥之为“形式主义、繁琐主义的资产阶级研究方法”，是所谓“庸俗的文化进化史观”
。这样批判的结果，使大家思想混乱、困惑不安，不知道考古研究的出路何在。
1959年初，尹达在为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来考古收获而召开的座谈会上，针对“大破大立”批判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偏向，提出反潮流的“立中有破，边立边破”方针，重申“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号召“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通力合作，用三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他又从领导的角度，表明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错误倾向，指出“陶器是数量最大、变化较多的文化遗存。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经过对它们的认真研究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陶器的科学研究是不应当过分忽视的”
。正是这次会议之后，夏鼐应与会人员的要求，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考古》1959年第4期），对这一考古研究中至关重要的也是基本的理论问题，及时作出科学的明确回答。当时，由于田野考古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其间又有学者将历史上的族名直接与考古遗存挂钩，更有个别人主张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考古学文化概念，因而能否正确对待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成为考古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夏鼐主张在以第一次发现典型考古遗迹的小地名命名的前提下，采取从实际出发、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既不要在条件具备时迟疑不决，使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期混淆，从而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只看到片面的个别现象就给它新的名称，以致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和纠纷。至于历史上的族名，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因乱扣帽子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尹达和夏鼐的这些意见，对于克服当时存在的错误倾向，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当1960年代初期整个学术界呈现活跃气氛的时候，中国考古学领域也曾出现转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中国考古学》教材，经过较大程度的修改和重写，作为征求意见本于1960年7月印发，在全国考古单位广泛流传。考古研究所多人执笔编写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则于1961年底公开出版。两书对截至50年代的考古工作成果，进行初步的综合归纳和一定的理论分析，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对考古研究的转变仍有积极意义。随后，夏鼐于1962年7月撰写《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考古》1962年第9期），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从理论的高度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课题归纳为：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他还提到，要不断改进考古研究方法，“除了运用考古学本身的各种研究方法（如地层学方法、类型学方法等）和运用文字资料及民族学资料之外，我们还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以期取得更重要的新成果。这对于推进考古研究水平的提高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尹达则于1963年8月写成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先曾印发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征求意见，后将其第二部分“现状和展望”在《考古》1963年第11期发表，全文见其所著《新石器时代》一书，三联书店，1979年），根据他本人为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而亲自研讨考古新资料的深切感受，从理论上对考古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的阐发。该文讲到，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①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②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③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该文强调：“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尹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他还再次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些情况说明，通过1958年到60年代初的实践，从领导到群众对考古研究的方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正在为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加强资料整理和综合研究而积极努力。
这段时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它局部地区，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资料。通过几年整理出版的十多种考古报告中，既有半坡、庙底沟、屈家岭、客省庄、二里冈、沣西等典型遗址，又有经类型学分析排比成年代序列的洛阳东周墓和汉墓、长安西周墓和隋唐墓等资料。其它正在整理的若干史前遗址发掘资料，有的根据器物排队进行分期和有关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面对这些资料显示的文化面貌复杂情况，考古刊物开展热烈的学术讨论，研讨一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类型、分布和分期，以及埋葬制度反映的社会性质，尤其是仰韶文化的有关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苏秉琦于1965年夏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该文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几次实习发掘资料出发，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仰韶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指出在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和差异性，即时间和空间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而应将文化类型和年代分期的研究区别开来。具体做法是：先划分仰韶文化的外围范围和中心范围，以及中心范围的文化类型，再按类型分析发展序列，追寻来龙去脉，进而探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关系变化。这些对于考古类型学的应用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夜，错误的批判开始由文艺界扩大到学术领域，众多考古工作者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因而考古研究中出现的这些新苗头未能进一步生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的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不少考古学者更加冷静地思考，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究竟如何？其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得以个别进行满城汉墓等项抢救性的重要发掘。1972年起，又在全国范围逐步恢复田野考古工作，考古文物刊物也获准复刊。被迫停业数年的考古工作者，热情投入新的发掘，迅速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轰动一时的马王堆汉墓发掘，突出地表现了我国田野考古微观方面的技术进步情况。考古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精湛的技艺，成功地揭取丝织衣物、帛画、帛书等糟朽文物；又与多种学科人员密切协作，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测试手段，进行出土女尸、纺织品和动植物标本的科学考察。田野考古的宏观方面，史前文化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不仅有计划地重点发掘从中原地区扩展到包括西藏在内的多数省份，并且在黄河中下游等地区先后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60年代前期建立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工作，开始在史前文化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周、汉唐等时期都城遗址的勘察，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错误的批判仍波及考古学领域，干扰正常的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考古工作者心有余悸，新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发表，深入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难以广泛展开，种种情况有待于根本改变。
1979年4月，夏鼐为第一任理事长的中国考古学会宣告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中国考古学界这一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开始酝酿于1959年初，经过二十年的拖延，直到整个国家实现伟大转折的时刻终于成为现实。与会考古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作了简单的回顾，充分肯定广大考古工作者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考古学体系。同时又着重指出，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否定基本的学术概念和正常的工作秩序，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横加批判，使考古研究遭受极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才能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切实搞好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也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学术问题的认真讨论，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
80年代初期，在夏鼐的主持下集体编写《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二书，以断代和专题为纲，对中国考古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进行不同形式的全面总结。前书由考古研究所的二十多位中年学者执笔，于1984年出版。后书由考古研究所和其它考古单位的一百二十多位学者执笔，于1986年出版。两部综合性考古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夏鼐为前书所写的前言强调：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考古学特有的研究对象来发展它特有的理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还在理论和方法上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渗透，并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新方法。同时又讲到中国考古学发展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意义。夏鼐与王仲殊合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首撰写的概括性特长条，则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发展简史、研究方法、分支学科，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这些论述，对于进一步明确考古研究的方向和当前任务，有重要的帮助。
这个时期，苏秉琦将其运用类型学方法，坚持进行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心得，在70年代中期以来多次讲演的基础上整理成文，以《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为题正式发表（《文物》1981年第5期）
。众所周知，旨在弄清楚一定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谱系，原属考古研究的基本课题，前述尹达1963年发表的文章即曾明确提出这方面的学术任务。但是，这种谱系研究，只有系统的科学资料积累到相当程度，才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成为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共同行动。苏秉琦正是在研究条件基本具备的时刻，从学科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地提出“区系类型”学说。他所谓的“区”、“系”、“类型”，是指较大地理范围的历史文化区，不同文化的发展系列，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类型。简而言之，“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该文提出：“要选择若干处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以获取可资分析的典型资料。然后，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后来，苏秉琦又对区系类型学说有所发展，即通过考察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实践证明，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学说，对于中国考古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史前文化基础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苏秉琦还发表《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文章，又通过考古学年会和若干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大家注重对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讲到，地层学上文化层的叠压，虽然提供了判断它们之间相对年代的依据，但在考察两种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时，则主要应借助于器物形态学，从文化内涵中去分析。又讲到，运用器物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打破关系为依据，从那些数量众多、经常出现的代表性器物中寻求变化规律；至于区分不同的类型并探讨其间的关系，则既要着眼于常见器物群的特征，又要注意虽不常见却别具特色的器物。他还强调：“不应停留在找出典型器物的局部发展序列，而应该进一步找出它们的全部发生发展过程（源和流）”；“不应停留在对个别遗址多种器物组合关系的分析，而应该进一步对多处同类遗址典型器物组合关系做出综合比较分析”。那段时间及其以后，就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问题（或仅就一个方面问题）进行论述的，还有石兴邦、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
。苏秉琦和其他几位考古学者的论述，来源于考古工作的丰富实践。考古学方法论问题受到较多考古学家的关注，是中国考古工作水平提高的表现，而对该问题的研究又促进了考古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80年代以来考古研究水平提高的重要保证，在于各地考古队伍的业务素质有较大改善。1966年以前，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主力，是1952～1955年经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的300多位文物干部，由于他们原有的文化素质存在差异，加以长期忙于配合基建工程的抢救性发掘，学术水平很不平衡。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截至1965年毕业的200余名本科生中，当时参加工作五年以上的还不到一半。目前，全国现有考古工作人员中，经高等院校正规培养的中级以上业务职称人员，总计大约1500人以上。1975年以来，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和其它几所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本科生2000人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大学的研究生院，还培养了硕士研究生二三百人、博士研究生数十人。新培养的青年考古人员，大都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经受较好的训练，特别是通过田野考古实习和撰写学位论文，对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有了相当程度的掌握，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考古工作第一线的业务骨干，迅速取得可喜的成绩。
随着考古队伍业务素质的改善，各地在原有文博单位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考古研究机构，注意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明确当地考古工作的学术目的性，有计划地开展重点发掘，因而学术水平明显提高。过去，许多地区的考古工作，几乎限于清理历史时期的墓葬，对史前文化遗存所知甚少。现在，各地普遍加强了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注意搞清楚当地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序列，对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和手工业遗址也加以重视，又注意进行不同时期的典型墓地系统发掘，努力消除本地区的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许多地区还曾大面积揭露保存较完整的原始聚落遗址，并且从宏观上揭示大范围遗址群的组合关系，获得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现代科技方法的进一步应用，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早在50年代发掘半坡遗址的时候，即已着手的生态环境考古，受到考古学家和有关自然科学专家更多的关注，关中、华北、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环境考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灰像法、水选法的运用为获取农业考古资料开辟了新的途径。现代科技方法的应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断代技术方面，碳十四年代测定已积累2000多个数据，热释光和其它方法的测定也有相当成绩。古物成分与结构的多种分析，尤其是青铜器所含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瓷器所含微量元素分析，以及穆斯堡尔谱等项测试的初见成效，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信息。再如，遥感技术勘测、水下考古、计算机应用、碳十三食谱测定等项工作，也都先后起步，不断取得显著的成果。
改革开放形势下与日俱增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使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基本封闭的状态得到改变。某些年轻的考古学者，热情介绍当代西方国家的当代考古学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的“新考古学派”），选译它们的代表性论著，从而引起大家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讨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学者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彼此讨论有利于开拓思路，积极作用自不待言。最近几年，在中国考古学界研究水平普遍提高、相继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讨论的情况下，苏秉琦重新提出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代史和从世界角度认识中国考古研究的任务，表明了几代中国考古学家梦寐以求、为之奋斗多年的夙愿，正在成为广大考古学者的实际行动。大家要求在逐步建立和充实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同行一切有益的东西，不仅引进新的技术，而且引进新的方法，这正是中国考古学界面临的迫切任务。研究方法的发展变化，除前已述及生态环境考察受到较多的关注外，其它各个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表现。例如用埋藏学观点解释远古人类活动的行为痕迹，用概率分析等数学方法分析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再如用民族考古学和人口学方法，分析考古遗址的聚落形态和墓葬制度，进行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等等。当前，诸多考古学者参与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在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历史，主要依靠考古研究来逐步阐明。从近代考古学在我国诞生之日起，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便备受重视。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所作田野工作有限，基本轮廓并不清楚，地域空白和年代缺环都很严重。旧石器时代，除周口店遗址作过大规模发掘，对北京猿人及其文化所知较多外，仅在少数几个省份发现十多个地点。新石器时代，全国仅发现二三百处遗址，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其中作过发掘的很少，发掘的面积也都不大，因而对几种已知新石器文化的认识若明若暗。面对如此贫乏的资料，出现种种不适当的臆测，给中国文化西来说以可乘之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个地区都已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分布很广，从喜马拉雅山北坡，到黑龙江畔和东海之滨，普遍有所发现。其中，作过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有一百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更是遍及全国，见于发表的约有八九千处，多数省份都已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大规模发掘，逐渐明确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情况。事实说明，中国史前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有自己的特点，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
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年）、《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1984年）二书，以及张森水著《中国旧石器文化》（1987年）、高星主编《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2002年）等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的进展情况。
现有资料表明，我国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猿人化石埋藏丰富的国家。属于早更新世的早期猿人化石和文化遗物已有若干发现，尽管曾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在学术界的共同关注下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国际上的人类学家曾经主张，人类起源于非洲，大约100万年前才扩散到亚洲和欧洲。这是由于过去在亚欧大陆发现的猿人化石，一般不超过100万年。1965年发现的元谋人化石，经反复进行古地磁学测定，参照同出动物化石的研究，多数学者赞同其年代应为距今170万年。后来又在元谋人化石地层发现石器。人类在中国大地劳动生息的历史，由此提早了100万年。后来，云南等省更接连发现人猿超科的化石材料，又在安徽繁昌等地发现肯定无疑的早更新世早期石制品。于是引起人类学家的重新思考，推断亚洲和非洲可能都是人类的发祥地。
积累资料最丰富的北京猿人遗址，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出土石器的系统整理，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北京人及其文化，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由吴汝康主持进行的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有十多个单位的12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事，经两年努力取得的研究成果，集合为《北京猿人遗址综合报告》（1985年）。厚达40米的北京猿人洞穴堆积，经划分层次进行的细致考察，获知不同层位之间在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动物群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经多种手段测定的数据表明，洞穴底部堆积形成于70万年以前，顶部堆积则形成于距今20万年左右。由此判定，北京人生存的确切年代，应为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左右的大约50万年。北京人石器的系统整理和分类研究，开始是1958年起由裴文中、贾兰坡指导的一个专业小组进行，后来裴文中和张森水师生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工作，著为《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1985年）。所作研究表明，北京人石器的形态规整程度、类型分化情况和加工方式，都呈现进步发展的过程，并且进步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从而使北京人石器的特点、北京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在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得到具体的阐述。
四十多年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在大量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我国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发展序列。历年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较多的华北地区，除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的泥河湾层遗存及北京猿人遗址外，主要有：早期的蓝田人及其文化、匼河文化，中期的大荔人及其文化、丁村人及其文化、许家窑人及其文化，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萨拉乌苏文化、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虎头梁文化和下川文化，等等。这些遗存，连同过去发现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都已采用铀系法或其它方法测定其绝对年代，通过比较研究，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进程有了较多的认识。与华北地区毗连又有密切文化联系的东北地区，近年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并初步建立发展序列。辽宁本溪附近的庙后山是我国已知最靠东北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营口金牛山洞穴发现的头盖骨较完整的人类化石，则属早期智人。
过去考古工作薄弱的广大南方地区取得较大的进展，一些地方发现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遗物，大片地域上的空白被逐渐填补。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及珠江流域的两广地区，普遍发现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的石制品组群，构成我国南方地区颇具特色的一种旧石器文化类型。若干测定数据表明，这类石制品并非一个时期的产物，有的年代较早，而延续的时间较长，其间的时空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发现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贵州黔西观音洞埋藏甚为丰富，所出石器以石片制作的小工具为主，与北方地区的北京猿人文化对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彼此同少异多，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方法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进展，还表现为用埋藏学观点对旧石器地点进行宏观的综合考察，以期获得更多人类生存的信息。江陵鸡公山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平原人类活动遗迹，在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揭露出人类居址、石器打制场和动物屠宰场，年代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难得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人类如何从洞穴走向平原，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它有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有资料的研究又表明，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南方和北方在文化上便有密切的联系，并且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已成为可能，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确实存在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某些因素。实验考古学和微痕分析的应用，对于判别石器、骨器的制作方法和用途，以及碎骨的形成原因，有重要的帮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探寻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工作，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都有一定的成绩。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进展尤为显著，历年公布的田野考古资料和发表的专题论文，在已有考古研究成果中占最大比重。夏鼐、苏秉琦的某些论文，安志敏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1982年），佟柱臣著《中国新石器研究》（1995年），张忠培著《中国北方考古文集》（1986年），严文明著《仰韶文化研究》（1989年）、《史前考古论集》（1998年）和《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年），以及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二、三辑（1987年、1987年、1993年）等书，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论著。特别是白寿彝为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1994年），由苏秉琦任分主编、严文明和张忠培执笔，内容包括：“我们的远古祖先”（约180万年前至1万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3500年）、“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和“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四章。该书充分利用和总结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现有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中国史前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在大量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逐步弄清楚各地考古学文化的文化面貌、发展序列与谱系，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首要课题和基础工作。50年代后期，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初步展开，各地陆续发现与过去所知有限几种新石器文化差别明显的遗存，如何恰当地对其命名、推进考古研究的发展，成为考古学界面临的突出问题。夏鼐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考古》1959年第4期），阐述考古学上“文化”的含义、文化定名的条件和方法。该文指出：“考古学文化是指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具有一群特征明确、经常伴出的类型品，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存的小地名来命名”。又说：“这种类型品的发现最好不止一处，不是个别例外的东西；必须对典型遗存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认识它的特征；一种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分型作为某一文化中不同分支的特征”。夏鼐还强调，对文化定名问题应持严肃的科学态度，预见到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的复杂情况，认为“那些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那些只是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如何界定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和分期方面，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需要将来再详细讨论。这些意见被广大考古学者迅速接受，于是接连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名称，并且得到大家的确认。新石器时代研究由此克服了错误倾向，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60年代初期，随着若干典型遗址的发掘和有关资料的积累，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类型、分期及发展关系，展开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黄河下游发现新的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并且找到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地层学证据。长江流域新发现的遗存，中游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或称“石家河文化”），下游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过去已知的良渚文化，由此建立江汉地区和太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70年代以后进行的一系列重要发掘和对已有资料的排比分析，特别是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的广泛应用，使中国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并逐步完善起来。1977年，夏鼐发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考古》1977年第4期），第一次以较多碳十四年代数据为基础，结合对各地新石器文化特点和源流的分析，全面讨论中原地区、黄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其它地区（闽粤沿海、西南、东北）的文化发展问题。苏秉琦则在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的几次讲演中，对中国新石器文化在已有分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为六个大区，即：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方地区（包括东南沿海、岭南和西南几省），及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包括东北、西北几省），每个大区又被各自分成若干区域类型。他还将六个大区概括为面向大陆和面向海洋两大部分：由长江中游向西、向北是面向大陆部分，向东、向南是面向海洋部分。夏、苏二位先生这样一番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对我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研究起了奠基和开拓的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地考古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截至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限于黄河流域（包括中原地区和上游、下游地区）及邻近的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南部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至于其它广大地区，或有相当程度的缺环，或仍近于空白，有待于大力开展工作。
随着一些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逐步建立，探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便提上议事日程。50年代末，陕西的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岭、西乡李家村等遗址，即曾发现年代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当时已有学者指出，这种遗存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可靠线索，但未引起考古学界的普遍重视。70年代以来，通过对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陕西临潼白家、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的发掘，使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得到确认，并以各遗址为代表对几种分布范围不同的遗存命予新名，有的学者将其泛称为“前仰韶文化”，年代测定表明上限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以前，我国古代农业文化的年代，由此提早了1000多年。与此同时和随后，黄河下游发现早于大汶口文化的北辛文化、后李文化，长江下游发现早于马家滨文化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华南和内蒙古等地区也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文化，据测定上限均早至公元前5000年以前，但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1986年，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石磨盘、碎陶片及动植物遗骸，其地理环境具有湖沼由湿变干的特色，据测定距今已达万年或稍早。90年代，长江流域更有一系列重大突破，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发现旧石器时代末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地层序列，以及栽培稻和制陶起源的遗迹；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栽培水稻标本，澧县城头山发现距今六千多年的水稻田遗迹。这些重要发现表明，中国大地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问题，已经趋于解决。
既然一些地区建立了各自的文化发展序列，又分别发现文化系统不同的早期遗存，学者自然会重新考虑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是否一元这个重要课题。过去的一般看法，多倾向于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然后由这一个中心向四周传播。夏鼐早在1962年即已认为：“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与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
1977年又在关于碳十四年代的文章中，更加明确地指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类型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条件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将一切都归之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的传播论更加适合于当时的真实情况，更能说明问题。”苏秉琦则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又说：“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从那时到现在，经过二十年的进一步实践，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起源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
。
大面积揭露原始聚落遗址与氏族公共墓地，进行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的分析研究，为探讨史前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可贵的信息。内蒙古东部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完整的聚落遗址，距今7000多年。该聚落有壕沟环绕，两座大房子居中心部位，周围分布十几排100多座中小型房屋。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前期的聚落遗址和房屋发掘较多，其中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的聚落布局较为完整，距今6000多年。其居住区也有壕沟环绕，中心广场的四周分布五组房屋，每组均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再有20来座中小型房屋，屋门都朝向广场。仰韶文化后期的房屋发掘较少，聚落布局不够完整，郑州大何村发现双间和多间的套房。河南淅川下王岗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长屋，距今5000多年，整个建筑现存32间，分为20个单元，有单间、双间和多间几种。在安徽蒙城尉迟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揭露长屋30余间，聚落周围也有壕沟环绕，距今近5000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殿堂，由主室、后室、左右侧室和门厅组成，占地总面积420平方米，地面硬度与现今100号水泥地坪相当，是目前所知5000年前面积最大、质量最高的宏伟房屋建筑。严文明曾对仰韶文化的房屋建筑和聚落形态进行全面研究
，认为：“仰韶前期的聚落一般为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其内部组织严密，经济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后期聚落已明显分化，出现了较高级的分间式房屋和中心聚落，同外部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并为早期城市的出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严文明和张忠培等学者，又对截至80年代初发掘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地资料，特别是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的合葬墓进行讨论，揭示当时社会存在的家族、氏族、部落几级组织及其严密性特点
。最近十年发表和尚待发表的墓地资料更加丰富，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发掘墓葬1700多座，大部分属马家窑文化，其中有较多夫妇或家庭成员合葬墓；临潼姜寨仰韶文化前期聚落废弃形成的后期墓地，发掘墓葬180多座，大部分为合葬墓，一般20人左右，最多80多人，不分性别和老少，共计埋葬2200多人。山东兖州王因大汶口文化墓地，发掘800多座墓葬，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一次或二次合葬墓，共计埋葬1000多人。深入分析这些墓葬资料，将使史前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广泛进行我国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判明各地的居民种系、体质特征和人工畸形现象，也陆续取得显著的成绩。
80年代以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共同关注的首要课题。开始是夏鼐于1983年，在去日本访问时就此问题所作电视讲演中指出：“〔这种〕探索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他还根据当时掌握的考古资料表示：“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该文于1985年译成中文发表，见《文物》1985年第8期，又见《夏鼐文集》第二册）1986年，苏秉琦根据新发现的红山文化大型祭坛、神庙和积石冢，推断“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而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五千年文明古国等论点
。随后，其他学者发表一些看法，例如安志敏、邹衡便强调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时期没有与商周文明共有的那些因素，因而尚未跨入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即与夏鼐的意见基本一致；再有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时代形成于龙山文化中晚期，距今四千多年，约当古史中的夏代或唐虞时代
。
20世纪末期，各地发现一批与文明起源问题相关的重要遗迹。例如，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多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一般为三五万至十多万平方米，规模最大的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为20多万平方米，与附近同时期聚落遗址相比，具有中心城邑性质；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城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许多房屋基址，城外发现随葬玉器的墓葬，周围分布40多处同时期遗址，中心城邑性质更加明显。再如，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中部为建有大型殿堂基址的巨型人工营建土台，附近又有祭坛和贵族坟山，贵族大墓出土大批制作精细的琮、钺和其它礼仪玉器；山西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墓地，贫富悬殊、等级分明，少数大中型墓的随葬器物具有礼制特点，几座大墓都出土了上百件成套的乐器、彩绘陶器、漆器和其它器物，而大量的小墓则几乎都没有随葬品；山东临朐朱封的龙山文化大墓，葬具采用两层或三层棺椁，随葬较多精美的陶器和玉器，与其它地方的中小型墓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为了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9～1991年组织所内外部分学者，对这类考古发现进行专项学术考察和讨论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1年召开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是讨论的重点
。通过几年来的研讨，多数学者对文明因素的开始出现与文明社会的产生、文明时代形成的标志、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等问题，逐渐取得不同程度的共识，进一步确认“龙山时代”出现早期城市，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已经临近文明的门槛。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研究，是中国考古学中形成较早的一个分支。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著录大量的商周铜器，其中许多器物具有史料价值颇高的铭文，因其并非科学发掘所获，又未采取类型学方法进行编年研究，学术价值受到很大的局限。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兴起以后，曾在安阳殷墟进行持续十年的大规模发掘，在宝鸡斗鸡台、浚县辛村、辉县琉璃阁等地发掘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但是，截至50年代初期，这些重要的发掘资料多未详细公布，难以作进一步研究。
1950年代以来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的进展，首推将文明灿烂的殷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大段缺环逐步连接起来。开始是在郑州二里冈发现年代早于殷墟的商代前期文化，继而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夏文化探索和商文化溯源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商代、西周和东周列国的都城，以及其它重要的遗址和墓地，都进行了有计划的勘察发掘，又在逐步建立各类考古资料年代序列的基础上，开展了多方面的专题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对商周社会物质文化的认识。商周考古方面的综合性论著，主要有郭宝钧著《中国青铜器时代》（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义《商周考古》（1979年），邹衡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年）及其《续集》（1998年），李学勤著《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年），以及李伯谦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8年）等书。
关于夏文化问题，早在19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臆测性看法，真正从考古学上探索则肇始于50年代末期。先是古史传说专家徐旭生梳理夏部落活动区域方面的有关资料，确定实地考察的重点地区，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河谷的登封、禹县一带，再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经徐旭生偕同考古学者进行广泛调查
，在此重点地区的不少地点，发现年代早于二里冈商代前期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通过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长时间发掘，使这种遗存的面貌和分期得以逐渐明确，并且先后揭露两座遗址晚期的宫殿基址，因而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与此同时，又对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南龙山文化进行类型和分期的研究，还对被视为“禹都阳城”的登封王城岗龙山晚期城堡进行发掘。于是，夏文化探索便围绕二里头文化分期及其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冈商代前期文化的关系，二里头、王城岗两遗址是否夏代都城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二里头文化早期属夏文化，但由于学者对夏商文化是否同源、夏商年代如何划分这类问题的认识不同，相互之间仍有较大分歧。主张夏商文化来源不同的学者，有邹衡等人。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或以为第四期是进入商纪年的夏文化），它的早期（即第一、二期）与晚期（即第三、四期）之间虽有差别，仍属同一类型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主要来源，但不在夏纪年的范围之内。又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与太康和桀所居斟
有关，宫殿基址是夏王朝的宗庙；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已有质的变化。主张夏商文化同源的学者，有主持郑州商城和王城岗遗址发掘的安金槐、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赵芝荃等。他们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即第一、二期）直接承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者均属夏文化范畴；二里头文化早期与晚期之间（即第三、四期之间）的差别，是商灭夏这一历史变革的反映。他们又曾分别提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晚期可能属汤都“西亳”（偃师商城发现后改变为汤灭夏后所作“夏社”）。需要指出的是，二里头遗址发掘三十余年积累的丰富资料，近年已经部分地详细公布，使种种问题得以更加深入的研讨；二里头遗址发掘更有新的突破，先后发现前所未知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宫殿基址和铸铜作坊遗迹，晚期的多座宫殿基址和宫墙。这为探索夏文化带来新的希望，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都斟
所在的主张，得到较多学者的赞同。
在探索夏文化的同时，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先商文化等问题，也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先商文化来源于豫北、冀南的龙山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及其前身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煤山）类型为平行发展关系。有的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豫北和豫东类型是先商文化。又有学者提出，豫东类型龙山文化是有虞氏的文化遗存，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或岳石文化是东夷系统的文化遗存。还有学者将中原以外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与当地有关夏人（主要是禹和桀）居留的传说联系起来，用夏王朝灭亡后的部族大迁徙观点进行解释。凡此将文化因素分析与古史传说资料相结合进行的探讨，无疑是我国原史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慎重从事，持续努力，必将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成果。
商代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是从后期的安阳殷墟上溯到二三百年前的商朝建国初期，先后发现两处当时的城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两座宫殿基址。关于郑州商城的年代和范围，考古学界曾有较大的争议，后来意见趋于一致。城址周长近7公里，营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前后。城址内部的宫殿基址，外围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地，都已进行一定的发掘。但对郑州商城究竟建于那一代商王，则有仲丁隞都、成汤亳都两种看法。郑州西北郊小双桥发现略晚于郑州商城的宫殿基址及祭祀遗迹以后，又有那里是郑州商城祭祀场所，还是仲丁隞都真正所在的争论。偃师发现的商代城址，范围比郑州商城稍小，城内发现布局规整的宫殿、府库，以及园囿、作坊等遗址，其始建年代可能略早。发掘者根据城址的规模和格局均非一般，以及其它有关资料，推定其为汤都西亳，有的学者虽持不同看法，但不否认其是商代初期的重要城邑。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始建年代和性质，关系到确定夏商文化的分界，正确认识夏、商之间的文化关系，从而极大地促进夏文化和先商文化问题的彻底解决。
过去积累考古资料较多的安阳殷墟，通过5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的有计划发掘，对商代后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分析，进行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为这种深入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长时间的勘察发掘，又使殷墟布局得到进一步明确。现有发掘资料表明，殷墟的各种重要遗迹，无论是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是大型和中小型墓葬，绝大多数都属于殷王武丁及其以后时期，年代早于武丁时期的很少或绝无。因而，殷墟究竟是盘庚所迁，还是武丁及其以后的殷都，重新成为有关学者关注的课题。特别是近年又在殷墟东北发现洹北商城，范围大于郑州商城，遗存年代属殷墟一期或更早，并且在南北中轴线上揭露出规模宏大、严整有序的宫殿区，更有学者认为殷墟是武丁以后所都，这里才是盘庚所迁之“殷”。
历年来的殷墟发掘中，占比重最大的是3000多座墓葬。其中，1950年在王陵区东部发掘的武官村大墓，曾经引起学术界对殷代人殉现象的关注。后来，又对武官村附近殷代祭祀先王的人祭坑，几次进行大面积揭露。这种人祭坑，早在30年代即曾作过较多发掘，累计总数1400多座，发现身首分离的人牲骨骸达一万多具（一般每坑10具），充分反映了殷代大量用人祭祀的悲惨情景。1976年发掘的武丁配偶妇好墓，是殷墟发掘六十多年来唯一未经盗掘的高级贵族墓葬，为研究殷代的青铜器、玉器和礼制提供了可贵资料。殷墟西区分属不同墓区的中小型墓葬，各个墓区随葬陶器的组合和铜器铭文的族氏符号往往有所不同，表明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氏族或家族。根据殷墟发现的大量墓葬资料，探讨当时的阶级状况、等级制度和血缘、亲属关系，对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有重要帮助。这些年来殷墟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无论数量之大和精美程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多年发掘所得。《殷墟青铜器》（1985年）和《殷墟玉器》（1982年）二书集录了这方面的重要资料，反映了郑振香、杨锡璋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安阳殷墟头骨研究》（1985年）一书，则是杨希枚、潘其风、韩康信三位学者，对殷墟发掘以来出土人头骨的研究成果总集。
扩大对商殷文化分布和影响范围的认识，并进行文化区域的研究，是商殷时期考古的又一重要进展。现有资料表明，黄河中游商朝王畿之地周围，北起冀中平原，南到江淮、江汉一线，东起山东胶莱平原，西至关中东部，是与商殷文化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地区。在此范围内作过较多发掘的河北藁城台西、湖北黄陂盘龙城、西安老牛坡等遗址，山东益都苏埠屯、滕州前掌大两地的大墓，以及河南罗山蟒张墓地，均属商朝在各地重要据点的遗迹，它们的文化遗存虽有一些地方风格，但在整体上仍具有商殷文化的共同特点。再推进到更加广阔的范围，北起长城内外，南至两广北部，东起胶东半岛，西至甘青地区和四川盆地，分布有与商殷文化关系程度不同的各种青铜文化。其中，令人惊异的两项重大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分别出土许多前所未见的大型珍贵铜器，表明当时在长江流域存在不同系统的发达青铜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受到商殷文化的深刻影响。当然，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总是相互的，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商殷文化的关系同样如此。以胡厚宣为导师的宋新潮的博士学位论文《殷商文化区域研究》（1991年），对这方面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有较大的发展。50年代着手进行至今的丰镐地区发掘，不断增进对西周物质文化的认识，完善西周考古资料的年代序列，为其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50年的努力，已在这一带地方，发掘上千座西周不同时期的墓葬，其中包括葬制规格较高的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贵族的族葬墓地；并且发现年代早至灭商以前，即文王作邑于丰时期的遗存。特别是在沣河的西岸和东岸，分别揭露十多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为判明丰、镐二京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
地跨岐山、扶风二县的周原，作为文王迁丰以前的都邑和西周时期的要地，曾于70年代进行大规模发掘，先后揭露西周早期的一处两进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基址，西周中期的一组体量较大的全瓦顶庙堂建筑基址；发现埋藏众多有铭铜器的窖藏、手工业作坊遗迹、贵族和平民墓地，还出土一批刻辞甲骨，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西周时期的考古资料。探寻西周东都洛邑的考古工作，也是70年代开始才有所突破。此前受到考古学者关注的洛阳西郊涧河两岸，经调查发掘并未发现西周时期的丰富文化堆积和重要遗迹遗物。而在洛阳东郊的瀍河两岸，却发现范围较大的西周贵族墓地，发掘出土周王重臣所作有铭铜器，以及成套车马铜饰等高级随葬器物；又在墓地附近发掘一处为周室铸造青铜礼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曾发现可能是殿堂基址的夯土遗迹。种种情况充分说明，洛邑大概就在这一带地方。
西周时期诸侯国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河南平顶山应侯墓地、三门峡虢公墓地。几处墓地都发掘出多座葬制规格很高的大墓，出土了记载该国国君爵称、人名和重要史实的有铭铜器。有的大墓保存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乐器和佩玉，还曾发掘出附葬的车马坑。墓地附近，又发现当时都邑的遗址或其重要线索。其中最可贵的是晋侯墓地，先后发掘九代晋侯及夫人的19座异穴合葬墓，年代跨整个西周中晚期。曲阜的鲁国故城，经勘察至迟形成于西周晚期，城垣之内已发现西周早期的遗迹。这些发现，连同30年代发掘的河南浚县辛村卫侯墓地（现属鹤壁市），对西周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宝鸡茹家庄、竹园沟两地发掘的一批文献失载的
国墓葬，出土了较多典型的西周早期风格铜器，又有一些可能属氐、羌族的寺洼—安国式陶器以及巴蜀式器物。长江下游特有的“土墩墓”作过不少调查发掘，随葬器物以地方特点突出的原始瓷器为主，个别青铜礼器则中原风格与地方特色并存。这些情况，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同地区复杂的民族文化关系。
历年来，特别是70年代以后，各地出土西周铜器的数量相当可观，有铭文的多达六七百件，西周前期几乎每个王世都发现新的标准器，过去标准器较少的西周中期更显著增多，这对于西周铜器的断代和分期研究有很大的推进。其中，史料价值较高和铭文字数较多的器物，例如利簋、何尊、宜侯夨簋、史墙盘及“裘卫四器”等，又为研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提供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文字史料。
东周时期普遍出现设防城市，是当时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过去对东周城址所作考古工作较少。1950年代以来，对洛阳东周王城、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邹县邾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侯马晋国故城、夏县魏安邑城址、新郑郑韩故城、邯郸赵国故城、平山中山灵寿城址、易县燕下都城址，以及江陵楚纪南城、凤翔秦都雍城等遗址，都曾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发掘。这些都城遗址的范围很广，一般都有十多平方公里。鲁、齐、楚三城，已经探明城墙和城门的位置，并大体了解城内的布局情况。其它城址多仅知城垣范围，甚至城垣也未能完全判明。尽管如此，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座城址像《考工记》记载的那么规整。列国都城内外的重要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的主要有：侯马的晋国盟誓、铸铜遗址，秦都雍城的朝寝、宗庙遗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以及楚纪南城的宫殿、水门遗址等。列国都城的勘察和重要遗址的发掘，有待于更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将为当时各国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物证。
各地发掘的东周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在列国都城和其它城市附近，总计约有七八千座，是研究各地经济、文化和礼俗的宝贵资料。根据现有发掘资料，可将东周墓葬分为几个区域：中原地区，包括洛阳附近的周墓，以及邻近的三晋和郑、虢等国墓葬，属传统的周制范畴；南方的楚墓，葬制与中原有较大差别，历年发掘和公布的资料最多，出版有《江陵雨台山楚墓》（1980年）、《信阳楚墓》（1986年）、《淅川下寺春秋楚墓》（1991年）、《当阳赵家湖楚墓》（1992年）、《包山楚墓》（1993年）、《江陵九店东周墓》（1995年）、《长沙楚墓》（2000年）；关中的秦墓，地方特点也很突出，多为雍城、咸阳附近的小型墓葬。发掘资料公布较少的齐、鲁、燕三国墓葬，与中原地区接近，又有一定的特色。吴、越等国地区，则与楚国有较多的联系。其中，随葬器物异常丰富的高级贵族墓葬，如淅川楚令尹墓、太原晋卿墓、寿县蔡侯墓、固始“勾吴夫人墓”（？）、随州曾侯墓、淮阳楚王墓、平山中山王墓，以及沂水莒君夫妇墓、光山黄君夫妇墓等，分别出土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物。凤翔雍城附近发现的秦公陵园，以及其中已被发掘的秦景公墓，规模之大实属罕见，但因早年遭受严重盗掘，未能获得大量的珍贵文物。
根据典型考古资料，并与相关学科专家密切合作，研讨两周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认识。目前所知，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人工制作铁器的年代，已上溯至西周晚期，为三门峡虢公墓出土的玉茎铜芯铁剑。春秋时期则有甘肃灵台的铜柄铁剑、宝鸡益门村的金柄铁剑，以及凤翔秦公大墓所出铁质掘土工具等项。经检测，我国的早期铁器属“块炼铁”制品，这虽然比欧洲出现的时间要晚，但不久便拥有生铁制品，又比欧洲早1800多年。发展到战国时期，用块炼铁渗碳成钢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等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对当时铜矿的开采、冶炼和青铜铸造等生产状况，有了更加明确的了解。淅川楚令尹墓所出铜禁和随州曾侯墓所出尊盘，被确认为我国年代最早的失蜡法制品。可靠的实物证据表明，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熟练地掌握这种高超的铸造工艺。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衣物，充分显示出当时丝织工业在饲蚕、缫纺、织造、炼染及刺绣方面的发达水平。西周钟双音现象的被发现和编钟音阶结构的判明，曾侯墓编钟制作工艺的考察及根据测音资料和乐律铭文所作研究，使我们对两周时期乐器的制造和乐律水平，有了和过去迥然不同的认识。
至于整个商周时期青铜器的整理研究，除铜器铭文的系统整理将在本文末尾关于出土文献资料部分集中介绍外，铜器图像和纹饰的资料选编主要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全书6册，已出4册），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年）等书，所收资料都十分丰富。综合性论著有郭宝钧遗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1981年）、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1988年）、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年）、李学勤著《新出青铜器研究》（1990年）等书。《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8年）作为《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一种，由马承源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十多位知名专家负责分编。全书共16卷，所收资料以考古发掘品为主，酌收国内外博物馆所藏有代表性的传世品，以时代为纲、地区为纬进行编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全貌。内容以商周时期为主，兼及秦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历代铜镜，总计收录中国青铜器2700件。这是目前收录资料最丰、印制最精的一部中国青铜器集录，堪称皇皇巨著。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其工作基础也很有限。金石学家曾对非发掘出土的石刻文字和古器物资料，如碑刻、玺印、钱币、铜镜，乃至瓦当、封泥、画像石等，作过一定的搜集和整理。某些外国学者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情况下，潜入西北、东北、华北和其它地区进行考古活动，曾发掘出一批汉唐等时期的遗址和墓葬，攫取许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计划地开展这个时期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工作，使各方面的考古资料得到较为丰富的积累，从而更加全面地揭示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具体面貌。
这个时期的综合性论著，目前正式出版的不多。关于汉代考古的重要论著，主要有：俞伟超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讲义《战国秦汉考古》上册（战国、秦、西汉部分，1973年）及《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年），王仲殊去美国讲学的讲稿《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分别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1991年），则将汉代物质文化方面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与考订。汉代以后，较重要的有宿白在北京大学执教的讲义《三国—宋元考古》上册（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1974年），后来将其中鲜卑遗迹的章节增补，在《文物》月刊连载（见1977年第5期、第11期和1978年第7期），是鲜卑考古方面的重要论著。近年，其它大学的教师，有的曾将汉唐时期考古的部分讲义交付出版。
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是秦汉及其以后时期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即已进行较多工作的主要有：西汉长安城遗址，东汉和北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境），以及金中都和元大都遗址（在今北京市区）等项。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这些城址的整体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现有考古资料足以说明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城址的平面形状、宫城在城内的位置，主干大道的分布及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十分明显，生动地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80年代以来，又对中国都市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邺城遗址（在今河北临漳县境），进行有计划的全面勘察，大体了解该城的布局特点。另外，还对三国时代的孙吴武昌城（在今湖北鄂城）、六朝建康城（在今江苏南京）、北魏平城（在今山西大同）、北宋汴梁城（在今河南开封）、南宋临安城（在今浙江杭州）、明中都城（在今安徽凤阳）等遗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实地考察。作过较多考察的重要地方城市，则有隋唐扬州城遗址、西夏和元代黑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处。
历年来，在各个都城遗址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勘察与发掘。其中主要有：秦都咸阳宫殿和阿房宫遗址，西汉长安的宣平门、未央宫、武库、东西市及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东汉洛阳城南的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遗址和刑徒墓地，北魏洛阳的建春门遗址和永宁寺塔基，东魏、北齐邺南城的朱明门遗址，唐代长安的明德门、含光门、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西明寺、东西市等遗址，唐代洛阳的宫城应天门东阙、武则天明堂、上阳宫园林和白居易故里、含嘉仓城等遗址，辽中京的佛寺遗址，元大都的和义门瓮城城门和若干民居遗址，以及秦始皇时渤海岸边的行宫遗址、唐代华清宫和九成宫遗址、黑城的元亦集乃路总管府遗址等项，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展现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
一系列都城和重要地方城市遗址的勘察发掘，大都未曾发表详细的考古报告，现已出版的仅有《汉长安城未央宫》（1996年）、《北魏洛阳永宁寺》（1996年）、《唐长安大明宫》（1959年），更缺乏系统论述的考古学专著。王仲殊1982年在日本的讲演《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概述两汉至北魏时期都城的发展，探讨其间演变的趋向和规律。宿白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考古》1978年第5期），则对隋唐两京布局的特点及其影响，进行详细的阐述。历史学家杨宽所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根据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参照现已公布的考古资料，研讨先秦、秦汉、北魏和唐代都城制度的发展，以及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
秦汉及其以后各代的陵墓，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对象。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秦汉时期有：秦始皇陵陵园的勘察和陵侧兵马俑坑、铜车马坑、陪葬墓地的发掘，西汉十一陵的全面调查，汉景帝阳陵兵马俑坑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河南偃师县境西晋文、武二帝陵的勘定，南京、丹阳一带东晋和南朝若干帝陵的发掘，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和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发掘，河北磁县湾漳东魏北齐时期大墓（应为某代帝陵）的发掘；唐代有：关中十八陵的全面调查，特别是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和武则天乾陵、睿宗桥陵等的重点勘察；五代有：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后蜀孟知祥和杭州吴越王钱元瓘陵的发掘；宋代及其以后有：巩县北宋诸陵的调查和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的发掘，北京房山金陵的勘探，宁夏贺兰山麓西夏帝陵的调查发掘，以及江苏泗洪明祖陵的调查和北京明定陵的发掘。其中出版大型考古报告的仅有《定陵》（1990年）。通过这些调查发掘，对我国古代帝陵园寝制度的演变有了大体明确的认识，虽已有考古学者撰文论述，但尚无系统的考古学专著问世。杨宽的历史学著作《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考古研究情况。
各地发掘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进行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例如洛阳烧沟汉墓、广州汉墓。鄂城和南京的六朝墓、西安郊区的隋唐墓具有典型意义，为墓葬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标尺，从而得以更加深入地探讨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丧葬礼俗和社会生活状况。其中历史价值较高的发现，仅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列侯墓葬就有：因首次完整复原金缕玉衣闻名的满城中山王墓及广州南越王墓、曲阜鲁王墓、永城梁王墓、徐州楚王墓等大型崖洞墓；北京大葆台广阳王墓、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墓、长沙近郊吴氏长沙王室墓等“黄肠题凑”墓；出土大批帛书、丝织衣物、漆器及帛画、女尸的长沙马王堆轪侯家族墓；以及咸阳杨家湾大墓（墓主或系绛侯周勃父子）、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东汉和魏晋时期有：徐州彭城王墓和定县中山王墓，潼关杨震宗族墓和亳县曹腾宗族墓，河北望都、河南密县、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的壁画墓，山东沂南、江苏徐州、河南南阳等地的画像石墓，以及出土铜奔马和铜车俑的武威雷台汉墓。再如唐代，仅陪葬昭陵和乾陵的就有程咬金、尉迟敬德、李勣、郑仁泰，及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等人墓。其它时代，也发掘过许多王侯、勋戚和名臣墓葬。大批珍贵的随葬器物是各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的缩影。
根据遗址和墓葬出土资料，采用考古学方法进行某些专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在古代钱币方面，由中国钱币学会组织编撰的集成性资料汇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全书共12卷），大型工具书《中国钱币大辞典》（全书共10卷），已经陆续出版。钱币研究突破鉴赏桎梏，走上科学轨道，展现出新的面貌。蒋若是著《秦汉钱币研究》（1997年），通过对可靠资料的排比分析，鉴别先秦和秦代半两，确认郡国、赤仄和三官五铢，是其突出的一例。再如丘光明著的《中国历代度量衡考》（1992年），尽可能齐全地搜集现存古代度量衡器，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检测，进而探讨历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全书共6卷，1993年），系统搜集我国史前至明清时代的玉器精品，考察各个时期琢玉工艺的成就。杨泓著《中国古兵器论丛》（1985年）、孙机著《中国古舆服论丛》（1993年），对古代兵器和舆服进行了专门研究。凡此，都弥补了考古研究的薄弱环节。
编辑出版中国古代石窟资料的学术性集录，特别是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窟形、造像、壁画进行类型组合排比和编年分期研究，是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又一重要进展。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系列，内容包括敦煌莫高窟、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永靖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巩县石窟寺、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安西榆林窟等，共计17个分册。其中最能体现石窟寺考古成果的是新疆克孜尔、库木吐喇两石窟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各卷，载有宿白和其他中国学者的长篇考古研究论文。综合性论著出版有：宿白著《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年），马世长等著《佛教石窟考古概要》（1993年）。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窟前遗址的发掘，是石窟寺考古的新突破。通过前项发掘，得以了解敦煌底层洞窟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变迁。后项发掘，则对判明云岗石窟的开凿程序和开凿技术有重要帮助。
古代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方面。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塔基。出土珍贵文物最多的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所出唐代皇室瘗埋佛骨舍利的法器和供奉品，其中包括丝织品、金银器、玻璃器、瓷器和珠宝玉器等，总计1000余件，档次高，数量多，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尤为突出。
根据考古资料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缺乏实物佐证的研究状况，是196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的重要成就。考古学家和有关学科专家密切配合，认真研究已有的各类实物资料，采用现代化测试手段进行有计划的分析鉴定，具体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新近出版的不同门类科技发展史专著，都注意体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陶瓷方面，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探讨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考查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且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典型标本，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的分期断代。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安志敏、安金槐、冯先铭等考古学家参与执笔，已经出版内容翔实的《中国陶瓷史》（1982年）。再如冶金方面，对出土的青铜器和铁器进行系统的工艺考察，发掘古代铜矿和铸铜、冶铁遗址，进行铸铜工艺的模拟试验，开展放射性铅的同位素分析，以期探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冶铸技术的发展状况；纺织方面，对战国、汉代和其它时期难得完整保存的丝织物标本进行工艺考察，展现了我国古代纺织工业高超技术的实际情况
。这些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使其专业技术史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对于天文历算、地理舆图、水利交通、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等方面的历史研究，也提供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资料。夏鼐著《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1979年），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截至70年代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也汇集了他本人对我国古代纺织、天文、冶金等方面实物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的名作。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收获。例如，东北地区含青铜短剑的东胡、肃慎等族文化，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以透雕青铜带饰为显著特征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和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和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等。同时，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障燧遗址、内蒙古和相邻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遗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址，重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勘察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阔边疆与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佟柱臣著《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1991年），较为全面地反映这方面情况。冯汉骥的《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985年）和童恩正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1990年），则是西南地区考古方面的重要论著。其它边疆地区，也有一些考古研究的论著。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受到重视。有关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主要有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等文物，夏鼐对这方面作过较多详细的考察。近年太原隋虞弘墓等处发现的火祆教彩绘石雕，揭示了入住中原的中亚粟特人的生活面貌。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所开展，除在宁波、泉州两地发掘宋代沉没的海船外，还进行了古外销瓷问题的研究。再有王仲殊等根据我国考古发现，对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0年代以来出土的各类文献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历代碑志及简牍、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的发现。整理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田野考古更加紧密的结合，注意出土时的层位和组合关系，并且力求将各类资料清理得比较彻底，以便更加全面地进行系统研究。
殷墟甲骨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2年）。这部集成性甲骨资料汇编，名义上由郭沫若主编，实际为胡厚宣主持编纂工作。其拓片集13册是在对70年代以前殷墟出土甲骨资料进行广泛调查和全面整理的基础上，遴选较有学术价值的41000余片，按照分期、分类的方式汇编成书。至于资料来源说明及释文，则另行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等编《小屯南地甲骨》（1980年、1983年），将1973年殷墟发掘出土的4000余片甲骨，采取考古报告的方式公布，即按照出土单位著录，并且附有释文、索引、摹本和钻凿形态，为甲骨学研究提供完整的科学资料。姚孝遂等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将《甲骨文合集》连同《小屯南地甲骨》和近年出版的英国、日本、加拿大所藏甲骨集录，逐条摹写并对应以释文，使甲骨资料辑录得更加齐全。姚孝遂等又编有便于检索的工具书《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与《甲骨文合集》相映成趣，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甲骨学方面，影响最大的论著，是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1956年）。这部全面而详细总结甲骨学成果的通论性著作，系统地整理了前人、近人甲骨文研究的各种可取说法，根据已有资料进行补正和修正，并且综合地叙述殷墟甲骨各方面的重要内容。由于作者对甲骨文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掌握得比较充分，论述问题既注意甲骨文本身的内部联系，又将其与文献记载、考古资料、西周金文相印证，加以他对甲骨断代学有新的发展，因而对诸多问题探讨得较为深入。该书既可供专门研究者参考，又能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对甲骨学的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为回顾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又出版有王宇信、宋镇豪等撰写的《甲骨学一百年》（1999年）。
商周金文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陈公柔等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年）。其拓片集18册，著录商周金文将近12000器，是目前资料最丰富的金文总集。举凡宋代以来著录、历年来各地出土，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铜器铭文，都尽可能齐全地收录，采取传统的金文著录方式，即按照器类和字数编排；每个分册又附有文字说明，逐器交代原有著录、出土情况、现藏处所、资料来源等事项，便于研究者使用时查核。商周金文的检索用书，首推《殷周金文集成》编辑组成员张亚初独力编撰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002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全书共4册），选录史料价值较高的商周金文926器，附以释文和简注，一般历史考古研究者使用较为方便。容庚编著的《金文编》，经其弟子马国权、张振林先后协助，由张写定为新的修订本（1985年）。修订本与1959年第三版相比，内容更加充实，采用器铭和所列字头增加四分之一，重文增加三分之一以上，仍是目前最完整的金文字典。
金文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梦家著《西周铜器断代》（2004年）和唐兰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年）两部遗著的未完稿。陈书写作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接近完稿，考释器铭二百余器，涉及的关联器则不下四百器。唐书写作于70年代，写至穆王而未完，考释近二百器，穆王未完部分和穆王以后，存一百多件器铭释文和器目。陈、唐二位先生的未完稿，分别就其见及的西周有铭铜器进行比较彻底的清理，并且都采用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而有所发展，注重所考器铭内容和形制、纹饰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但其注重的程度和论述的详略则有不同，各自成一家之言。二位先生判定的器铭所属王世，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彼此存在不少差异，主要是陈梦家与郭沫若基本一致定为成康时期的许多器铭，唐兰则定为成康以后的昭穆时期，此类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陈书的内容除器铭考释外，还包括探讨西周地理、典章制度、器物形制等问题的若干总论。
战国时期新出土的文献资料，仅随州曾侯墓所出铜器铭文和遣策竹简即达万字以上。较重要的发现，还有湖北、湖南、河南的十多批楚墓竹简，以及侯马、温县的晋国盟书。其中，除铜器铭文已经收入《殷周金文集成》，侯马盟书、曾侯墓简和部分楚简已经发表者外，多数楚简尚未详细公布。已经公布的楚简中，内容多属先秦典籍的荆门郭店简和上海博物馆藏简，受到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战国文字的通盘研究经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黄盛璋等学者的努力，释字水平有较大提高，使之形成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何琳仪著《战国文字通论》（1989年），是这方面较好的通论性著作。战国文字资料汇编和字典有：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1981年），张颔编《古币文编》（1986年），高明编《古陶文汇编》（1990年）和《古陶文字征》（1991年），滕壬生编《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年），施谢捷编《吴越文字汇编》（1998年）等。
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资料，特别是墓葬所出简牍中典籍（或其摘抄）和法律文书的整理研究，更是成绩斐然。目前发现的众多简本典籍，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主要是西汉初期写本，少数属西汉晚期、东汉或秦代，内容涉及《汉书·艺文志》所述各种门类。这便使我们得以看到若干要籍未经汉代学者加工的早期传本，订正了某些古书的成书年代，并且发现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一批方术等类佚书。如此，其在文献学上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法律文书简牍的大量出土，为汉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档案资料。其中，现已正式出版的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容为《日书》和法律文书）、《银雀山汉墓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武威汉简》（内容为《仪礼系》，陈梦家执笔）、《武威汉代医简》，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和该墓所出医简；尚待详细发表的有：云梦龙岗秦简（内容为法律文书）、天水放马滩秦简（内容为《日书》等）、阜阳双古堆汉简（内容为《诗经》等）、定县八角廊汉简（内容为《论语》等），以及江陵凤凰山汉简（内容为《日书》、法律文书等）和张家山汉简（内容为乡里文书）。
以屯戍文书为主要内容的汉代边塞简牍，1930年代中国瑞典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居延地区有较多的发现，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由陈梦家主持，徐苹芳、陈公柔参与，对其按出土地点进行整理，编纂为《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年）。陈梦家又著有《汉简缀述》一书（1981年），所收论文根据居延汉简的全面整理，结合障隧遗址的考古发现，探讨汉代边塞与防御的组织状况，进行各类簿册的复原研究。这标志着汉简研究在基本方法上，从金石学式单简考证到考古学和古文书学研究的重大转变。1972～1974年发掘出土的边塞简牍、居延甲渠候官与第四隧的发现，已将释文出版为《居延新简》（1990年）。敦煌附近的最新发现，连同20世纪初出土资料，已出版《敦煌汉简》（1991年）；90年代汉代悬泉置遗址所出两万支简，则正在进行整理。
历年来各地出土的墓志数以万计，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主持、各省分别汇编合集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已经开始正式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一书（1991年），共9卷30册，兼收新出土和传世的隋唐五代墓志拓片，总计多达5000余方。
其它重要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又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高昌墓地所出公元4～8世纪汉文文书，编辑出版为《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1981～1991年）。再有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1983年）、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年）、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1991年）等。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丰硕成果，面向21世纪的发展前景，迫切需要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建设。特别是在国外考古学新思潮不断传入的情况下，更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搞好这种研究，以期从自己学科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多地吸取外来营养，达到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田野考古工作。由于过去各个地区和各个方面考古工作的不平衡，有待于改善的薄弱环节仍然很多，典型性发掘和基础性研究不嫌其多，尚嫌其少，只有更加详细地掌握各种可靠的科学资料，才能使考古研究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还要进一步密切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协作，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更加充分地应用于考古研究。我们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不少差距，急待迎头赶上，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的信息。还要加强与外国考古学界的联系。过去，许多老一辈考古学家通晓外国考古学的情况，善于从世界考古学的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的问题，现在需要培养更多熟悉外国考古学的专家，只有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才能正确估计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更加清楚地认识我们祖先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当此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