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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达原名刘燿，字照林，又名刘虚谷，1906年10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的牛屯村。1983年7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尹达于1925年考进中州大学（后改名河南大学）预科，1928年升入河南大学本科，先入哲学系，后转国文系；1931年奉派参加安阳殷墟发掘。大学毕业后，于1932年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作助理员，继而晋升助理研究员。这段时间，曾先后参加安阳殷墟和后冈遗址、浚县辛村西周墓地和大赍店龙山遗址、安阳侯家庄南地遗址和西北冈殷代王陵，以及日照两城镇龙山遗址等项重要的考古发掘。
抗日战争爆发后，尹达毅然离开工作多年的学术研究机关，于1938年初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活动，并于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在陕北公学任教。1939～1941年，任马列学院研究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曾参加范文澜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工作。1941年以后，任中央出版局出版科科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不久。
解放战争时期，尹达主要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历任北方大学图书馆馆长、华北大学教务处处长等职。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负责接收古都北平的众多文物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尹达起初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一度调任北京大学第一副教务长。1953年底调至中国科学院工作，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后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协助郭沫若领导该所工作。又于1954～1958年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9～1962年，兼任考古所所长。与此同时，还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1954～1960年）、《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委员。1959年，他和邓拓一起主持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工作。随后，他又负责具体组织郭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一书的编写工作。
“文化大革命”以后，尹达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继续担任副所长的职务，1982年起任该所顾问。1979年4月和198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0年4月，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3年任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又是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负责历史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编辑委员会委员，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委员。
尹达在学术研究领域，早年从文史研究转到考古研究，从事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多年；参加革命以后，由于从事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把注意力逐渐集中在我国原始社会的研究上面。新中国成立以后，尹达身居历史研究方面的领导岗位，一度兼管考古研究工作，曾将较多的精力用于探索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某些理论问题，对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一直保持着极大的热情，期待在重大学术问题上有所突破。
尹达在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坚持进行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31～1934年，他从始到终参加了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梁思永主持进行的后冈遗址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年代序列，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浚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今天，这些早已成为我国考古学上的常识，当时却是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史前考古走向科学化的重要一环。
1936年夏，尹达和梁思永一道发掘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至今仍是已经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堆积较为丰富的一处。当时，这里曾发掘五十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但由于其它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批重要的发掘资料连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至今仍未发表，令人十分遗憾。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1934年春，他和石璋如、祁延霈、胡厚宣等人，在梁思永的领导下，对西北冈墓地进行了我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到1935年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是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于1937年7月写成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从他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最早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着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因而安特生所说“仰韶文化”在内容上有所混淆，“实有加以纠正的必要”。他在该文中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可以置于仰韶期之前，似尚有问题”。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50年代以来在甘肃地区进行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了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问题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曾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帖，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估计过低，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1955年，他将这本书第一编的前半部，修订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连同其它论文合编为专集出版，其它部分则没有重新发表。尹达当时还发表过一些单篇论文。《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根据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其它有关资料，论证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繁荣、滋长起来的，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种和文化外来的谬论。《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关于殷商史料问题》二文，则在延安史学界引起了关于殷商社会性质问题的热烈讨论，引发大家对殷墟发掘资料的普遍关注（三文均附载于《中国原始社会》一书）。
尹达在50年代任职中国科学院以后，由于主要从事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具体过问考古研究的时间较少，但他非常关心考古事业的发展状况，经常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为建立我们自己的考古学体系而努力，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54年底和1955年初，他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从分析研究工作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从草拟提纲、翻阅资料、提出观点，到斟酌内容、修改文字，都曾花费艰苦的劳动。由于他是考古学的行家，该书在吸收考古工作成就方面，处理得比过去任何一部中国通史要好。《中国史稿》交付出版以后，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他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研究成果，并且针对各地工作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提出一些尚待深入钻研的学术问题。怎样才能使新石器时代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更加顺利地前进？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他还针对当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着重阐述陶器这种大量存在的遗物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根据典型遗址发掘科学地进行文化命名和开展文化谱系研究，以及如何根据考古资料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等一系列问题。尹达的这篇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0年代以来，中国的考古学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石器时代研究取得的成就尤为突出，这使尹达极为兴奋。他准备抽出时间，到有关地方去看看那些新发现的遗址，对新出现的问题作些必要的探讨；并曾满怀信心地表示：“我虽年越古稀，但是还有充沛的精力，去实现这个诺言！”令人遗憾的是，尹达同志被病魔缠身，遽尔与世长辞，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应该发扬尹达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学风，把新石器时代研究搞得更好，将中国考古学推向更加喜人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