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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他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对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杰出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夏鼐先生于1910年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经营丝绸业的富商家庭。他在东海之滨这座山明水秀、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
先生的祖父在清咸丰初年18岁时，由瑞安县白岩桥，只身来到温州府城，学习丝线技艺，后创设“夏日盛”丝号，由于经营有方，终成巨富。当时温州富商有所谓“二盛三顺”，“夏日盛”是其中之一。
1914年，先生的父亲把几房适龄堂兄弟聚在一起，聘请塾师，开设家塾。由于他年方四周岁，过于幼小，塾师常抱在膝上教读。先读《三字经》等蒙学读本，描写仿影“上大人孔乙己”。后又读《史鉴节要》，念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三圣继之，物有群伦”等等。1919年，进入温州瓦市殿巷小学（今名瓦市小学）学习时，虽然已经认识不少汉字，由于没有学过算术，所以插班到二年级。这时正值五四运动的浪潮传到温州，先生清楚地记得有中学生结队游行，散发传单，看到闹市街头焚毁查获的日货，不过幼小的他还不理解“抵制日货”的意义。
1920年初，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春季班三年级，并开始在课外阅读小说。当时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一处说书场，正在讲述《三国演义》，他经常在说书场听上一段，回到家里再阅读这一段。后来不去听讲，也能自己阅读。读罢《三国演义》，又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由此养成课外阅读小说和其它书籍的习惯。先生在春季班四年级时，还因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被推选为班长。又曾担任十师附小的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得以较多地接触图书。他起初喜欢阅读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各种童话书，以及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杂志；后来兴趣转移到新文学作品，阅读过《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对叶绍钧、落华生、王统照等人的作品尤有较深的印象。1924年夏，夏先生小学尚未毕业，提前半年报考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现名为温州中学）初中部，以八九百考生中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而被录取。这是一所始建于1902年的名校，国学大师孙诒让创办时即采取既要注重学习科技知识，也要重视培养国学根基的办学方针，因而形成了优良的学习风气，数十年间曾培育郑振铎、苏步青、夏鼐等诸多著名专家。温籍教育家金嵘轩长期任该校校长
。夏鼐就读时，级任老师魏肇基翻译过法国卢梭的《爱弥儿》，历史学家周予同曾任国文教师。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先生曾以班级代表身份去街头讲演，后被推选为省立十中初中部学生会会长。
1927年夏，先生由温州的省立十中初中部毕业，因成绩优良被保送升入高中部。但他为追求更高的教学质量，远道前往上海，考取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的高中部。当年的光华附中，教学质量上乘，是与南洋中学并驾齐驱的上海名校。课程上国文、英文、数理化并重，数理化和外国历史都用英文教材，授课老师多为高水平的名师，其中国文一课先后由顾荩丞、王蘧常执教，两位先生后来都在上海的大学执教。由于光华的附中与大学部同在一个大院之内，同学们不仅有机会领略胡适、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等著名学者的风采，而且还可以偷听各位名师授课。1927年11月16日，他们还曾在光华校园聆听过鲁迅的讲演。先生的眼界自此大为开扩，立志追求远大的学术目标。
夏先生当年读书用功是很突出的，每个学期开学前已将主要课程的教材从头至尾自学一遍，事先打好一定的基础，课堂上再认真地听讲，收获也就更大。他不但对文史方面的课程兴趣很浓，而且对数理化课程也肯钻研，所以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出众。其间，有两个学期的考试成绩均为全年级第一名，还曾在全校国文作文竞赛和英文翻译竞赛中分别获得银质奖章。先生对课外学习也抓得很紧。当时一间宿舍住八个同学，课余别人往往吹拉弹唱，吵闹不停，而他身处其间完全不受干扰，仍能全神贯注地静心读书。他课外阅读的特点是广泛涉猎，经常在图书馆翻阅各种书报杂志，《东方杂志》那种大型综合性刊物几乎每期都整本阅读。他曾要求自己每天读课外书刊100页，无论在校期间还是假期回家都是如此。每有心得，随手摘抄在纸条上，反复默读以巩固记忆，记住以后就将纸条付之一炬。先生这样的强化记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外国名人如爱迪生、拿破仑等的生卒年份，都能准确无误地脱口而出
。
光华附中为培养学生的进取精神，开展多种课外研究、比赛活动，并且编辑出版学生刊物，由校方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指导。先生担任过光华附中学生会周刊的编辑部主任和文艺组负责人，1930年春又任光华附中学生会编辑部部长。行将由光华附中高中部毕业时，他曾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上发表题为《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的学术论文，指名道姓地与时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吕思勉教授商榷，从科学常识和文字训诂上对于将“茹毛饮血”的“茹毛”解释为“食鸟兽之毛”这种传统说法提出质疑，指出所谓“毛”字的正解应为“草木”，突出地表现了勤于思考、善于钻研、敢于挑战的可贵精神。
1930年暑假夏鼐先生由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时，本来可以因成绩优异免试升入光华大学的。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另行报考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被同时录取。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前往古都北平就读燕京大学。
夏先生于1930年8月由上海乘海轮北上，先到天津，再转火车赴北平，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窗好友有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瞿同祖、蒋旨昂等。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母亲赵兰坤，也是他们的同窗。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属法学院，主要课程多由名师执教。基础课中的国文课，由顾颉刚推荐下以中学教师身份从苏州刚到北平的钱穆讲授。几门专业课的老师都是留美的“海归”：政治学教授萧公权，后曾在十多所大学主讲中外政治思想史，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首届院士；经济学教授任宗济，精心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问题；生物学教授李汝祺，是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弟子，后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和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此外，他还选修了张尔田的“中国史学概论”、俞平伯的“小说研究”等课程。先生在光华附中读书时已经打下良好的英文基础，这时要求自己每天阅读原文书100页，做到“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慢读而领会每句话、每个字的意义”，坚信“读书没有一蹴便到的捷径”，“不能太取巧以贻后悔”。他在课外认真阅读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亚瑟王之死》、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等名著。政治学和经济学两门课程指定的课外参考书很多，夏先生在一年级阅读的就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漆树芬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朱新繁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黑斯的《欧洲近世政治社会史》，威洛比的《现代国家的政府》等书。先生还陆续阅读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论》等书，打下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关于社会学方面，他又详细阅读英文本索罗金的《当代社会学学说》。该书上下两册合计1400多页，详细地评述当代社会学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他边读边作札记，从而对当代社会学的流派了如指掌。
先生一度对生物学发生兴趣，感到既不像数学、物理那样枯燥，又不像文哲科那样虚浮，于是认真阅读英文本伍德罗夫的《生物学基础》，并将书末的索引译成中文。又曾阅读克罗伯的《人类学》，其中讲到人类化石、先史时代与考古学。还注意到杨钟健、裴文中关于周口店遗址和北京猿人化石的论文。这对于后来以考古学为自己的专业不无关系。
先生在课余时间，最喜欢到图书馆的书库去信手翻阅书刊，往往一翻就是整个半天，深感广泛涉猎是增长知识的有效途径，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每天午休以后，他照例将北平、天津和上海出版的十几种报纸逐一翻阅，经常阅读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英文刊物《美洲评论周报》，密切关注各方面的社会新闻，并与同学进行坦诚的讨论。他还收集资料，准备编撰乡先辈、南宋思想家叶适（水心）的年谱，对这位反对空谈性命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深为服膺。
经过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先生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越来越不适应。他感到，燕大社会学系因为主办者是宗教中人，有点偏重社会服务。而系主任许仕廉所奉行的社会学一班货色，甚至连宗教的颜色都没有脱掉。于是决心离开环境优美的燕园，另行报考清华大学插班生。
夏鼐先生于1931年9月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并转入历史学系以后，在遵循“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校训和奉行通识教育的情况下，师从陈寅恪、钱穆、蒋廷黻、雷海宗几位大师，又听取过刘崇鈜、张星烺、陶希圣、史禄国、吴其昌、钱稻孙等讲授的课程，打下深厚的史学研究基础。他曾要求自己，一年之内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新学习的法文至少认识2000以上的生字，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浅近的法文书籍。不到一年的时间，先生写作了两篇中国上古史方面的论文：《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和《秦代官制考》，内容都颇有分量；并且由于将这两篇稿子投给学生会所办刊物《清华周刊》的机缘，与时任该刊文史栏主任的历史系同级同学吴晗订交，后来更一度接替吴晗担任文史栏主任。通过《清华周刊》文史栏的编辑工作，他在清华园名声大振，被誉为清华大学文学院的几大才子之一。据当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谭其骧回忆，“清华历史系中有吴晗、夏鼐两个最出色的学生，那是传遍了燕京历史系的”
。夏鼐和吴晗在四年级时，还与本校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梁方仲、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的汤象龙，以及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罗尔纲等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这在当时有相当的影响，后来研究会成员大都成为史学界的名家
。
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极大地振奋全国军民的爱国热情。先生暑假返乡途经上海时，特地前往江湾、吴淞战场凭吊。暑假以后，他对蒋廷黻讲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情有独钟，曾一度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课外除阅读蒋廷黻的力作《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外，以大量的时间阅读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美国学者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夏燮的《中西纪事》，以及《筹办夷务始末》等书；陆续发表对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萧一山《清代通史》外交史部分等书的评论，以及《百年前的一幕中英冲突》、《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等论文。先生的这些文章，突出地表现其占有史料和分析问题的才能，因而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这种表现，受到一代大师陈寅恪的青睐。那是1934年初，在陈寅恪讲授“晋南北朝隋史”课程的期末，先生写了一篇代替考试的论文《读史札记：论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对陈师的“一般汉人皆从事耕织而无服兵役义务”说提出商榷，陈寅恪对他的意见虽有所保留，但称赞：“所论甚是，足徵读书细心，敬佩！敬佩！”
后来，夏先生的专业方向又由中国近代外交史转至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在系主任蒋廷黻指导下撰写的毕业论文，题为《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这一命题需要广泛搜集资料，进行大量田赋数字的梳理、统计与分析。先生花费半年的时间，查阅卷帙浩繁的有关文献，其中有江苏、浙江两省的减赋全案及若干府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的通志，长江各省咸同间督抚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马新贻、李鸿章、沈葆桢的全集（政书，奏稿）和年谱，以及道光间督抚林则徐、裕谦的著作，又查阅过《清史稿》、咸同光三朝《东华续录》、《皇朝续文献通考》、《皇朝掌故汇编》、《皇朝经济文编》等书，总计多达50余种。为使资料更加完备，他还曾查阅大部头的《钦定赋役全书》、分藏几处的清宫档案，但都徒劳往返，并无所获。最后集中两个月的时间，将洋洋四万余言的论文写成，其中包含大量的统计数字，写成不久即在《清华学报》发表。
先生行将由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曾不止一次地相互讨论。当时不外四种情况：（1）出国留学，但费用较多；（2）进本校研究院，将来仍有谋事问题；（3）即在外省或原籍谋事，但希望很少；（4）万不得已，在家中失业。1934年清华大学招收的留美公费生历史方面仅美国史和考古学两门各有一个名额，研究院则有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他感到为稳妥起见，还是两个方面都报考为宜，结果两边都以本届考试成绩之冠录取。其中留美考古学门的考试成绩为78.5分，超过另两名考生三四十分，顾颉刚出题的中国上古史考分高达95分。
夏先生由热衷于中国近代史转而考取公费留美的考古学门，这种出人意料的突然变化，考究起来却又并不偶然。因为他的考古情结由来已久，早在童年时代即收集过古钱；就读燕京和清华时期，先后参观过北京故宫、历史博物馆和地质调查所；对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周口店发掘所获人类化石及石器、骨器等文化遗物，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等物，曾经发生极大的兴趣；还曾仔细考察圆明园遗址，前往云冈石窟参观，聆听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关于西域考古的讲演。尽管如此，是否就此选定考古研究为终身事业？先生仍然有所犹豫。
1934年10月2日，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录取名单在报纸上正式公布。第二天，夏先生即由清华图书馆借阅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随后便在清华聘请的两位辅导老师傅斯年和李济的指导下，进行出国前的业务准备。先是就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然后去南京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中四个多月时间奋力阅读了数十种中文、日文和英文的考古学论著。1935年3月又前往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第11次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不过这时，先生对近代经济史尚未忘怀，思想上仍有反复。特别是他刚到安阳时看报纸获知，1935年招考的清华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随即写信恳请校方“通融”，将自己的专业改变为“经济史”，校方未予同意。既然夏先生一心出国留学，又不能改变专业，只好下定决心，“咬牙硬干”这门考古学。他在安阳停留两个多月，清理了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东区的一些小墓（祭祀坑和车马坑），虽是初次参加考古发掘，但他工作细致和善于绘图，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至于夏鼐出国留学的去向，经过傅、李、梁三位先生反复斟酌，权衡利弊，确定使用留美公费前往英国留学，先入历史较久、设备较好的伦敦大学，然后再作进一步考虑。
夏鼐先生留学英国期间，伦敦大学有三处可供选择的考古学方面院系：一为大学学院，分埃及考古学系和考古学系（后者包括希腊罗马考古学）；二为艺术研究所，注重中国考古学；三为新设立的考古学院，注重近东考古学。夏先生于1935年9月刚到英国时，先在艺术研究所仓促注册，与先期到达的吴金鼎、曾昭燏一道，跟随叶慈（W.P.Yetts）教授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同时选修大学学院的一些考古课程。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先生考虑出国前傅、李二位先生嘱咐他注重历史考古学，而埃及考古学的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鉴。但攻读埃及考古学的难度较大，必须以相当时间学习埃及象形文字。于是他在1936年4月写了一封5000字的长信，寄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并且致书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详细说明恳请延长留学期限一年，转往伦敦大学大学学院攻读埃及考古学的理由
。经过傅、李二位先生与梅校长洽商，清华校方同意夏鼐延长留学期限一年。这样，夏先生便于1936年9月转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埃及考古学系，迈出治学道路上关键性的一步
。
夏先生在艺术研究所期间，已选修大学学院考古学系的“田野考古的目的与方法”、“考古遗存的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普通测量学”、“考古绘图”、“博物馆考古学”、“矿物与岩石学”、“体质人类学”、“青铜铸造”等课程。当时田野考古和埃及考古学权威皮特里（W.F.Petrie）爵士已经退休，田野考古课程由其弟子惠勒（M.Wheeler）教授继任。惠勒的名言是“考古学家要发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是发掘出古代的文物”，以工作严谨、方法细致而著称于国际考古学界。先生深受惠勒考古思想的影响，曾于1936年7月下旬到9月初在其亲自指导下，参加多切斯特附近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的发掘，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随后又于1937年12月底至1938年4月初，随英国考察团参加埃及阿尔曼特（Armant）遗址和巴勒斯坦杜韦尔（Tell Duweir）遗址的发掘。他还专门学习过古物保管技能，从开箱、洗刷、编号，一直到复原作陈列品。还曾按照梁思永先生的嘱托，专程去伦敦博物馆实验室，向有关专家请教妥善起取殷墟花土（彩绘木雕印痕）和漆器的技术。由此可见，先生在留学期间对田野发掘与室内整理的各方面技能，学习和掌握得相当全面。这在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中，是无人能够匹敌的。
为了攻读埃及考古学，夏鼐先生刻苦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师从古埃及文权威伽丁纳尔（A.H.Gardiner）教授，从1936年9月21日开始到1937年3月17日，认真学习了600页左右的中埃及语语法，做完全部练习，并得到伽丁纳尔的订正。到1937年底，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他又学习了僧侣体象形文字、新埃及语等课程，译完几篇重要的古埃及文作品。而这是埃及学专业一般学生，至少要用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功课。这些古埃及文作品中有一篇提到，埃及人看不惯喝牛奶的外族人。先生阅读时用汉语中“乳臭小儿”成语来解释，得到伽丁纳尔击节赞叹，让他写成一篇短文《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发表于《埃及考古杂志》第24期（1938年）。后来发表的《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文，更对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若干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
由于先生时刻考虑将来怎样更好地“为祖国服务”，所以课外异常勤奋地博览群书。他曾在1938年末的日记中写道：“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过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页（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无暇阅书”尚且读过那么多书，其它年份读书的数量总要达到100种以上。先生当年大量阅读的主要是三类书：埃及学及古代近东方面的专业书籍，考古学理论和技术方面的最新著作，以及人类学名著。夏鼐的治学之路，从一开始就站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埃及学的学术前沿，并且始终一贯地坚持如此，因而他的见识也就远远超过其他同辈学者。
1938年5月，夏先生在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选定“古代埃及的串珠”这个从来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被皮特里称作埃及考古学发展中的关键性课题之一，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又是一次知难而进。他以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收藏的1760件古埃及串珠为基础，兼及埃及开罗博物馆等处的藏品，按照它们的形制、颜色、质料、纹饰、出土地、时代、用途，逐一进行登记，并手绘线图，制成两套各2000多张资料卡片，充分表现出他的扎实功力。现在这两套卡片，一套完整地保存在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一套保存在先生自己家中。当时他采取皮特里的方法，先依串珠的质料分类，再进行类型学和统计学的分析。而从1940年5月开始，先生更与年近九旬的皮特里直接通信，寄上写好的前几章文稿求教，并询问某些细节问题，得到皮特里的肯定和称赞。他于1940年末取道巴勒斯坦回国时，曾特地前往耶路撒冷，晋见定居那里、正在病院疗养的这位埃及学大师，当面聆听他的指教。先生的串珠研究，也得到其他埃及学家的青睐。例如开罗博物馆的布伦顿（G.Brunton）就曾经请先生鉴定一批阿尔曼特遗址出土的串珠，将他写成的鉴定报告《阿尔曼特撒哈拉诸遗址出土的串珠》，收入所著《阿尔曼特诸墓地》第2卷之中。
夏先生的博士论文，是1940年末回国以后，于1943年7月最后完成的，10月寄往英国。全文打印稿433页，分为四编23章。第一编5章是导论，介绍了古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研究范围、登记方法、处理模式，以及定名和材料鉴定；第二编5章是不同材料（玻璃、石、烘烤材料、金属、其它）串珠制作工艺的研究；第三编4章将各类串珠进行分类，并提出新的排谱；第四编是年代考察，将古埃及串珠按年代分为9段，从史前到希腊罗马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按照规定博士论文原本应由本人到场答辩，但先生无法专程前往，经其申请，校方特许免予答辩，缺席通过。1946年7月31日，伦敦大学颁发给夏先生埃及学专业的哲学博士证书，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学专家，日后被誉为中国的“埃及学之父”。
伦敦大学的埃及学家指出，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但由于再也没有其他学者进行过工程浩瀚的古埃及串珠系统研究，夏鼐先生的博士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伦敦大学方面反复洽商、共同努力，这部埃及学上的巨著终于在2014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国际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合作出版。夏鼐当年手写的串珠资料卡片和相关数据照片，则全部可在伦敦大学皮特里博物馆的网站上查阅。
1941年初，夏鼐先生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后方，1月24日到达云南边境的畹町，2月和3月上旬在昆明逗留，3月19日到达四川南溪的李庄镇。由于战时中研院人员编制方面存在困难，未能立即进入李济主持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被暂时安排在李济兼职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设计委员。当年7～11月，先生参与史语所、中博院等单位合作，由吴金鼎主持进行的彭山汉代崖墓发掘，在这项四川地区首次考古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全年和1943年第一季度，他都在故乡与阔别六年多的家人团聚，时值温州一度沦陷，曾两次与日本侵略军遭遇，险遭不测。战乱中，夏先生不仅镇定自若，巧于应对，使之化险为夷，而且仍然坚持治学。他逐篇阅读了《史记》、《三国志》和《尚书》，还将自己学位论文的英文稿全部手写出来，再用打字机打出清稿。
1943年5月，夏鼐先生被中研院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随即奉派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向达合作，共同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于1944年3月启程前往甘青地区，进行将近两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其间，向达的弟子阎文儒曾参与其事）。在经费严重不足、气候非常恶劣、交通十分不便、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拓了中国西北地区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丰硕成果。1944年春季，他们先在敦煌附近的佛爷庙、老爷庙两地，分别发掘魏晋和盛唐时期的墓葬。夏日，趁在敦煌千佛洞避暑之便，先生曾逐个对洞窟作详细的考察，第一次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以洞窟题记之有年号者为标准，抽绎各时代之特点”的研究课题。秋季和初冬，他们勘察了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其中通过小方盘城的发掘，获得载有“酒泉玉门都尉”等字样的汉代木简，使久讼难决的汉代玉门关位置，从考古学上找到确实证据。1945年，他们主要在洮河流域调查发掘史前遗址，特别是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和临洮县寺洼山墓葬的发掘，对中国史前考古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另外，还在武威县喇嘛湾，发掘唐代吐谷浑贵族慕容氏的墓葬。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研院史语所于1946年5月迁回南京鸡鸣寺。傅斯年为考古组确定的工作方针是：两年内不做田野工作，先把旧账还清，出版报告。于是夏先生除几度回温州探亲外，集中大部分精力，抓紧进行西北考察所获资料的整理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他首先用英文写出《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一文，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杂志》发表；继而用中文写出《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和《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二文，在《中国考古学报》发表，郑重地向国内外学术界公布：宁定县阳洼湾两座齐家墓葬的发掘中，在一座墓的填土中发现两块彩陶缽残片，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甘肃远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应为甘肃仰韶文化（现称“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临洮县寺洼山6座墓葬的发掘，则揭示寺洼文化的内涵，并且推测寺洼文化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氐羌民族有关；进而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认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沙井文化也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相互之间并没有因袭变迁关系。这便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中国史前文化分期体系已彻底破产，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夏先生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两篇蜚声史坛的考据性文章，充分显示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对1944年敦煌两关遗址和烽燧遗迹发掘出土的30余支汉简进行考释，为判定敦煌小方盘即为汉代玉门关故址提供确切的物证，又对太初二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提出新的看法，指出“玉门关在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以前，便已在敦煌的西北，但也可能是同一年的事”。他还全面检视居延汉简资料，审视600多张有关的照片，找到300多条字形证据，纠正马衡等人将汉简中汉武帝征和年号释作“延和”的谬误。《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则在考释当地发掘所获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方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早年出土的四方慕容氏墓志，参考《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用年表的形式对吐谷浑晚期历史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阐述。
夏先生这些突出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考古学界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由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所长傅斯年明确地说“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对其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1946年11月下旬的一天，傅斯年突然向尚为副研究员的夏先生提出，自己将于翌年赴美国医治高血压病，有意要他在此期间代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这使先生吓了一跳，当即以自己“资望过浅，成绩未显”为由推辞。傅斯年却说，现下所中的几位研究员，“不是书呆子、老学究，便是胡涂虫”，自己是经过两个多月考虑作出的决定，坚持一定要由他来代理所务。后经傅斯年三番五次动员，直到1947年2月夏先生才勉力接受这一重托。
1947年6月下旬到1948年8月中旬，夏先生代理史语所所长职务一年零两个月时间，既锻炼又展示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其间最值得称道的是，1947年10月17日先生代表傅斯年，列席中研院评议会讨论决定首届院士候选人的会议上，讨论郭沫若提名问题时仗义执言的情况。据先生当天的日记记载，会议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主持，开始是胡适要求他离开主持人立场对此表示意见，朱家骅说郭沫若“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时任中研院总干事（即秘书长）的物理学家萨本栋，担心“刺激政府，对将来经费有影响”。经济学家巫宝三当即反对，认为“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贡献”。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则强烈地表示，“倘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也主张“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即将交付无记名投票的时刻，身为年轻后辈的夏先生作为列席人员不能参加投票，面对咄咄逼人的“党国要人”，毅然站起来申辩。他无所畏惧地说：“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研院为Academia Sinica，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先生内心以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但这一句话，他是想到而中途打住，没敢说出口来。最后的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将郭沫若列入中研院首届院士候选人的名单。不过1948年3月中研院正式选出首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的时候，郭沫若已经转移到香港，并没有接受这项荣誉称号。
夏先生代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与历史学界顶尖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陈垣、杨树达、余嘉锡、顾颉刚、汤用彤，都有近距离的接触，曾约请他们与史语所同仁座谈，讲述自己的治学经验。其中尤其与胡适、陈垣二位接触最多。胡适每到南京，必定下榻于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室，晚间常约先生一道聊天，听他畅谈自己的学术经历、研究展望以及对时局的看法。陈垣也曾在史语所下榻，将其新著《通鉴胡注表微》、《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二书赠给先生，先生则将自己的新作《汉武征和年号考》、《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两篇文稿送请审阅，都曾得到陈援老的首肯。与此同时，先生因不时参加中研院召开的会议及社交活动的关系，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也有广泛交往。其间，夏先生又于1947年10月收到伦敦大学授予的博士证书，1948年8月晋升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这样，他就成为学术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新秀。
尽管傅斯年对夏先生有知遇之恩，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并没有含糊。傅斯年于1948年8月中旬返所复职之后三个月，面对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人心惶惶的形势，决定将他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为此，1948年11月29日傅斯年询问先生的个人计划，先生表示“决定返家”，傅斯年劝他早走。两天以后，傅斯年又问先生“能否押运古物赴台”，先生断然拒绝受命。1948年12月9日先生脱离国民党政府官方机构中研院，于13日回到故乡温州闲居，静待政局的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鼐先生一度应聘至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任教。直到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考古研究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提名，任命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兼任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夏鼐为考古所副所长。郑振铎所长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熟悉文物方面情况并有重大贡献的文化界前辈。梁思永、夏鼐副所长是当时大陆仅有的两位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班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贡献卓著的田野考古学家。当年，郑振铎所长的工作重点在文化部文物局，不时来考古所视事；梁思永则卧病已久，只能在病榻上运筹帷幄，无法亲临田野考古的第一线，早在1954年春即与世长辞。随后又有尹达兼任副所长、所长，直到1962年先生才被任命为考古所的所长。虽然如此，考古所的各项业务工作始终由夏鼐先生进行全面而具体的领导，并于1955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任常务委员）。夏鼐先生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不遗余力地为我国考古学界引航掌舵。他在三十多年的历程中，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为推进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夏先生在1950年10月1日正式到科学院考古所履任后一个星期，便率领本所全体12名考古业务人员，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较大规模的示范性发掘，通过实践培养干部。他全面掌握发掘的进度，经常是白天在相距十多里的两个发掘点之间来回奔波，身先士卒，亲自操作，手把手地将发掘技术传授给初次参加考古工作的年轻同志；晚间则检视他们的发掘记录，由此确立考古所严格的田野工作规程。特别是发掘琉璃阁战国车马坑时，他在连降大雪的冬日，每天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先用火盆烤化坚硬的冻土，然后以冻裂的双手紧握手铲等工具，一点一点地仔细剔剥，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终于第一次完整地揭露出19辆腐朽成灰的古代木车痕迹，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1951年，夏鼐又带领几位青年同志，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调查发掘渑池县仰韶村等史前遗址，前往长沙近郊发掘战国两汉时期墓葬，使他们进一步掌握田野考古技能，成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第一批得力的业务骨干。
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设高潮，迅速培养田野考古的专门人才，从1952年起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举办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并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学本科的考古专业。四届训练班均由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出任班主任。北大的考古专业则由考古所派遣的苏秉琦副研究员兼任教研室主任。夏先生直接参与训练班和考古专业的组织领导、主要课程的具体策划，连年亲自讲授最重要的基础课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教导大家深刻领会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并曾进行实地操作的辅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50年代参加工作的田野考古人员，都是直接领受先生教诲的弟子。这样，便为全国各地培养了考古工作骨干，使科学的考古发掘普及全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先生一贯认为，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他以自己的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采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切忌有“挖宝”思想。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开始都是为安排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实习而进行发掘的。
1955年秋，为配合国家治理黄河水患、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由夏先生兼任队长，调集各省文物单位和科学院考古所的数十名田野考古人员，分为十组前往三门峡水库区的豫、晋、陕三省十县，进行深入的考古文物调查。当时，先生坐镇洛阳指挥一个多月，出发前为队员作了题为《考古调查的目标和方法》的指导性报告，将其亲自设计的缜密调查记录表格发给大家使用；调查期间，他不断披阅各组的工作汇报，随时针对发现的问题发出具体指示，并编发考古队的工作通讯。这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考古文物调查，共计发现各类古代遗迹278处，其中包括随后于1956～1957年进行重点发掘和勘察的庙底沟史前遗址、上村岭虢国墓地、三门峡漕运遗迹，以及内含大幅彩色壁画的元代古建筑永乐宫，等等。这实际是对各地考古人员的进一步培训，大大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
1956～1958年夏先生为北京明定陵的发掘，贡献了莫大的精力。清华时期同窗吴晗开始倡议主动发掘的是十三陵中明成祖的长陵，夏先生和全国文物工作方面的负责人郑振铎对此都不赞同，主要是感到在文物考古人员忙于配合基建工程的情况下发掘长陵并非当务之急，而且当时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技术条件都不成熟，贸然进行发掘势必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后来吴晗联络郭沫若、范文澜等6位知名人士报请国务院批准，夏先生被名列“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委员，负责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他才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重担。夏先生提出，长陵规模宏大、情况复杂，应先在其它诸陵中选点试掘，以便取得经验，然后再考虑长陵的发掘方案。先生亲自选定在定陵试掘以后，每逢发掘的关键时刻，他都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指导和实际操作，为力争发掘工作的成功而呕心沥血。特别是在进入阴暗潮湿的墓室，清理万历帝后棺内文物时，先生趴在棺椁上方搭起的木架上，探身向下，匍匐操作，整整花费四天四夜的时间，艰难地清理棺内各种腐朽散乱的随葬物品。他不顾自己严重的身体不适，以超人的毅力，对冠冕的形状、结构、色泽、尺寸，以及串珠的数量和系结方式，耐心细致地观察和记录，绘制出草图。正是由于先生作了如此详尽的完整记录，才使清理皇后凤冠等做工精美衣物的工作得以完成，为日后的修复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使之得以重现昔日的辉煌。先生原本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当时定陵发掘工地的食宿条件很差，往往前去几天便因呕吐不止返回，稍事休息再去，最后竟在地宫连续操劳半个多月，以致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时完全病倒，住进医院疗养了五个多月。而定陵的发掘，也使先生更加深切地感到发掘古代帝陵的条件很不成熟，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特别是丝绸品等有机物）难以妥善保存，于是向有关方面积极反映在现有条件下不宜发掘帝陵的意见。1960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暂缓主动发掘古代帝王陵墓的通知，原拟发掘的明成祖长陵也就从此作罢。
1958年以后，先生不再承担具体的田野考古项目，但仍不时亲临重点发掘工地，例如1970年代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1980年代的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广州汉代南越王墓，都曾前往现场进行具体的指导。直到他突然与世长辞的前几天，还在骄阳似火的初夏时日，不顾年迈前往中原大地的洛阳附近，视察偃师商城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长期以来，在夏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一系列重点发掘取得了累累硕果，充分显示出我国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夏鼐先生不仅注意普及田野考古技术，更在关键时刻紧紧地把握航向，使考古工作得以排除干扰，健康地推向前进。在那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特别是1958年的“学术批判”和“大跃进”中，作为考古学界最高学术领导的夏先生首当其冲，也曾遭受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考古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被否定，田野考古操作规程遭到破坏。有的单位搞起边发掘、边整理、边写报告的所谓“流水作业”，在发掘工地挑灯夜战，并且得到主管机关个别官员的支持，被大张旗鼓地进行推广。先生顶住歪风邪气的压力，坚决不让错误的做法波及考古所的发掘工地，对于受过这种“洗礼”的高校毕业生，分配来所后先集中整训，然后再安排具体工作，使他们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成长为考古所的又一批业务骨干。
为了根据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更有计划地开展考古研究，不断提高田野工作的学术水平。夏鼐先生曾于1956年参与、1963年和1978年主持制定考古研究的长期规划工作。1962年他在《红旗》杂志发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通过总结已有的考古研究成果归纳出六个方面的基本课题，即：人类起源和人类在我国境内开始居住时间问题、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问题、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问题、国家起源和夏文化问题及城市发展问题、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等）方面问题、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问题。这集中体现了夏先生对于建立和完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学术思想。多少年来，先生正是基于这种学术思想，部署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考古研究所）的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重点进行黄河流域和邻近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探索夏文化和商周早期文化，商、周、汉、唐等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以及新疆、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考古研究，并且注意开展甲骨文、金文、简牍、碑刻等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夏先生还在考古研究所每年年终的田野工作汇报会议上、中国考古学会的历次年会和考古学界的其它会议上，谆谆嘱咐大家增强考古工作的课题意识，努力提高田野发掘的学术水平。
夏鼐先生对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一贯要求得极为严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考古所编辑出版的重要考古报告和专著，在发稿前大都经过先生的审阅；《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重点文稿、外文目录和提要，也都在出版前经先生审定。先生审稿非常仔细，大到学术观点的审订，小到文字、标点和图表的校正，引用文献的核对，无不认真对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绝非敷衍了事、大而化之者可以伦比。这样严格的把关，既使我国考古学书刊长期保持高质量的声誉，又在考古学界形成谨严治学的风尚。
夏鼐先生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著作之后不久，他便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断代方法的重要意义，撰文呼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随后，从科学院原子能所调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对青年夫妇，承担创建工作的重任，多方予以呵护与支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积极筹措，考古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历年来在同类实验室中公布的数据最多、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先生的领导下，考古所又较早地调进专门人才，开展考古学中化学、人类学和动物学的研究。他还积极倡导考古学界与有关科技单位之间的协作，进行出土文物中金属、陶瓷和其它制品的分析鉴定，在判别一些器物的原料成分及其产地、究明制作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夏鼐先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曾多次出席国际上的学术会议，出访欧、美和亚洲的十多个国家，接待来自五大洲的知名学者，使中国考古学研究保持与国际接轨，也使外国同行更好地了解我国考古工作的成就。
夏鼐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治学严谨的特点。他不仅熟练地掌握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献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条件，密切关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问题，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笔者长期在先生身边工作，深知他在行政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忙里偷闲，闹中取静，抓住零碎时间撰写学术论文，从收集资料、查对文献到成文清稿，都是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为考古学界树立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师风范。
夏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前已述及早在1940年代，夏鼐先生就根据甘肃齐家墓葬和洮河流域其它地点的可靠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提出不同的文化系统问题；50年代及其以后，他又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进一步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80年代他还是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学者。这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195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逐步展开，许多地方发现前所未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过去习用的仰韶、龙山等有限几种文化名称已经无法概括。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企图完全取消考古学上的文化名称，代之以笼统的某某地区原始文化。面对这种日趋复杂的情况，如何正确进行新的文化区分和命名，便成为考古研究发展的关键环节。1959年初，夏鼐先生应各地同志的要求，及时发表《关于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问题》一文，从正面阐述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对什么是考古学文化，为什么要划分考古学文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某一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可供观察的一群东西的总称，用以表示考古遗迹中（尤其是原始社会的遗迹中）所反映的共同体，通常以第一次发现典型遗迹的小地名来命名。这样命名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以便大家在共同使用时互相了解，不致产生误解。他的基本态度是：从实际出发，慎重处理，既不要迟疑不决，以致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的混淆在一起，延缓研究工作的进度；又不要轻率浮夸，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现象，就匆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他特别不赞成直接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他还预见到，区分考古学文化时，对“哪些可以算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哪些只是由于地区或时代关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两个分支”，即在考古研究中如何界定文化、类型和分期的问题，学者之间会有不同看法，需要留待将来再作详细讨论，启发大家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夏先生的这篇文章，统一了我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从而极大地推进考古研究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
夏鼐先生早在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即曾提到：“根据考古资料，现今汉族居住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连黄河流域的中游和下游，也有很大的差异。古史传说中也有这种反映。”他在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重提并发挥这一论断。该文根据当时公布的各种史前文化的年代数据，结合文化内涵和地层证据，全面讨论它们之间的年代序列和相互关系，即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谱系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并非黄河流域一个中心的多元说。先生指出，各地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适应而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或一些文化”。又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有互相影响，交光互影。这种看法似乎比那种一切都归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的片面性的传播论，更切合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更能说明问题”。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由传统的黄河流域一元说转变为并非一个中心的多元说，是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最近二十多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多元说进一步确立，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
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先生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强调其理论意义在于是“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他从明确基本概念入手，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个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衙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先生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联系、一脉相承；而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至于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种文化，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他还特地讨论中国文明是否独立发展的问题，着重分析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断定“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夏先生还曾讲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同时又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便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方向，从而导致此后有关研究和讨论长盛不衰，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先生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著，包括1940年代关于敦煌汉简和吐谷浑墓志的论文，突出地反映他本人熟知文献资料，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夏先生亲自主持和具体指导的田野考古工作，绝大部分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其中尤以1950年代初期的几项意义最大。例如，辉县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附近的调查，确认二里冈是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商代遗址；长沙附近的发掘，初步判明当地战国两汉时代墓葬的演变情况，为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打下基础。这便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大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周时代推延到汉代以至更晚，过去那种“古不考三代以下”的不合理状况，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夏先生关于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论著，往往是在对具体学术问题作独到论断的同时，从方法论上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问题。例如夏文化问题，1950年代末期，这项探索性考古工作在前辈专家徐旭生的倡议下着手前后，先生曾在考古所的会议上再三申明，对于所谓“古史传说”资料需要审慎地对待，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认为这处遗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引起有关学者的热烈讨论。夏先生针对众说纷纭的情况，着重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他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认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够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夏王朝时期的其它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算是“夏文化”，不仅内蒙古、新疆等边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与夏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那也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他又指出：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但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进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现已取得较多的共识。
夏先生关于商代和汉代玉器的几篇文章，在古器物研究的方法上有所突破。首先，他注意探讨中国古玉的质料和原料产地，提倡对各地出土的玉器多作科学鉴定，从矿物学上判别它们的显微结构和所含元素，以便与地质矿产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其次，他强调正确判定玉器的类别、名称和用途，不能继续采用吴大澂那样的“诂经”方法，而应改变为谨慎的考古学方法，即根据考古发掘所见各种玉器的出土情况，以及它们的形状，结合传世品和文献资料考证其古名，无法判定古名的则另取简明易懂的新名，用途不明的暂时存疑。他曾着重论述礼学家所谓“六瑞”以礼天地四方的传统说法，指出其显然是战国和汉初儒生杜撰的理想化礼器系统，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这样，便为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使古玉研究从礼学家烦琐考证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对历史考古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也有指导作用。
夏先生对古代葬制方面的问题，更是从考古发掘所见实际情况出发，对照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进行考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前，在许多论述中对如何区分棺椁存在着混乱。先生于1973年发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棺椁制度》一文进行辨析，判定椁室是用厚重木枋在墓坑现场搭成的，内棺和外棺则可以整体迁移，盛放尸体后套合起来葬入墓中。该文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四层套棺均内外涂漆，而椁室的各个部位则不加髹饰，彼此区别得非常明显。弄清楚棺椁界限这个葬制上的基本问题，就避免继续在礼书记载的个别文字上打圈子，使棺椁制度的研究前进一步。
夏先生对历史考古学的重要分支铭刻学也很重视，在他的亲自筹划和具体指导下，考古所集体编纂了集殷周青铜器铭文大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全书18巨册）。他在为该书撰写的长篇前言中，对考古学（包括它的组成部分古器物学）和铭刻学的含义，以及中国铭刻学的特点作了详细的阐述。该文指出，铭刻学研究“包括认识文字、读通文句、抽绎文例、考证铭文内容（例如考证纪年、族名、邦国、人名、地名、官制和史事等），以及根据字形、文例、考证的研究结果，来断定各篇铭文的年代和它们的史料价值。”他说，铭刻学研究除将铭文中的古文字经过考释改写为今日的楷书以外，“它的考证方法，和利用传世的一般古代文献记载一样，完全是属于狭义的历史学范围。”夏先生还严肃地批评，“现下仍有个别搞铭刻学的人，过分强调铭文的解读，有时完全不顾古文字的原则或通例，将一些不易考释的铭文中每字都加考释，每句都加解说，实际上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
关于中国科技史领域，夏鼐先生在1950年代初期，即已根据亲手发掘的辉县战国车马坑和长沙汉代车船模型，进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1960年代起，先生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纺织、冶金和其它方面的光辉成就，分别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夏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方面，对几幅有代表性的古代星图进行详细的考察。这主要是古代墓葬壁画中仅有个别星座的象征性星图，包括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最早表现黄道十二宫的宣化辽墓星图。关于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开始曾有学者对比现代星图进行解说，由于不了解中国和西洋古代天文学的差异，所作解说多有不当。先生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进行讨论，提出：（1）这星图的内容，并非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象，仅是选取少数星座作为象征，因而只能用中国古代星座对照，不能用现代星座对照；（2）这星图是西汉末年的，对比材料应以年代接近的《史记·天官书》为主，而以《晋书·天文志》作为补充；（3）比较不能漫无边际，应注意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这样便弄清楚，这星图实际是从汉代天官家所区分的“五宫”中每“宫”选取几个星座用以代表天体而已。关于宣化辽墓星图，夏先生根据其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像，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入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最迟至隋代，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至于中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这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看法
。至于古代天文学家根据恒星观测绘制得比较准确、反映的天象也比较完整的那种星图，夏鼐先生则对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进行了探讨。经过详细的考证，他将其中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断定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写本，比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判定为五代写本，提早了二百年。
夏鼐先生是我国学术界根据考古资料进行纺织史研究的先驱。西方学者早在1920年代，即已进行新疆出土汉代丝织品的研究，我国学者则开始于1960年代初期。1961～1962年，先生通过新疆民丰、吐鲁番两地新发现的汉唐丝织品的若干残片和放大照片，参考过去其它地方出土的有关资料，考察汉唐时代绮、锦和刺绣的纺织工艺与图案纹样，附带讨论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1972年，他又发表《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系统地论述我国汉代和汉代以前养蚕、植桑、缫丝和织绸方面的发展情况，并对汉代织机进行新的复原研究，以进一步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夏先生指出：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我国在上古时期是世界上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织成精美的丝绸，遗存实物有普通平纹、畦纹和文绮三种织法。他说，我国当时除使用竖机之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卧的织机，这便和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专门使用竖机不同，大概东周时期已有使用吊综提花和脚踏的织锦机。先生又指出，我国的丝织生产发展到汉代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五彩缤纷的汉锦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组织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区的方法，在同一区内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于汉代的织机，先生根据实践经验和认真分析，指出有些学者所复原的织机“是不能工作的”。遂以江苏铜山县洪楼村出土画像石中的织机图为主要依据，经过多次讨论、反复试验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复原方案。他指出，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但根据出土的锦、绮、文罗等实物，可以推测汉代已有提花机。当时，先生从织物花纹单元的高度和纬线的密度考虑，认为有时需要提花综四五十片之多，推测汉代的织机已有提花设备，可能是“提花线束”，而不是长方架子的“综框”。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一影响甚广的看法有较大的改变，1983年在日本的讲演中说：“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没有来得及详细论证自己的这一看法，便与世长辞了。
我们知道，夏先生的故乡温州是丝织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温州生产的瓯绸闻名海内外。他自幼耳濡目染，对丝织工艺早有相当的了解，因而精心从事古代丝织品研究，绝不是偶然的。据先生的子女回忆，先生进行新疆出土丝织品研究时，曾连日在灯下用几色丝线试作编织，以揣摩汉锦的织造方法，然后用铅笔绘出织物结构的草图。他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摸索进行古代丝织品工艺考察的途径。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出土大量保存完好的丝织衣物以后，委托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进行工艺考察，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不曾接触过古代丝织品，就是先认真阅读夏先生的论著启蒙，然后着手进行马王堆丝织品织造工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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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先生在中国冶金史研究方面，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铁刃铜钺，初步的技术鉴定以为铁刃属古代熟铁。这项发现如果属实，将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大发现，表明我国先民早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开始人工冶炼熟铁，因而迅速得到先生的高度重视。先生考虑到人类在发明炼铁以前往往利用陨铁制器，而鉴定结果中铁刃的含镍量高于一般冶炼的熟铁，当即表示鉴定并未排除这具铁刃实为陨铁制品的可能，不能遽尔确定其为人工冶炼的熟铁制品，因而尚需作更加缜密的科学鉴定，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方能进一步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后经先生约请钢铁专家柯俊教授重新组织鉴定，多种现代化手段的分析结果确认，藁城铜钺的铁刃不是人工冶炼的熟铁，而是用陨铁锻成的，从而避免了不慎误判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恶劣的影响。夏先生还纠正了我国早在3世纪的西晋便能提炼铝的错误结论。1953年江苏宜兴周处墓发现17件金属带饰，发掘者将其中一块碎片请人鉴定，分析结果为铝。由于炼铝是19世纪发明电解法后才被人们掌握的一种新技术，这项发现迅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但是，后来有学者分析另一块碎片，得到的结果却是银。为了澄清事实的真相，先生再请学者采取几种不同的方法，对现存的全部带饰重新鉴定，检验结果都是银而不是铝。他注意到周处墓曾被盗扰，小块铝片有系后世混入物的重大嫌疑，因而建议大家不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夏先生还对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发掘与保护，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曾亲自前往发掘现场视察，与有关人员共同讨论复原这处古代铜矿由竖井→横巷→盲井的采掘过程，提升、排水、通风等方面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及各种采矿工具的应用，并且亲自设计了提升用木辘轳的复原方案。他还高兴地指出，这次古代采矿遗址的发掘，使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不仅研究青铜器本身的来源（出土地点），还要研究它们的原料来源。对古铜矿的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这是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重要领域。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女尸古病理学研究中一段感人的往事，突出地反映了夏先生的博学多识和人格魅力。为进行马王堆女尸的研究，曾于1972年12月上旬在长沙召开专题座谈会。与会人员中，不乏富有经验的病理解剖专家，通过热烈的讨论，对是否解剖和怎样解剖问题取得了共识，湖南医学院年富力强的彭隆祥大夫主动承担主刀的任务。但他们对怎样作古病理学研究心中无数。夏先生除在会上几次作重要发言外，又在会后找彭隆祥个别谈话，并交给他一张纸条，开列出了国外关于古病理学的专著和有关论文的目录，并且注明在国内哪里可以找到这本书，应该注意阅读哪几页，及时给予他非常具体的帮助。时至今日，彭隆祥这位世界闻名的古病理学家记忆犹新，深情地说夏先生是“教我从事古尸科研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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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根据考古学资料探讨中西交通史的问题，夏鼐先生的开拓性贡献同样功不可没。他所进行的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情况，又涉及海上交通和古外销瓷等问题。
夏先生进行较多研究的是我国各地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例如对新疆、青海、西安、洛阳，及河北定县等地出土的钱币，大同、西安等地出土的金银器皿，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都曾撰写专文进行考察。他在逐项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又先后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和《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两篇综合性文章，进一步讨论中国和伊朗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我国各地发现波斯银币的地点，大多数分布在“丝绸之路”的沿线，或者在它东端长安、洛阳到其它城市的延长线上，共计30余批1100多枚。据夏先生鉴定，这些波斯银币分别铸造于萨珊王朝中期和后期的12个国王在位期间，从公元4世纪后半叶到公元7世纪中叶，延续时间将近350年。其中半数属库思老二世式的阿拉伯——萨珊银币。铸造地点明确的，几乎都在萨珊帝国的中部和东部。他认为，这些银币的发现反映了萨珊帝国的权力起落和经济兴衰，也反映了它作为中国和东罗马（拜占庭）之间的贸易中间站的历史地位与发展情况，并且恰好能同中国史书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特别是根据青海西宁的发现，引证《法显传》等书，提出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初，即东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路线除甘肃河西走廊一线外，西宁也在重要的孔道上。他说，当时由西宁进发，或经柴达木盆地北行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进入新疆，或经柴达木盆地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若羌，这条偏南的交通线之所以骤形重要，应与吐谷浑的兴盛有关。在夏先生提出此说以前，中西交通史研究者对这条路线却不够重视。
夏先生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说：在唐朝初期输入萨珊式金银器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摹仿制作，可能也有波斯匠人在中国制造的。萨珊帝国覆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风格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的中国风格。而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摹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他又指出：古代丝绸的织造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汉锦是经线起花的重组织，西亚和中亚的织锦则采取纬线起花的方法织成；新疆发现的资料表明，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变化，6世纪时有一种可能为外销而生产的萨珊式花纹经锦，后来中国织锦的织法也改用纬线起花。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的具体事例。
在此还应提到，夏鼐先生曾主持编撰了中国考古学上最早的几部综合性论著，1960年代初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80年代初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在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时，夏先生从确定全书的框架结构和具体条目，到亲自撰写概观性特长条和审定重点条目释文，殚精竭虑，付出了莫大的辛劳，倾注对考古学科的最后热情，终于倒在审校《大百科》稿件的工作岗位上。
夏鼐先生本人杰出的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从1974年起先后被英国学术院、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美国全国科学院等六个外国国家学术机构授予通讯院士（或外籍院士），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荣誉学术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
夏鼐先生的高风亮节，突出地表现在他与夫人之间，数十年忠贞不渝、相濡以沫，向来为大家称道。他们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人李秀君是幼年裹过脚的家庭妇女，粗通文墨，体弱多病，一生操持家务，先生始终以宽厚、仁爱之心，与她共同守护这个温馨的家庭。先生从1928年初刚满17岁时结婚，到1952年秋举家迁居京华的25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学习和工作，夫人孤单地留在家乡，服侍公婆，抚育子女。来到北京团圆以后，无论平静安谧的幸福时日，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岁月，他们恩恩爱爱，相互扶持，携手走向夕阳。1980年代初期，先生偕同夫人一道出访，先后去过日本、美国、法国和香港地区，刻意补偿她毕生的辛劳。先生晚年曾深情地说：“我在考古学上这一点点的成就，确实一部分要归功于我这贤慧而能干的老伴儿。”
夏先生节俭是有目共睹的。他平时的衣着，多为蓝布中山装、布鞋或塑料凉鞋，冬天则是老棉裤、老棉鞋和长毛绒帽子，倘若看到他换穿笔挺的毛料制服和锃亮的尖头皮鞋，那一定是那天有外事活动。他办公室的门后钉着一个牛皮纸大口袋，用以存放一些旧信封，准备随时翻过来再用。为写文章而收集资料，经常是用大小不等的纸条抄录，再分装到若干旧信封中。他的办公桌上没有名贵的文房四宝，日常使用的是小学生那种最普通的砚台和最便宜的毛笔，应邀为人题字时往往借用所内同事的笔砚。
夏先生平时完全没有大专家的架子，常有不同年龄段的所内外人员，闯进他的办公室或家中请教问题，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耐心指导。许多人手中保存着先生为其审阅文稿的批条，都是以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写出十分具体的意见，以至应该查阅什么文献，有时连版本、页码都交代得明明白白。一张张纸条，闪烁着先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对于四面八方的来信，先生无不亲自回复，热情地鼓励素不相识的后辈青年，甚至帮助他们购书，从来没有置之不理。先生中学和大学的同学王祥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失去工作岗位，生活十分困难，得到先生的关怀和接济，在家乡温州被传为佳话。
夏先生是大家公认的良师益友，却又疾恶如仇。他曾为制定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而奔走，坚决抵制违反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错误行为。作为资深考古学家和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导师，先生绝不收藏古物，在他家中找不到一件古董、一枚古钱，甚至一块陶瓷碎片。
夏先生又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对公家经费（特别是外汇）的开支，精打细算、注意节约，真正需要的图书、设备，不惜巨资坚决购置，可买可不买的则一定不准购买。外国学术单位和个人赠送的大量书刊，绝大部分都是收到后立即交所里的图书室收藏。195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按规定每月可以享有100元车马费，他却从来没有领取过。改革开放后多次出国访问，他不仅将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上交，而且曾将多达3000美元的讲演费全部缴公。
夏鼐先生于1982年，从他任职三十余年的考古所领导岗位退下，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又被聘任为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先生仍然一如既往，每天到考古所简陋的办公室去上班，热情扶持继任的年轻同志领导好考古所的各项学术研究，不辞辛劳地前往重点发掘工地进行现场指导，参加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社会活动。为了促进全国考古研究的发展，先生于1984年末，将“文化大革命”后补发的工资，加上过去节衣缩食的有限积累，凑足3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面向全国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奖的基金（先生去世后，定名为“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奖”）。夏先生又曾于1985年3月1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的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感人肺腑的公开讲话，最后一次旗帜鲜明地向全国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夏鼐先生本人身体力行，正是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典范。
夏鼐先生于1985年6月19日倒在他所珍爱的考古研究岗位，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先生的一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将永远铭记先生的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