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者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是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的重要标志。而这同李济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李济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筚路蓝缕，有其卓著的开创之功，是我国考古学界值得纪念的老前辈。

李济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生于1896年6月2日，1979年8月1日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1918年毕业于留美预备性的清华学堂。李济于1918～1923年留美期间，开始入麻省克拉克大学，先后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专业，分别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入哈佛大学，转攻人类学专业，于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哈佛所修课程，除体质人类学外，又有欧洲考古学（侧重史前时代）和希腊考古学等，因而对考古学产生兴趣。李济晚年述及本人学术经历时曾经说过，自己在国外所受训练本来是人类学，后来由于偶然的机缘使他成为考古学家。

李济开始从事田野考古的时间是1924年。当时他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适值河南新郑出土大批春秋铜器，曾在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的资助下，前往现场进行为期两周的调查清理，虽然只采集到残存的人骨，并无其它任何收获，却是很有意义的开端。1925年任清华学校研究院人类学讲师后，在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的名义下，于1925年冬至1926年春，前往山西汾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继而于1926年冬季发掘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可贵的学术成果。1928年秋，中研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一定发掘经验的学者，于1929年初被聘任为该所考古组主任，自此中国才有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李济虽然原本不是考古学家，不过一旦领导考古研究方面的工作，就非常重视田野调查发掘。他亲自主持了史语所在殷墟进行的第二、三、四、六等次发掘，亲自发掘过安阳小屯的殷代宫殿建筑基址等遗迹，收集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他又注意网罗和培养人才，陆续延聘梁思永、吴金鼎等受过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放手让他们独立进行重要遗址和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李济不再亲自主持田野工作以后，仍不时前往殷墟或其它发掘工地视察指导。在李济的直接领导和其它学者的一致努力下，殷墟发掘逐渐走上科学的轨道，发掘范围逐步扩大，发掘水平不断提高。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也造就了我国第一批田野工作水平较好的考古学家。这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受到各国考古界著名人士的赞扬。1936年，他应英国大学联合会和瑞典王储的邀请，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

李济早年在亲自主持殷墟发掘之外，还曾于1930年秋和吴金鼎一道前往山东，调查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进行小面积发掘。后来，梁思永于1931年，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大规模正式发掘，继而将发掘成果主编为《城子崖》（1934年）这部中国第一本大型考古报告，使我国新石器时代一种重要的文化遗存——龙山文化得到确认，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史语所考古组曾派遣某些学者进行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调查发掘，李济本人则主要进行殷墟发掘资料的室内整理。此后，他—直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

李济在这段时间，曾于1934～1947年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1935年起任中研院评议员，1948年被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1946年，他还以专家身份，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使战时被劫掠的古代文物重新归还祖国。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将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强行迁往台湾省台北市，李济也就长期滞留该地。1949年起，他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并主持考古人类学系十年。1955～1972年，任史语所所长。1959年又任中研院代理院长、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李济一生的著述很多。他早年的名作——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起源》（1923年）和《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1927年），学术界早有定评。20年代以后五十年间的论著，绝大多数都同殷墟发掘直接相关。他生前出版的两卷本《李济考古学论文集》（台北，1977年），选录单篇论文36篇。他的入室弟子张光直和哲嗣李光模共同编辑的《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选录论文51篇。其中，领导殷墟发掘期间撰写的有《殷商陶器初论》（1929年）、《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1933年）；随后，他又写了《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1948年）、《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1950年）、《殷墟有刃石器图说》（1952年）、《殷墟白陶之发展程序》（1957年）、《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1959年），以及其它著名的论文。李济花费精力最大的还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容器的系统研究。1956年出版的《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由他一人撰写而成，对殷墟陶器的质料、颜色和形制进行详细的考察，并且编制了内容丰富的《殷墟陶器图谱》。1964～1972年陆续出版的《古器物研究专刊》1～5本，是李济和万家保合作的百余万言巨著。这部专刊，对史语所发掘殷墟获得的共计170件青铜容器，其中包括觚、爵、斝、鼎和其它器物，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各种器物的铸造工艺研究由万家保负责，李济本人则作形制、花纹方面的比较研究。另外，李济还用英文写成《中国文明的开始》（1957年）和《安阳》（1977年）二书，前者是他1955年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的讲稿，第一次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要课题；后者则是他对自己领导殷墟发掘的历史与丰富收获，所作深入浅出的概述。令人遗憾的是，李济的这些论著由于历史原因所限，没有能够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殷墟发掘资料成果，因而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尽管如此，李济的学术遗产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该予以珍视。 e9Eyq46v56DxzDRly3N3GGb8zCYew5dxYDT0dtucrb1a6UUVN56cDZ5h/MpVm0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