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夏鼐，都是我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们之间，情长谊深，配合默契，共同为新中国的考古学科奠定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郭沫若在其广博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根据甲骨文、金文等考古资料，创造性地研讨我国古代社会历史，虽不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却深知坚持考古发掘科学性的至关重要。因而筹建中国科学院时，率先设立考古研究所。郭沫若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始终关心，给予莫大的支持。

夏鼐早在幼年时期，即已熟知郭沫若的盛名，读过郭沫若的诗作。1930年代就读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曾认真阅读郭沫若出版不久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名著，并在当时发表的论文《秦代官制考》和《魏文侯一代之政治与学术》中有所引用（见《清华周刊》38卷第12期、39卷第1期）。但直到1950年7月来中国科学院报到时，才第一次跟郭沫若见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机构未定的时候，任职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曾计划在文物局设立古物处，领导全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再三致函当时执教于浙江大学的夏鼐，热诚地约请他前来主持其事。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考古研究所后，根据郭沫若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此后，夏鼐便在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受到器重，长期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1962年晋升所长，1982年离任后为名誉所长），并指导全国的考古研究，历时三十余年。

夏鼐在1978年悼念郭沫若时，忆及第一次谒见的情景，说过：

我当时很惊异他显得那么年青，头上没有半根白发，谈话举止，像生龙活虎一般。当时他很忙，但是对于考古所工作仍是恳切地做了指示。他希望我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学而能用，把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用到古物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去。其次是要多做田野考古工作，提高田野工作水平，以便累积具有科学性的资料，为室内研究打下基础。但是要避免有挖宝思想。这是第一次的见面，使我终身不忘。

夏鼐没有辜负郭沫若的殷切期望。他协助郑振铎、梁思永带领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做好田野考古工作。

梁思永和夏鼐两位副所长，是新中国当时仅有的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学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田野考古专家。但因梁思永卧床已久、行动不便，只有夏鼐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的第一线。夏鼐到任一个星期，便率领考古所的全体有关人员（共计12人），前往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两地，进行规模较大的示范性发掘。后又连年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以及中央和部分省区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使科学的考古发掘普及全国，成为考古工作的主流。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郭沫若多次到考古研究所视察，与夏鼐和其他同志亲切交谈。他曾前往考古所持续发掘的西安半坡、安阳殷墟，实地考察半坡原始聚落和后冈殷代葬坑等重要遗迹，并参观考古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所内举办的一系列发掘成果展览。1985年初，郭沫若来考古所，观看长安新出土的西周铜器“辅师 簋”，当场写出释文并作讲解，指出该器与“师 簋”为同人之器，年代应属厉王时期。当时，他还在题词中说：“考古工作远远落后于基本建设”，希望“老科学家特别要多多培养青年，青年科学家要多多积累经验和学识，争取时间，多做些好的成绩出来，和基本建设的突飞猛进比赛。”

郭沫若十分重视考古书刊的编辑出版。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学报》和《考古通讯》（1959年更名《考古》），集体编著的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辉县发掘报告》、第一部综合性专著《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均由郭沫若亲笔题写书名。郭沫若在这个时期撰写的考古学论文，大多交给考古所的刊物发表，有以下13篇：

《夨簋铭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盠器铭考释》，《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保 卣铭释文》，《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者钟铭考释》，《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辅师 簋考释》，《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释应监甗》，《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长安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洛阳汉墓壁画试探》，《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武威“王杖十简”商兑》，《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跋江陵与寿县出土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4期

《对临夏遗迹合葬墓的一点说明》，《考古》1964年第8期

郭沫若还应夏鼐的请求，将自己早年所著的甲骨金文论著列入考古所编辑的考古学专刊甲种，并请有关学者协助更换优良拓本，订正部分内容，使之更加完善。截至1966年，陆续出版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契粹编》四种。《卜辞通纂》迟至1983年出版，《金文丛考》和《考古论集》等则在以后出版 。

为了推进我国考古工作的发展，1956年初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联合召开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学术性的考古工作会议，夏鼐和郑振铎等同志一道负责筹备。2月21日，郭沫若亲自出席开幕式，并作振奋人心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六年来考古工作的成绩，要求大家总结和交流已有的经验，就提高考古工作水平和制定远景规划交换意见，为争取考古工作在十二年内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这次会议以后不久，部分青年考古学者倡议成立中国考古学会，经过多次酝酿，于1964年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筹备委员会，具体事务则由夏鼐负责办理。原拟当年7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中国考古学成立大会，由郭沫若出任理事长。后来考古学会的筹备工作被迫中断，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4月，中国考古学会才宣告成立。这时郭沫若已经去世，夏鼐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任理事长。

郭沫若和夏鼐，共同开拓了中日两国考古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郭沫若旅居日本时，为撰写《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与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等人相识。1957年4月，应郭沫若的邀请，原田淑人率领日本考古代表团一行10人，来我国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学术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学者第一次组团前来访问，有关方面极为重视。当时，郭沫若亲自过问此项接待工作，具体业务活动由夏鼐负责安排，例如商谈日程、陪同参观、主持学术座谈和报告会，等等。代表团成员对接待工作十分满意，日后普遍与我国考古学者保持密切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通过这次成功的访问和接待，两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便逐渐发展起来。

郭沫若在政治上对夏鼐异常关心。1960年代初，夏鼐因对当时“左”倾思潮在考古所的干扰感到困惑，一度向郭沫若口头提出辞去领导职务的请求。郭沫若觉得夏鼐这样的考古学家实在难得，婉言劝慰说，这么大的科学院我还管着，你也要把考古所管下去。1962年3月，夏鼐被任命为考古所所长。后来，郭沫若又将自己1962年初游海南岛诗作《东风吟》的第二首，写成条幅赠给夏鼐：“青女相欺又几时，眼前百卉竞芳菲。东风本在胸怀里，何日迎春春便归。” 语重心长，饱含期望。夏鼐于是更加勤奋地工作，使考古所取得更多良好的成绩。郭沫若进行学术研究，曾不时向夏鼐查询资料，讨论有关问题。例如1965年郭沫若为进行《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论战，曾于9月至11月间，十一次致函夏鼐，三次亲到考古所与夏鼐面谈，搜集笔墨纸砚与几案等方面资料，探讨中国书法和文字起源问题。夏鼐都尽其所知，详细提供。后来，郭沫若撰写长篇论文《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文中引用的考古资料，便都是那时夏鼐提供的。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对夏鼐的关怀。前期，夏鼐在考古所首先受到冲击，受尽种种磨难，继而下放“五七干校”，与郭沫若中断联系四年有余。郭沫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派遣考古所同志进行满城汉墓、成都凤凰山明墓等项抢救性发掘，夏鼐都未能参加。1970年秋，夏鼐因夫人患病由“五七干校”请假回京，郭沫若趁此机会把他留下，以便在考古所承担的为阿尔巴尼亚修复古羊皮书和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原始社会部分的工作中发挥作用。1971年春，在周总理的精心策划下，开始部分地恢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5月中下旬，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历史学家井上清等应邀来我国访问，郭沫若安排夏鼐协助做好此项接待工作，从机场迎接、陪同宴请，到参与小型座谈会，以至参加周总理接见。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中国科学院名义接待的第一批外宾，也是夏鼐第一次重新与郭沫若见面，百感交集，分外亲切。6月中下旬，夏鼐又协助郭沫若，接待白石凡、宫川寅雄率领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团。两项接待活动都多次见报，夏鼐在报道中被作为有关方面负责人向社会“亮相”。后来，夏鼐继续陪同郭沫若，参加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72年9月，还与王仲殊一道，代表中国科学院去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利里亚人研究的国际会议。但直到1972年12月，夏鼐才由军宣队正式宣布“解放”。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周总理批准，故宫于1971年7月1日重新开放，同时在西华门内的慈宁宫举办大型出土文物展览。郭沫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赶在故宫重新开放前，约请夏鼐等十三位历史考古学家，齐集御花园中的漱芳斋，讨论修改《故宫简介》。他又约请夏鼐一道，在出土文物展览开幕时，接待日本文化界代表团参观。7月下旬，郭沫若报请周总理，批准筹办重要出土文物的出国展览，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复刊，以应国内外的需要。随后，便成立了出国文展领导小组，考古所也成立编辑小组。夏鼐作为两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分别与王冶秋、王仲殊等同志一道，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复刊的三种杂志，是当时仅有的学术刊物，得到郭沫若的极大支持，产生深远的影响。1972年内，《考古学报》和《考古》先后发表郭沫若的三篇重要论文——《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和《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学报》还发表了竺可桢的名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都得到周总理的好评，由此引致中国科学院主办多种专业刊物的陆续复刊。至于筹办重要文物的出国展览，夏鼐不仅为遴选展品、确定目录和对外谈判花费许多心血，而且耐心细致地审定中英文展览说明，以保证展览的学术质量，并于1973年9月与王冶秋共同率领代表团去英国伦敦参加开幕式，使展览和学术交流获得巨大的成功。各地的文物机构和田野考古队伍，也因配合出国展览工作，逐渐得到恢复。

这段时间，郭沫若急切地希望大力开展新的考古发掘。当时，他曾提出发掘唐代乾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的设想。1972年3月，夏鼐与王冶秋等同志奉命，前往乾陵进行实地考察，根据陵墓状况和现有技术条件，对发掘问题提出了异议。郭沫若采纳夏鼐等同志的意见，发掘乾陵的设想便没有付诸实现。同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后，郭沫若非常关心，于8月中旬约见夏鼐、王仲殊及考古所参加发掘的同志，听取发掘情况的口头汇报；12月11日，郭沫若在出土女尸进行解剖前指示：“请注意探求致死的原因，并注意免受尸毒的感染”，又要求“吸取骨髓进行血型的鉴定”。在郭沫若的亲切关怀和夏鼐的具体指导下，湖南省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集中精干人力，迅速编写完成该墓的发掘报告，于1974年初即由文物出版社精印出版，成书之快实属前所未有。

1977年1月6日上午，夏鼐偕王仲殊等同志前往郭沫若寓所，汇报殷墟妇好墓的发掘情况。这是郭沫若生前最后一次与夏鼐长时间交谈，笔者有幸躬逢其盛，回想起来，记忆犹新。那时正值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雪后乍晴，寒意尚存。我们深知，妇好墓是殷墟发掘五十年来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王室墓葬，属殷商考古极为难得的重大发现，便将该墓所出大量珍贵的铜器和玉器尽可能多地运往前海西街18号寓所，摆放到宽大客厅的地毯上，等待郭老亲手摩挲、仔细观看（难以搬动的大件铜器，代之以照片和线图）。郭老那天的精神特别好，边看边谈，笑逐颜开。他兴奋地说，这次发现证明殷代文化发展到武丁时期已很发达，与我原来的看法正相符合。又说，妇好可能是卜辞中武丁的配偶，作战立功，所以随葬品如此丰富，她的墓可能是武丁时期或武丁儿子一辈所葬，因而铜器铭文中又称作“母辛”。夏鼐顺便汇报，考古所计划将《考古学报》由半年刊改成季刊，准备着手编纂《殷周金文集成》，还谈到列入考古学专刊的郭老著作《卜辞通纂》即将付印，希望能将其它几种甲骨金文著作尽早出齐，郭老都表示赞同。分别时，郭老还将他亲笔题写的《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交给夏鼐，以便制版插入《考古》1977年第1期作为扉页。诗云：“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步武”；“高举起马列红旗，大治之期可数。”

郭沫若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夏鼐去世也有十余年。他们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留下的诸多佳话，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历史遗产。当此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想郭老将近五十年前与夏鼐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以及此后我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变化，深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好田野考古工作，仍是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未来需要大家更好的努力。 DOikz4PJvZ0kneUMCkkuVhKjV9azYy/Rgk7O5VMvfkgzVJS6aSPPBqoAOt2Ayt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