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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宝钧字子衡，祖籍山西汾阳，辗转迁至河南南阳。祖父怀才未遇而逝，父亦早亡。郭宝钧为遗腹子，生于父亲逝世后二十日，即清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二十五日。祖母、母两世孀居，家贫而无可依者，使他自幼养成生活简朴、勤奋向学的性格。1922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返回家乡邀约友人创办南阳中学，成绩斐然，被调至河南省教育厅任职。1928年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开始进行中国科研单位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郭宝钧即作为河南省教育厅的代表，参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次发掘，是中国资历最老的考古学者之一。1930年，郭宝钧正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职，先后任调查员、编辑员、通信研究员，1946年晋升为专任研究员。
郭宝钧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将近二十年间，1930年参加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又曾几次参与和主持殷墟的发掘。此外主持进行了两周时期墓葬的发掘，其中有：1932～1933年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发掘，1935年汲县山彪镇东周墓葬发掘，1935年和1937年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发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宝钧于1950年春率领中国科学院派遣的发掘团前往安阳，恢复因抗日战争中断20余年的殷墟发掘工作，发掘了武官村殷代大墓。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郭宝钧任研究员。10月他作为副团长，协助团长夏鼐率领考古所的发掘团前往辉县，进行考古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发掘。1954～1955年，主持勘查东周王城遗址、发掘汉河南县城遗址。其间，郭宝钧曾于1952～1955年为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第一至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讲授基础课“商周考古学”。1956年8月，河北省文管会人员发掘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时，郭宝钧曾前往现场进行指导。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时期，郭宝钧主持进行中国通史陈列中奴隶社会部分的设计工作，后被聘任为该馆特约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此后至1965年，他以其馆藏青铜器为基础，兼及各地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商周铜器群的综合研究。
1964年，郭宝钧被选任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1年11月1日，郭宝钧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郭宝钧是中国考古学奠基时期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并且是其中坚持田野工作最久的学者，对于判明殷墟的宫殿建筑遗迹，开拓两周时期考古，作过突出的贡献。
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郭宝钧即以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参与其事。先后参加第1、4、5次发掘，主持第8、13次发掘。1931年第5次发掘中负责进行的B区发掘，首次辨识地下埋藏的夯土遗存，肯定殷墟宫殿建筑遗迹，从而纠正了殷墟漂没说等错误认识。1936年主持进行的第13次发掘，发现埋藏17000片刻辞甲骨的127号坑，这是历年殷墟发掘中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
1930年，郭宝钧参加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后与梁思永等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报告《城子崖》。这是中国考古学家首次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龙山文化典型遗址。
郭宝钧早年进行较多发掘的是两周时期墓葬，具有开拓性意义。主要有：1932年和1933年春、秋两季，在河南浚县辛村主持西周卫国墓地的四次发掘，1935年主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的发掘，1935年秋和1937年春主持辉县琉璃阁战国墓的发掘。后出版《浚县辛村》、《山彪镇与琉璃阁》二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宝钧于1950年初为郭沫若提供考古发掘所见殷周时代用人殉葬的情况；4～6月他主持发掘了有许多人殉的安阳武官村大墓，从而引起历史学界对人殉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殷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发表《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
1950年至1952年，郭宝钧三次前往辉县，参与琉璃阁、固围村、赵固、百泉等地点的发掘。其中他亲手发掘的固围村1号大墓和并列的另外两座大墓，是当时所知规格最高的战国时代贵族墓葬。该墓出土的铁质生产工具，是当时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铁器，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后与夏鼐等同志一起，编撰为考古学专刊《辉县发掘报告》。
1952年，郭宝钧与夏鼐等一道，带领第一届考古训练班学员，在郑州和洛阳两地进行考古发掘实习，发掘了商代早期的郑州二里冈遗址，及洛阳东郊的西周和唐代墓葬，后发表《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
1954～1955年，郭宝钧为探寻具有重要意义的周代王城，在洛阳西郊涧河两岸开展广泛的勘探，发现与王城关系密切的汉河南县城遗址，并且主持进行大面积发掘，为继续寻找王城打下了基础。后发表《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和《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
郭宝钧进行商周考古研究的突出贡献是：注重文献考证，倡导礼制研究。早在参与编写《城子崖》报告时，他就将山东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定名为“陶鬶”。后来，他所撰写的《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确定诸多车器的定名；《古器释名》、《古玉新诠》等专论，更多有创获。关于商周大墓的形制，郭宝钧往往不是简单地描述发掘中所见墓坑、葬具、葬式等，而是着眼于古代葬礼的仪节，推想其历经造墓、殴墓（驱鬼）、下棺、陈器、封墓等步骤。发掘辛村卫国墓地，他曾将81座墓区分为四种，即：有墓道、墓室、棺穴的甲种，有墓室、棺穴而无墓道的乙种，同于乙种而略小的丙种，以及厝埋极浅的丁种；并且推测：“甲乙种皆公侯、夫人之墓，丙丁种皆公族侍从之墓。”发掘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和赵固的战国墓，及其以后的研究，则最早注意到随葬礼乐器物的组合，指出其“钟必成律，鼎必成列，簠簋成偶”的现象，特别是列鼎的三、五、七、九系列，由此开创性地提出“列鼎”概念。
1950年代以前，中国高等院校并未设立考古专业，博物馆还没有历史性陈列，位居中国历史时期首位的商周时代考古研究也就谈不上达到一定的体系。50年代初期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建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时，郭宝钧被聘任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主讲人，首当其冲亲自将商周考古学课程持续讲授了四年。为适应考古教学的迫切需要，郭宝钧和其他考古学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点，努力将有限的考古资料系统化，认真撰写和反复修订自己的讲稿。郭宝钧讲授的商代考古单元，包括：年代地理、发现情况、住址、葬地、铜器、陶器、其它工艺品、甲骨与契文、小结。两周考古单元也大体如此。后来北京大学的商周考古学课程，由郭宝钧的弟子邹衡接替，这时考古资料日益丰富且更加完善，这与郭宝钧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同样具有开拓意义的是其在博物馆陈列和考古知识普及上的贡献，50年代初考古所曾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殷墟发掘展览”和“辉县发掘展览”，均由郭宝钧负责并撰写展览说明书。1959年他更主持设计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的奴隶社会部分。
郭宝钧在1963年出版的专著《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是他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复原古代社会状况的一种尝试。该书从生产、生活、社会组织、精神文化四个方面，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充分结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论述，有助于对商周考古资料的理解和对古代社会状况的认识。
郭宝钧从自己亲手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出发，进行商周铜器的综合研究，是他在考古学上的重要贡献。1941年他应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约请，撰写过一部《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篇》（又名《中国古铜器学大纲》），既系统地总结了金石学家研究铜器的成绩，又开辟了在考古资料基础上研究铜器的新路，属于承前启后性的著作，但生前未能问世。书稿共计16万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绪论，论述古代铜器的范围、分期、铸造、纹饰、铭文、研究状况等；中篇介绍铜礼器，包括肉器、饭器、酒器、水器四类；下篇介绍乐器、工具、兵器、度量衡、货币、符玺、服御器、车饰等。后来，他又发表几篇专论：《古器释名》、《戈戟余论》、《由铜器研究所见到的古代艺术》、《殷周的青铜武器》等。
60年代前期，郭宝钧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特约研究员，著成《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1981年遗稿由邹衡、徐自强整理出版。他以亲手摩挲该馆所藏600件铜器为基础，兼及自己过去发掘和历年参观的器物，以及各单位提供的资料，合计2000余件（归属175个分群），基本上囊括1966年以前出土情况明确的成群商周铜器，进行考古学方法的综合研究。其主要特点是：（1）试图通过青铜礼乐器的分期断代研究，来探讨商周时代青铜文化的发展规律；（2）研究范围是青铜礼乐器群的组合、形制、花纹、铭刻，尤其着重铸造，而很少涉及铭文内容；（3）取材主要是发掘品，其次是有记录可查的采集品，传世铜器一般不在研究之列；（4）采用的是分群界标法。
郭宝钧这部遗著，尽管偏重于考古材料的汇集和综合论述前人研究的成果，但同时也包括了作者本人长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经验及其独到的见解，因而在学术上达到相当的高度。至于所谓“分群界标法”，在研究方法上有其创新之处，注意到单个铜器之间的联系，避免孤立地进行研究的毛病，而取材于发掘品，根据一般是比较可靠的。他所确定的六个界标是：郑州二里冈器群，安阳小屯器群，西安普渡村器群，陕县上村岭器群，寿县蔡侯墓器群，寿县朱家集、信阳长台关器群。郭宝钧根据这六个界标，把中国青铜器文化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即：中商，晚商及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及东周初年，春秋早期，春秋中期以至于战国，战国中末期。特别是对过去缺乏系统论述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根据多年来对大量铜器铸痕和铸铜陶范的观察，提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六个阶段——萌生、进步、发展、组合、分铸和专精。现在看来，郭宝钧的分期虽稍嫌粗略，但基本符合商周青铜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他又探讨了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和战国中期发生剧变的问题，大体反映了当时商周青铜器研究的水平。但是，该书对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传世品有所忽视，以致作出的结论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是其不容忽视的缺陷。
书稿最后，对各期器类的兴灭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和研究，把商周时代的礼乐器群分成三种组合，分别代表三个时期，即：早商至西周早期为“重酒的组合”，西周中期至东周初年为“重食的组合”，春秋、战国时期为“钟鸣鼎食”的组合。试图用这样的分类分期说明一些社会现象。这对于克服以往考古研究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有一定积极意义。
1998年出版的《殷周车制研究》，是郭宝钧关于商周铜器研究的另一遗稿。早在1930年代初，他在主持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发掘时，开始接触两周时期的车器和车迹，为进行研究而研读《考工记》的车制各节，及清代学者有关著作、孙诒让《周礼正义》的“轮”“舆”部分，并辑成《两周车制考略》一篇。随着五六十年代殷周时期若干保存较好的车马坑被完整地揭露，得以更好地对照文献记载进行研究。郭宝钧作为考古学界研究殷周车制的第一人，将自己四十多年的研究心得，撰著为《殷周车器研究》一书。该书将殷周车器的构造和功能，划分为四部分：（1）转动部分，（2）曳引部分，（3）乘载部分，（4）系马部分。这实际上包括了殷周车制的全部。他先对殷、西周、春秋、战国四个时期的车制分别进行研究，然后串联起来，研究其发展变化。这便同过去笼统地研究车制有着明显的不同，将殷周车制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由于新的考古材料被不断发现，发掘中的剔剥水平不断提高，车制上的不少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或修正，但该书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外，郭宝钧晚年还曾提出《〈考工记〉注释》的研究课题，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与世长辞，未能完成，令人殊感遗憾！
郭宝钧在培养考古人才方面，除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商周考古学课程外，还曾亲自指导过几位研究生。邹衡和徐自强，均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邹衡1955年毕业，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商周考古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徐自强1965年毕业，后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致力于古代石刻研究，曾兼该馆善本部主任、古籍馆副馆长。郑光贵（改名郑光）系考古研究所研究生，后为考古所研究员，曾主持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1.《［殷墟］B区发掘记》，《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1933年。
2.《戈戟余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
3.《浚县辛村古残墓之清理》，《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1936年。
4.《中国古器物学大纲——铜器篇》（中国古铜器学大纲），1941年。复写稿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5.《由铜器研究所见到之古代艺术》，《文史杂志》第3卷第3、4期，1942年。
6.《古玉新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下册，1948年。
7.《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19日“学术”副刊第2期。
8.《发掘中所见的周代的殉葬情形》，《光明日报》1950年9月1日“学术”副刊第44期。
9.《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年。
10.《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11.《洛阳涧滨古文化遗址及汉墓》，《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12.《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13.《辉县发掘报告》（合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
14.《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7年。
15.《殷周的青铜武器》，《考古》1961年第2期。
16.《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1978年再次印刷）。
17.《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
18.《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19.《殷周车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