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有开拓之功，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初步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中国考古学界影响深远，田野调查发掘在考古研究中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夏鼐当年是傅斯年赏识和器重的学生，曾被委以重任。这里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略述傅斯年与夏鼐之间的交往情况。

夏鼐第一次见傅斯年是1932年12月14日，在就读清华大学时聆听傅先生的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古代之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为了驳斥日本军国主义歪曲中国历史的谬论，增进国人对东北历史的了解，联络徐中舒等几位名教授，撰写《东北史纲》，并在较短的时间出版由他亲自执笔的第一卷，以丰富的史料证明，东北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傅斯年在清华讲演的正是该书的基本内容，对于进一步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产生积极的作用。

夏鼐与傅斯年直接接触，还是1934年暑假由清华大学毕业，报考公费留美攻读考古学专业被录取之后。10月下旬清华聘请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担任夏鼐的导师。10月30日上午，夏鼐偕同窗好友吴晗，前往傅斯年在北平地安门附近铁匠营胡同的寓所晋见，询问关于出国前的研究计划。傅斯年一面表示，俟回南京与李济商洽后再正式答复；一面指出考古学研究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前时期的发掘，二是历史时期的发掘，三是博物馆工作，出国可前往英、美二国，以其参加实地工作的机会较多。至于国内准备期间，可以去安阳一次，俟与梁思永函商后再定。后来夏鼐于1935年1月4日去南京史语所晋见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在李济的指导下集中两个月的时间，阅读史语所收藏的重要外文考古学和人类学著作。见于记载的就有：皮特里的《史前埃及》，卡特的《图坦哈蒙墓》（三卷700多页），柴尔德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远古的东方》，安特生的《黄土的儿女》，巴尔姆格伦的《半山马厂随葬陶器》，再有《古石器时代的人类》、《英国东部的古代人类》、《西班牙的化石人类》、《人类进化论》、《人类的种族》、《人类的躯体》、《近东早期陶器研究》，以及《远东古物馆馆刊》等等。3月中旬至6月初，夏鼐在安阳参加梁思永主持的侯家庄殷代王陵区的发掘。当时，刘燿（尹达）、祁延霈、王湘、胡福林（胡厚宣）在西区，分别发掘1001、1002、1003、1004四座大墓；石璋如与夏鼐在东区，发掘小墓（祭祀坑）和车马坑。夏先生的日记，详细记述这两个多月侯家庄东区发掘的进展情况。夏鼐参加侯家庄发掘的表现，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中回忆说：“夏鼐先生虽然是首度参与，但是他很会画图，由于车零件叠压得厉害，一天只能作一部分，他就把各天进度以分层、分色的方式标示以资区别。”其间，傅先生曾于5月中旬，陪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前往安阳参观。

安阳实习期间，梁思永先生曾于1935年4月2日，与夏鼐谈及赴国外学习考古学之目的不外：（1）博物馆及田野工作之技术；（2）欧洲考古学方面之智识及人类学的背景；（3）考察欧洲方面所保存的中国东西。（《夏鼐日记》卷一，第308页）夏鼐随即于4月3日致信李济，希望留在国内多预备一年。信中说：

所预备者，一方面继续阅读西文考古学书籍，一方面对于中国金石学及文字学等与考古有关者加以学习。（如有机会，或再参加田野工作，或学习整理材料之方法。）同时注意汉时文献，因生将来或即专攻从事改代方面之考古也。

随后夏鼐回到北平，于6月11日又去傅先生处求教，傅先生告诫他“留学时须注意：（1）范围须稍狭，（2）择定一导师，（3）少与中国人来往。”并且说“最好不要研究中国问题”（《夏鼐日记》卷一，第330页）。

至于夏鼐出国留学的去向，李济原主张去美国，入哈佛大学，随他自己的老师狄克逊（Roland Burrage Dixon，1875-1934）学习考古方法，但狄克逊已于1934年去世；梁思永则主张去英国，入爱丁堡大学，随柴尔德学习考古技术和近东考古。后经反复斟酌，权衡利弊，特别是考虑到当年的时局，应以及早出国为佳，决定先入历史较久、设备较周的伦敦大学考古学系，然后再作进一步考虑。其间，李济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道：“学位不关重要，可有可无。惟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似稍占便宜耳。”其实这也是傅斯年的一贯思想，他本人留学英、德两个国家长达七年之久，深得德国朗克学派（或称历史语言学派）的真谛，便没有博取什么学位。1935年8月7日，夏鼐带着傅、李二位先生的殷切期望，离开上海，前往英国深造。

夏鼐刚到英国的时候，未能立即进入伦敦大学考古学系，而是因李济的介绍进见叶慈（W.P.Yetts）教授，仓促进入他所在的那个注重中国方面的该校艺术研究所，与先期到达的吴金鼎、曾昭燏一道学习，并选修考古学系的一些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夏鼐感到叶慈这位中国美术史教授，既缺乏中国文史知识，又不懂田野考古，跟着他学不到有用的东西。又考虑，出国前傅、李二先生嘱咐他注重历史考古学，埃及考古学的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鉴，但攻读埃及考古学的难度较大，需以相当时间学习埃及象形文字。于是在1936年4月11日写了一封5000字的长信，寄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并且致书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详细说明要求延长留学期限一年，转往伦敦大学考古学系攻读埃及考古学的理由 。傅斯年于5月8日复信夏鼐，表达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随叶兹学习，实无多少意义，此等大事不可以“不好意思”了之也。此外国汉学家，每以收罗中国学生炫人，然我们向之学者甚少。兄与禹铭[按：即吴金鼎]在彼，恐只被他顾问耳。读书作学问，虽不可过分务远，然亦不可不设一高标。二三年中诚未能多学，然窥一科之门径，回头知自己用功即可矣。弟意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下列专科之研究者，各走一路，合为大成，是此学发达之要也。

1.史前学 *

2.埃及学

3.亚述学（包括远东、小亚细亚） *

4.古典考古学拜占庭与阿拉伯考古学

5.印度考古学 *

6.大洋洲考古学 *

7.美洲考古学

他种领域，在中国虽不能直接应用，然意解与方法，皆可取资。上列加*者尤重要，因有直接关系也。其实无论何一行，学好都是好事，只有中国考古，在外国无从学耳。弟意兄不必到爱丁堡，因史前考古，中国已有多人，梁思永先生即其最著者，大家都走一行，亦与此学发展上不便。埃及学未如古代西方亚洲考古学之可与中国考古学发生直接关系，然其意解及方法，可资取证者多矣。故舍叶兹而专学埃及学，弟非常赞成，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

当时李济的复信，对此持相同意见。后经傅、李二先生与梅校长洽商，同意夏鼐延长留学期限一年。

这便决定了夏鼐留学期间的业务发展方向。于是夏鼐于1936年9月转至伦敦大学考古学系，攻读埃及考古学专业。其间，曾随著名埃及考古学权威皮特里（W.F.Petrie）的入室弟子惠勒（M.Wheeler），学习田野考古方法；随著名古埃及语言文字专家伽丁纳尔（A.H.Gaediner），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又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的指导下，进行埃及古代各种珠子的详细研究，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后获博士学位），在处理历史时期复杂遗迹的田野考古方法方面，经受严格的科班训练。

夏鼐于1941年3月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后方——四川李庄，因史语所名额所限，暂时被安排在李济为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设计委员，1943年6月进入史语所任副研究员。随后他在傅斯年的大力支持下，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向达共同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于1944年4月前往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古调查发掘（向达先期返回）。此行历尽艰辛，初步显示其娴熟的田野技术和深厚的业务素养。所作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有二：一是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的发掘，从地层学上重新判定齐家文化的年代晚于仰韶文化；二是在敦煌小方盘城遗址所出汉简中，找到汉代玉门关位置的确切证据。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新获汉简的报告极为兴奋，曾复信说：

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

又在其致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的信中提到：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

最能说明傅斯年对夏鼐器重的，还是1947年6月至1948年8月他去美国考察和医病期间，破格委托夏鼐承担代理所务的重任。据夏鼐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1946年11月22日傅斯年找他谈话，考虑考古组两年内不做田野工作，清理旧账，出版报告，充实内部设备，建立实验室，再帮助一所大学设立考古学系。最后忽然说：“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也许吓得你一跳。”夏鼐连忙询问什么事。傅斯年说：“我预备过年后即出国，出国期间要你代理所务。”夏鼐确实吓得一跳，连忙推让。傅斯年接着说：

这事是我经过二个多月的考虑才决定的，所中的事，本来希望你们年轻的人以后多负点责任，我当所长的时候比你们还年轻。我曾同萨[本栋]总干事商量过，他也赞成。朱[家骅]院长不知道你的为人，我说过，也无问题。

夏鼐感到自己“入所年限不久，资望过浅，成绩未显，难以服人。如果不自度德量力，一定失败”。因而他坚决辞谢。傅斯年要他考虑几天再答复，其间既让别人帮助说服，又几次亲自谈话，李济也表示“全力襄助”。直至三个月后的1947年2月中旬，傅斯年在所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夏鼐终于接受这一重任。

夏鼐当时在史语所确实资历较浅，比他年长的学者很多，其中包括预备留学时的导师李济。而他在傅斯年出国整整一年的时间，将史语所的日常所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十天左右便有一封信向傅斯年汇报。夏鼐经办的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代表傅斯年列席1947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四次会议，审查决定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所谓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是傅斯年出国以前在3月中旬召开的评议会会议上提出的，当时傅斯年和胡适分别提出的人文组名单中都有郭沫若。10月17日的评议会大会上，曾专门讨论郭沫若的提名问题。夏鼐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朱家骅]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本栋]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将来经费有影响；吴××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议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将郭沫若]列入名单中。（10月20日夏鼐写信向傅斯年汇报会议情况，但将表决结果写作“13票对8票”，似以当日日记为是）

当然在1948年3月中研院正式选出这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的时候，郭沫若已经转移到香港，并没有前往南京接受院士称号。

尽管傅斯年对夏鼐有知遇之恩，寄予很大的希望，夏鼐在大是大非面前却没有含糊。就在傅斯年于8月下旬返所复职之后三个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正酣，南京人心浮动，史语所决定将部分考古标本和图书资料运往台湾，11月29日傅斯年询问夏鼐的个人计划，夏鼐表示“决定返家”，傅斯年劝他早走；两天以后，傅斯年又问夏鼐“能否押运古物赴台”，他断然拒绝，坚不受命。1948年12月9日夏鼐离开南京，返回故乡温州（前此将自己的绝大部分藏书，由南京邮寄200多包回家）。从此脱离史语所，与傅斯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

夏鼐拒绝押运古物去台湾，绝不是偶然的。夏鼐早在1931年转学清华历史系前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期间，即曾认真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马、恩合著《共产党宣言》；阅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了解。留学英国期间，曾前往伦敦海格特公墓，寻访拜谒马克思墓。代理所务期间，读到伪装成周作人散文集的毛泽东著作 ，日记中不时流露对时局的看法，深知国民政府的行将倾覆。夏鼐返回温州至5月初当地解放前后，傅斯年等几次来信促他去台湾，夏鼐在复信中“含糊其辞”，绝对不去台湾。

在这历史转变的时刻，地处海峡两岸的考古学者都对夏鼐寄予厚望。1949年春，夏鼐曾收到高去寻由台湾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信中先说他本人到台湾后生活困难的情况，“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四鬓顿成斑白”；继而讲道：“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绝起衰者，则舍君其谁，弟过去即作如是观，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宁，或更转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注：即尹达）兄，颇有重振此学之力也，兄乃考古学之巨擘，亦应体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句。”稍后，夏鼐又收到梁思永由北平寄来的信，信中说道：“弟敦促兄北来之意，不止为共同支持史语所残局（此残局似乎在短期内即将结束），更为今后（尤其是今后一二个月中）中研院等研究机关合并改组为科学院（此殆成定局）之过程中，亟须兄亲自在场，积极为将来之中国考古事业计划奋斗。目前国内能领导全盘考古事业者唯兄与济之先生，而济之先生远在台湾，音信阻绝，未必能及时赶到参加此项工作。此事关系中国考古学之前途甚巨，愿兄予以深切之考虑，至盼。”

夏鼐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从1950年起先后与梁思永、尹达一道，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后长时间任所长，主持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历时30余年。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为推进中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提高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殚精竭虑，作出巨大的贡献。他本人的卓越学术成就，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成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外国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

与此同时，身处台湾海峡彼岸的李济、石璋如、高去寻等先生，悉心进行早年发掘的殷墟所获资料的整理，以及出土陶器、青铜器的专门研究，先后出版30多巨册考古报告和研究专刊。在他们的指导下，后辈考古学者开展台湾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取得许多可喜的成绩。从而为丰富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作出重要的贡献。 Xca+94/vAYSwSNCTKVbTRLIiWZGFyZi9VXc/h+AtqrXnVFx/pc5czX+3utLQxm8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