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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我，虽然早在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除在学生时代毕业实习和刚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时，先后参加过西安附近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张家坡西周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各一个季度的发掘外，未再参与其它田野考古工作，所以并没有脚踏实地从事具体深入的考古研究，不是名副其实的考古学家。先是有相当长的时间从事秘书工作，继而主持图书资料工作、参与若干重大集体编撰项目。历年来，由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兴趣，我长期关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和动态，而这与我少年时代受到的熏陶也是分不开的。
我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父亲王肯堂（1881～1957年）在清末废科举前夕，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秦孝公论》考题的策论，名列前茅考中秀才，随即被铜山县知县保送去省城南京，进入宁省算绘师范学堂深造。毕业时，原考取公费留日名额，并曾受到江苏巡抚端方的集体宴请。后来由于家庭变故，未能出洋，毕生充任中学数学教师，享誉家乡徐州。先父国学修养深厚，对于音韵文字之学、佛学和书法有一定的造诣。他先后聆听过杨仁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学者的讲演，阅读过康、梁的论著，以及章太炎、胡适、杨树达等现代学者的著作，并且与顾颉刚有过交往；早年参与撰修本乡的《铜山县志》，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徐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暨协商委员会委员、徐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和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在这样的熏陶下，我自幼喜欢阅读历史著作和传记性书籍。记得中学时代，我对本乡学人、《清代通史》作者萧一山十分仰慕。先后阅读过编年体的吴曾祺著《清史纲要》、桐城派学者姚永朴著《见闻随笔》、民初报人易宗夔著《新世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又曾翻阅李元度著《国朝先正事略》、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孙诒让著《名原》、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商承祚著《殷虚文字类编》、容庚著《商周礼乐器考略》，以及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国学月报》的“王国维先生专号”等书刊。1951年报考大学前后去上海游玩，又购读了新版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胡厚宣著《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和《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等书。当年阅读和浏览这些书籍，谈不上什么心得，不过是增进对历史学界的兴趣，略知一些人名和书名罢了。
我于1952年入学北大就读考古专业期间，夏鼐、裴文中、郭宝钧、唐兰、向达、张政烺、贾兰坡、苏秉琦、安志敏、宿白等先生，都亲临课堂讲授基础课程。毕业等候分配工作期间，恰逢故宫博物院召开青铜器鉴定会议，通过授课老师唐兰先生得以前往旁听，幸运地在为期半个多月的鉴定会议上，鉴定委员有徐森玉、容庚、于省吾、商承祚、王献唐、陈梦家、唐兰、郭宝钧等先生，列席的有罗福颐、张政烺等先生。这样，自己早在青年时代，便有机会领略我国考古学界诸多老一辈专家的风采，耳闻目睹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于课堂上修读的各门考古课程，如张政烺先生讲授的“中国考古学史”宋代以前到清代章节，历数宋代以来的著名金石学家和重要金石学著作，许多同学感到摸不着头脑，我却情有独钟，听得津津有味，认真作了详细的笔记，使自己获得关于中国金石考古之学发展历史的基础知识，从而对中国考古学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份课堂笔记，我妥善保存了五六十年，在纪念张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和一百周年之际，先后两次将当年印发的讲义及未发讲义部分的课堂笔记整理出来，提供给中华书局，编入《张政烺文史论集》和《张政烺文集·古史讲义》，正式出版。
我进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以后，1957年初开始在学术秘书室工作一段时间，有机会接触考古学界的中枢。当时，能够见到德高望重的郭沫若院长，近距离接触兼任考古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兼任第一副所长的尹达同志，以及开拓西北考古的徐旭生先生、黄文弼先生。特别是在主持日常所务的夏鼐副所长身边，协助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等学术秘书，处理业务上的具体事务。因而得以亲身感受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搏，在相当程度上了解领导意图和发展规划。我曾抽暇翻阅考古所的学术档案，特别是1956年郑振铎所长主持制定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以及为制定该远景规划而搜集的历史考古学界现状资料。随后，参与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先后执笔撰写过商殷和西周春秋部分，以及前言，又为《历史研究》写了介绍该书的文章，从而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情况，特别是1949年以后的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继而在1962年通过学习夏鼐先生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尤其是在该文发表前先睹文稿，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有了进一步认识。夏先生在总结中国考古学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六个方面的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1963年和1978年，两次制定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八年规划”时，我即遵照这种课题思想执笔起草，从而加深对中国考古学上课题意识的理解。
1975年秋，应《天津师院学报》编辑部之约，我化名“希今”撰写了长篇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考古工作成就》，详细评述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的中国考古工作成就，经夏鼐先生审阅后送去发表，并曾以此为题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演，从而积累了这方面的写作经验。该文发表以后，迅即被日本考古学家秋山进午译成日文，在日本的《考古学杂志》发表。
这段时间，我开始学习写作著名考古学家传略方面的文章，取得一些写作的经验。第一篇是1958年10月郑振铎所长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在《考古学报》发表的《郑振铎同志传略》。过去每有中外著名考古学家逝世，夏鼐总要在《考古学报》或《考古通讯》上发表悼念文章。这次，夏先生因在定陵发掘过程中劳累过度而病倒，无法亲自撰写悼念郑所长的文章，他从小汤山疗养院特地写信给我，要我撰写文章，并在信中非常具体地指示如何评述郑所长的生平事迹及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贡献。关于郑振铎先生的生平，过去我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兼及中国古代美术史，新中国成立前夕主编过进步刊物《民主》。于是，我先以文化部发布的郑振铎生平资料为基础，查阅《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书刊，编列出郑先生生平事迹年表，对郑先生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一生有了更多的认识；再将郑先生关于历史、考古和文物的论著浏览一过，编列“郑振铎同志有关历史、考古、文物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目录”，然后动笔撰写。其间，曾向《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作者、中央编译局的殷叙彝同志，查询郑先生早年与瞿秋白等共同创办《新社会》旬刊的情况；又以考古研究所名义致函茅盾、叶圣陶两位先生，查核他们早年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的确切时间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该文是当时发表的最翔实的一篇郑振铎传略，得到郑先生夫人高君箴女士和及门弟子吴晓铃先生的首肯。在郑振铎先生诞辰90周年时，我曾发表《郑振铎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对郑振铎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第一次进行详细的评述。后又于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图书馆的论坛上，两次以此为题作过讲演。我还发表过《郑振铎先生二三事》，回忆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时期的音容笑貌。
此后，我曾多次为著名考古学家撰写悼词和纪念文章。1970年代末，在考古所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的专家补开追悼会时，曾执笔撰写黄文弼、陈梦家等先生的悼词，继而撰写过纪念李济、马衡、梁思永、尹达、王振铎、陈邦怀等先生的文章。由此体会到，一定要弄清楚前辈学者的生平史实，才能正确评价他们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其中，刊载在《考古》1982年第3期的《李济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一文，是中国大陆学术刊物第一次发表纪念李济的文章。我遵夏鼐先生之嘱撰写时颇费思考，尤其感到为难的是关于李济先生去台湾一节。1949年以后的大陆书刊，往往诬称某些学者为蒋家王朝殉葬，这种说法无疑与事实不符，是十分错误的，应该如何正确表述，一时心中无数。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最后实事求是地写定为：“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将中央研究院暨所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强行迁往台湾省台北市，李济也就长期滞留该地。”再如1992年王振铎先生逝世时，其所在单位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散发的生平资料，所列简历包含有其曾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内容。我在为《考古》杂志撰文时，查核手头一本该所1968年出版的《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发现其中1948年以前离职的“曾任人员”名单中并没有王振铎，经向史语所旧人胡厚宣先生查询，才弄清楚这是由于当年王振铎所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抗日战争期间与史语所一道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日后他本人在家里谈起往事时常常提及史语所，亲属便误以为他也曾在史语所任职。由此避免了以讹传讹。
1980年代初，我在主持考古所图书资料工作和《殷周金文集成》编纂项目的同时，参与编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以下简称《大百科》），之后开始以较多的精力从事中国考古学史研究。我曾担任该书概论分支编写组的副主编，协助兼任该分支编写组主编的全书主编夏鼐先生工作。在这个分支中，除对数十条金石、考古学家和重要著作逐一精细加工外，独自撰写了长条“中国考古学简史”，以及作为全书附录的“中国考古学年表”。
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就，我以《大百科》长条“中国考古学简史”为基础，曾先后于1984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撰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义发表的《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一文；1989年为《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一书，撰写其考古学部分；1996年为《炎黄春秋增刊》，撰写《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一文；2000年为台湾地区出版的《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人文社会科学之部·大陆篇》一书，撰写其考古学部分，等等。同时，连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考古系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如此日积月累，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因一直为其它工作奔忙，未能将其写成专著。
首先，关于金石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过去曾有学者认为金石学即属中国考古学的范畴，大讲“宋代以前的考古学”、“宋代和宋代以后的考古学”，甚至还有“孔子的考古学”、“屈原的美术考古”、“司马迁的考古工作”等提法，全然不顾金石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区别；有的学者则忽视二者之间的联系，有意无意地贬低金石学研究。夏鼐先生一向认为，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即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于是，我在《大百科》的“金石学”条中这样表述：“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描绘器物的图象，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并且部分地记录出土地，有其可贵的贡献。”随即历数宋代至清末民初金石学的主要成就。同时，又强调指出：“它们的不足之处是，不曾注意形制、花纹的排比，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不少学者对并非科学发掘所得的大量铭刻资料，专心致志地进行整理研究，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但是，这种研究逐渐演化为中国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不复存在。”
我在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时，对于近代以前的情况，基本上依照张政烺先生的讲义。其中宋代以前尚未形成金石学的阶段，除仍列举人们熟知的那些文献记载之外，曾经讲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资料。例如，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虢季墓（M2001），随葬玉器中有红山文化和殷代遗物；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M1），墓道上部东侧壁龛埋藏仰韶文化彩陶罐；西安三家店西汉墓，随葬品中有四件西周具铭铜盨和巴蜀扁钟等；湖南衡阳蒋家山东汉砖室墓（M4），随葬品中有商末周初的青铜觚、爵；陕西礼泉县一处唐代寺院遗址，出土了商代青铜鼎、簋，等等。这些具体实例，生动地说明古人对先代文物的珍视情况。
其次，关于近代考古学思潮的传入和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问题，过去仅以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进行殷墟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此之前的情况，一方面是中国固有的金石学研究，另一方面是有外国探险家潜入边疆地区的活动。1980年代初，近代史所从事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俞旦初同志，出示一篇文稿《二十世纪初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使我获知考古学界前所未知的情况：早在20世纪之初，章太炎、梁启超等留日学人即曾先后在自己的论著中，向国人介绍西方考古学思想。经我推荐，该文在《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发表。于是我便将这一重要史实写入《大百科》的“中国考古学简史”长条，作为“近代考古学传入”的重要例证。而将此期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两项惊人的发现，表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不过，“由于当时清王朝行将崩溃，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考古遗迹得不到妥善保护，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乘机潜入中国边疆的外国考察队，往往“以非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但是，这类考察活动，也向中国学术界传播了西方考古学思想，并积累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需要辨明的是，曾被个别学者诬称为“殖民主义考古学家”的安特生，并不是擅自潜入的外国考察家，而是中国政府聘请的顾问专家。他在1921年主持并有中国学者参与的周口店、仰韶村等项发掘，无疑均属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环节。1925年李济进行了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进行殷墟发掘，并成立考古组，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正规考古发掘的开端。凡此，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因此，我便将20世纪整个20年代，定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年代。
考古学界公认，1929～1948年是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时期，李济有其重要的开拓之功，梁思永则为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成一定的规模，建立起中国考古学这门新兴的独立学科，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学术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经历过怎样的转折变化，则少有学者论及。回想当年的经历深知：1950年代前期，夏鼐连年为北大考古专业学生和考古训练班学员，亲授考古学通论与田野考古方法课程，“对于全国的考古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面对考古工作取得相当大收获的可喜局面，却因“大批判”而出现偏离考古学基本概念与方法的情况，尹达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的方针，夏鼐则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和《新中国的考古学》二文，尹达又发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从正面引导大家明确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克服简单化的错误倾向，以期注重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谱系的研究，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推进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但是，随即由于“文化大革命”迫使田野考古一度全部中断，1970年代逐步恢复工作以后有了一些变化，但在“文化大革命”并未结束的情况下仍未走上正轨。我将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这是考虑到中国考古学会这一全国考古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整个国家战略转移之后才有可能成立。这次会议郑重宣告，中国考古学已经初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号召大家彻底批判极“左”思潮的流毒，打破禁区，解放思想，明确方向，大干快上，为提高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促进我国考古事业更加健康的发展而共同努力。也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苏秉琦先生面向各地考古学者，作了影响较大的“区系类型”问题的学术报告。因此，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是中国考古学界无可比拟的大事，将中国考古学会的成立作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拨乱反正、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从而将1979年以后的阶段作为中国考古学全面发展的后期，应该是比较适宜的。
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以下简称“《大百科》”）附录的“中国考古学年表”，写成后得到夏鼐、宿白两位老师的赞许，要我认真作进一步修订，争取另行成书出版。我因未能抓紧时间而一再拖延，却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此表被移植他书。本世纪之初，徐苹芳学长应某出版社之约，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考古学卷》一书，要我为该书撰写《中国现代考古学年表（1900～2000）》。虽然后来该书的编辑工作被搁置起来，但我仍坚持进行年表的撰写工作，前后花费几年的时间，重新从核对、补充原始资料做起，力求更加详实地记录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所收条目均有更加详细的说明文字，并注明资料来源，累积撰稿20余万字，并且拜请学术界老前辈顾廷龙先生题写了书签。由于迟迟未暇最后定稿，至今未能交付出版。
历年来，我在中国考古学史研究方面发表过一些专题论文，进一步加深了自己对若干问题的认识。
关于宋代的金石学，除在《大百科》中为《考古图》这部“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而又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及其它图书重点撰写过若干条目外，还发表过《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记所见薛氏钟鼎款识原石宋拓残本》两篇文章。前文根据《宋史》的有关记载，论述北宋统治者为巩固其一统天下，致力于考订和完善礼乐制度，“从宋太祖开国到徽宗执政的一百多年，朝廷在制礼作乐方面的举动持续不断，而在考定古器的基础上铸造新器，又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且指出，“清代前期的情况与北宋近似，也曾修定礼乐制度，制作礼乐器物，并且编撰古器图录，但其具体情况又有显著差别。……尽管如此，这对于乾嘉以后吉金文字之学的复兴，仍有较大的推进作用。”后文对所见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原石宋拓残本，包括中研院史语所藏第十三、十四、十七卷残纸，上海图书馆藏第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卷残纸，以及社科院考古所藏第十八卷全卷，通过亲自逐一观察这些宋拓原件，并与明代崇祯年间的朱谋垔刻本、清代嘉庆年间的孙星衍平津馆临宋写本对校，发现一般认为“较佳”的朱本，在全书的体例上仅总目和各卷之首仍依原石残本，卷内的分类标题则被统统删去，以致面目全非；来源于钤有多方元明人印章旧写本的孙本，则与原石残本的体例完全一致。至于具体内容，器铭摹写部分，二本均与石本有一定距离，朱本似失真较少，孙本或有美饰之嫌；考说部分的个别脱误，则孙本甚少、朱本颇多，各有千秋。总的来说，弄清楚“并非朱本最佳”。
关于清代至民初的金石学家，我在《大百科》中主要撰写了罗振玉、王国维二条。称颂罗氏“学术见闻较广，掌握资料独多，堪称近代金石学家中的集大成者”，肯定“他以一人一家之力，广泛收集各种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研究，为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可贵的资料，作出有益的贡献。”指出王国维在治学方法上，“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同清代乾嘉学派结合起来”；“强调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材料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因而“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后又发表《〈殷虚书契考释〉的罗氏原稿与王氏校写》一文，通过对现存《殷虚书契考释》罗氏原稿本和王氏校写初刊本的详细对校，判明《殷虚书契考释》原稿确系罗振玉手迹，而王国维校写中的数百条差异，“半数以上属个别文字的加工，其次是订正笔误和查核引文，幅度稍大的改动极少”，“不过十来处而已”。同时指出，王国维的校写也“有若干不应有的失误”。由此充分说明：甲骨学上划时代的名著《殷虚书契考释》“确为罗振玉所著，并不存在名为罗著实为王作或罗王协力合作的问题”。王国维的校写“有如今日出版社责任编辑所做工作”，从而彻底澄清了社会上曾经流传相当长时间的谬说。
关于现代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我曾为《大百科》和专业书刊撰文，评述马衡、李济、梁思永、尹达、唐兰、王献唐等著名专家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其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陈梦家的学术贡献》、《夏鼐的治学之路》三篇文章，都是在重新认真阅读三位前辈主要论著的基础上撰写的，分别对他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卓越贡献，第一次作较为详尽的评述。
《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文，是为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而集体撰写的《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的一章（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另由其他学者撰写）。我从考察郭沫若进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历程入手，评述其从注重青铜器铭文但并未判别确切年代，到初步进行整理研究，再到深入进行系统的研究。文中强调：“郭沫若进行青铜器铭文研究，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当年我国科学的考古发掘尚在草创时期，他是在没有发掘资料可供研究利用的情况下，将严密的考古学方法应用于传世铜器铭文的整理，使之打破‘一团大混沌’的骨董圈子，第一次变成完整的体系。”文中还指出：“郭沫若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就应该采取‘迎头赶上’的办法，把它最前进的一线作为基点而再出发。”由于他“十分注意详细地占有资料”，虽然身处异域困境，却“与国内外知名学者建立较为广泛的联系”，“因而他驰骋在这个学术领域，很快便比许多同辈学者高出一筹，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拓性贡献”。我在该文中对郭沫若的开拓性贡献，主要是他创立了金文研究中的“标准器断代法”，列举实例进行了简明的介绍：（1）寻找“自身表现了年代的标准器”；（2）进行人名和史事比较；（3）检验历朔记载是否符合；（4）进行器物形制和花纹比较。文中特地述及，1934年郭沫若的名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时，同辈学者唐兰曾称颂郭沫若的金文研究的话：“后之治斯学者虽有异同，殆难逾越。”历史发展的情况说明，这话并非过誉，“标准器断代法”确实是“殆难逾越”的划时代贡献。另外，还对郭沫若关于中国青铜器时代发展轮廓及其上下限的开拓之功、殷周青铜文化的承继关系和区系问题、西周金文资料所见西周社会特点，以及西周官制和传统思想等问题所作探讨，也逐一进行了评述。这对于学术界进一步认识郭沫若在金文研究方面的贡献，应该有较大的裨益。
《陈梦家的学术贡献》一文，是根据夏鼐先生的嘱咐，为《中国史学家评传》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撰写的。陈梦家先生早年是年轻有为的新月派诗人，后随闻一多研究古代宗教、神话而治古文字学；又师事容庚，而专治甲骨文、金文和青铜器，进而致力于古史研究。他才华出众，既精力过人，又勤奋不懈，但其遭遇甚为坎坷，不惑之年在“三反”中被错当“老虎”，继而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正值盛年（55岁），竟被迫害致死。而他留下等身的学术遗产，包括生前出版和身后整理出版的专著，以及汇集出版的论文集、散文集和诗集，总计多达300余万字。我在评述陈梦家的学术贡献时，先是历数他的学术经历，再对其在甲骨文、殷周青铜器、汉代简牍三个方面均自成体系，以及古史年代等方面的成就，逐一进行简要的介绍。该文指出：《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认真地总结了甲骨文研究和有关考古发现的客观情况，既可供专门研究者参考，又能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因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具体地说，则对甲骨文的断代研究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文中又指出：陈梦家是老一辈青铜器专家中，唯一出访过欧美、“亲手摩挲实物最多的一位”，并且“比较早的根据大量资料进行类型学分析”。他的《西周铜器断代》，其研究方法在郭沫若创立的“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更加“注重所考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力求使考察、分析做得比较全面”。文中还强调：虽然由于《西周铜器断代》并没有全部完稿，未及进行通盘校订，具体器物的断代难免有失当之处，“但他系统整理的功力非常可贵，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进一步开辟了道路”。他所倡导的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东周铜器分域研究，都值得称道。陈梦家在汉代简牍方面，特别是关于早年出土“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集结为《汉简缀述》一书。其突出贡献是改变长期以来个别考证式的研究状况，结合有关遗址的具体情况，探讨出土汉代简牍所见边塞布局与防御组织，进行屯戍文书的簿册复原，开辟了运用考古学方法科学地研究汉简的新路。
《夏鼐的治学之路》一文，则是应王仲殊之约，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撰写。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三十余年，他的重要贡献和巨大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普遍的尊重，曾先后荣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中外七个院士称号，是中国学术界获得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更是中国考古学界唯一享此崇高荣誉的大师。我从1953年初在北大考古专业聆听夏鼐先生讲授“考古学通论与田野考古方法”，到在考古所长期从事秘书性工作（其间又曾有七八年时间与夏先生比邻而居），直到1985年夏先生突然与世长辞，密切接触历时三十二年，因而怀有很深的感情。我执笔撰写该文时，根据多年了解和临时搜集的资料，对夏鼐勤奋努力的生平经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作了扼要的记述：他早年就学的温州省立第十中学、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均为当时的名校，文科和理科都打下坚实的基础，已有超群的表现；他就读清华大学时期，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名师，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再转中国近代经济史，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他改入考古学科去英国深造期间，又迎难而上，主攻埃及考古学，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对大量古埃及串珠进行无人能及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他留学回国以后，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赴西北考察，对中国史前时期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夏鼐为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引航掌舵，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该文叙述了夏鼐本人在具体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治学谨严的特点，对于他在中国考古学诸多方面的杰出成就，归纳为四个方面（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创造性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探讨，以及开拓中国科技史、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分别进行了有重点的评述。
后来以该文为基础，曾为《大师风范》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撰写《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引航掌舵——考古学家夏鼐的学术人生》一文；为《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撰写“夏鼐”专条；还与夏鼐的子女合作，共同编撰了《考古学家夏鼐影像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这位一代学术大师的风采。
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夏鼐的学术遗产，我在退休以后二十年间，曾先后编辑和增订了《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三册本2000年、五册本2017年）；又花费十年时间，主持并亲手整理了内容丰富的《夏鼐日记》，编辑出版为10卷共400万字。其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余年，涉及的方面很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阅读价值，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实录，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
我已年逾八旬，自己感到身体尚健，有决心和信心继续从事中国考古学史方面的工作。目前正在整理夏鼐先生的书信和友朋来信，力争撰写好夏鼐先生的传记。有生之年，当再将《中国考古学史年表》增订定稿，交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