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甲骨文研究初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所著《殷虚书契考释》（以下简称《考释》）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有关专家早有定评。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更对罗氏甲骨文研究的发展，从1910年印行《殷商贞卜文字考》，以及未曾行世的该书删订本和卷上手稿本，到1914年经王国维写印的《考释》初刊本，再到1927年出版的《考释》增订本，作了颇为明确的简述。

关于《考释》，因为该书初刊本系经王国维亲笔缮写，王氏又曾为罗氏代撰其它文稿和协助编书，于是出现名为罗著、实系王作或罗、王协力合作之说。其实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罗氏手书的原稿本尚完整保存，早在1951年已归陈梦家先生。陈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对此作了如下的记述：

1951年我得到《考释》的原稿本，都是罗氏手写，其中书头上常注有某条应增改之处，并有罗氏致王氏便笺请其补入某条者，称之为“礼堂先生”。考释的纲领和次第，与罗氏以前诸作，实相一致，不过有所改善而已。在编作中，二人对细目的商榷则确乎是常有的，由稿本与初刊本相校，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第58页）

笔者曾有机会接触罗氏手书原稿本，并将其与王氏写印初刊本进行仔细的对校，深感陈先生这段记述讲得十分明白，原本无须赘述。但考虑到近年又有一位“博学之士”，自己并不熟悉甲骨学的发展历史，却一再侈谈《考释》的作者问题，现特在陈先生记述的基础上，对罗氏原稿本作补充说明，并以王氏写印本为底本，列举其与罗稿的差异情况，以期使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

一 罗氏原稿本的基本情况

罗氏原稿本，系用日本美浓纸印制的蓝色直行稿纸书写，边框高18.6、广12.8厘米，半页12行，正文132页，序言3页。全稿行款整齐，第一行书名顶格，第二行下部为作者署名（籍贯与姓间、姓与名间均空一格，名下空四格），以下正文顶格，分节标题上空二格，注文上空一格，最后再写书名顶格。版口则上部写书名简称“殷考”，下部写页数（前五页上下齐全，第六页起只写页数）。凡此版面格式，印本与罗稿完全一致。

罗氏原稿字迹，开头二三十页颇为工整，基本上是楷书，少有改动；后来逐渐变成行草书，改动显著增多。末尾十多页和最后书写的序言，潦草得辨识费力，充分反映罗氏写成该书时的兴奋心情。

种种情况表明，罗氏当时并非全部完稿后，经通盘董理再行清抄，而是写好一部分即交付清抄。原稿中增删、勾画和移易之处，以文字篇为多（印本第15～74页）。罗氏为调整释字所属类别和次序，每在书首批注“△字移此”、“△字补此”、“移前叶△字前”、“移下叶△字下”等字样。有时将追加内容写成签条，注明应在位置，请王氏为其补入。罗、王如此合作时，二人都侨居日本京都，罗住净土寺町自建新屋，王住吉田町神乐冈，彼此相距不远，恐非每日会面，因而往往以便笺形式交付这种签条，笺上称王氏为“礼堂先生”。例如：

印本第41页背面追加“杞”字的便笺：

昨谈甚快，顷检得二字应补入前藁，录奉求赐收，肃上

礼堂先生文席

弟 玉 顿首

印本第45页正面追加“戎”字的便笺：

此条求

补入服用类帛字后，敬上

礼堂先生文席

弟 玉 顿首

另外，卜辞篇中涉及若干人名时（印本第76～83页），每称“前人名篇失载，附识于此”，也可说明当时边写作边清抄，因而未及在人名篇追加。

二 王氏校写本的变化

将王国维校写的《考释》初刊本与罗氏原稿对比，其间的差异除原作“△”者改为“某”、原作“谊”者多改为“义”、原作“于”者多改为“於”、原作“欤”者改为“与”，以及卜辞篇中列举各类卜辞的次序调整，均未逐一统计外，总共约有400多条差异。其中，半数以上属个别文字的加工，其次是订正笔误和查核引文，幅度稍大的改动极少。

1.个别文字的加工

这方面事例最多，纯属个别文字的更易，对整个语句并无影响。例如，虚字“者”、“之”、“矣”、“则”、“亦”、“殆”等的有无，“误”改为“譌”，“薶”改为“貍”，“石鼓”改为“石鼓文”，“说文”改为“说文解字”。再如，“诸家”改为“诸书”（第1页a 10行）、“争战”改为“战争”（第61页a 10行）、“彰武功”改为“旌武功”（第80页a 2行），“持鞭”改为“持策”、“甚众”改为“颇多”（第103页b 15行）。又如，“异说朋兴”改为“异说甚多”（第18页a 13行），“麐未闻角似鹿”改为“麐角未闻似鹿”（第36页b 2行），“象人两手持尊”（或“奉鼎”）删去“人”字。凡此种种，不备举。

2.订正笔误与查核引文

这方面事例有数十条。订正笔误，例如“《史记·殷本纪》”（第1页 a、b），原稿误作“《殷世家》”和“《商本纪》”；“《公羊宣八年传注》”（第26页b 11行），原稿遗“注”；“《左氏襄十一年传注》”（第65页b 3行），原稿遗“注”；“《周礼·小牢郑司农注》”（第108页b 2行），原稿遗“郑”。再如“与许书籀文（或古文）合”（第31、38、62页），原稿但作“许书”；“《说文解字》引孔子曰”（第39页b 12行），原稿但作“孔子曰”。又如“洹阴之有殷虚”（第1页b 4行），原稿误作“洹阳”；“了然”（第6页a 12行），原作“暸然”；“致福乃致福酒”（第27页a 8行），原稿误作“致酒乃致福酒”。

查核引文（包括所引卜辞），例如“许君谓福畐声”（第27页a 9行），原稿“福”下衍“从”字；“卜辞及毛公鼎番生敦”（第29页a 14页），原稿遗“番生敦”；“《说文解字》牡，畜父也，从牛土声”（第34页b 3行），原稿遗“土”字；“《说文解字》光从火在人上”（第49页a 10行），原稿遗“光”字；“《书·多士》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康诰》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第102页a），原稿遗“肆”“新”二字。再如第80页b 1行所引卜辞中“ ”字，原稿误为反书者；第81页b 4行所引“癸酉”卜辞，原稿误为“癸卯”；第82页a 4行所引卜辞见于《殷虚书契》“卷一第十七叶”，原稿误作“卷一第十二叶”；第97页b 9行所引卜辞，原稿未注“上缺”；第100页b 12行所引卜辞贞人名难以辨识，原稿释作“ ”。又如第49页b 2行引《说文解字段注》对“燓”字（段改作“焚”）的大段解说，原稿将其中“《集韵》廿二元”误为“《集韵》十三元”；第39页b 8行和第48页b 12行讲到以象形为会意，原稿均将“象形”误作“形声”。

这些订正，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王氏校写时，还注意到引用书名体例的统一，例如将《毛诗》改作《诗》，并注明“雅”“颂”；《周官》改作《周礼》，注明职掌官名；《吕览》改作《吕氏春秋》，等等。对古器物名也有改动，例如“诸妇方尊”、“師 敦”、“伯 鼎”等。

3.使表述更为简明适当

这方面事例稍少。例如，将第1页a 11行原稿“汉省安阳入荡阴，师古曰荡音汤，汤阴即荡阴，今为安阳”，修改为“今安阳，汉荡阴兼有今安阳地”；第20页b 4行讲到“行”字，原稿为“或省其半作 ，或反之遂作 ”，印本改作“或省其右作 ，或省其左作 ”；第20页b 6行讲到《说文解字》六下“训宫中道”之“ ”，原稿为“不知象道路者乃在口内之 字也”，印本改作“不知口但象宫垣，而象道路者……”；第36页b 12～15行原稿为“象多为南越大兽，古代则黄河流域处处有之”，“知古者象曾孳乳于中原，至殷犹盛也”，印本改作“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有象，至殷世尚盛也”；第37页b 7行讲到“隹”、“鸟”二字，原稿为“盖古但为一字，繁书之则为鸟，简书之则成隹”，印本改作“盖隹鸟古本一字，笔画有繁简耳”；第64页a 9行讲到“利”字，原稿为“此与许书古文及篆文皆合”，印本改作“此或与许书古文合，或与篆文合”；第70页a 14行讲到“墉”字，原稿为“象宫室四堂之形”，印本改作“象四屋中函一庭之形”；第102页a 4～7行，原稿为“有闰之年不曰闰月而曰十三月……古人凡闰年称闰月，不若后世之称闰几月，由此观之在商代则并无闰月之称”，印本改作“有闰之年则称其末月曰十三月，……古时遇闰称闰月，不若后世之称闰几月，至商有十三月则并无闰月之名，可征古今称闰之不同矣”；第104页a 11行原稿为“祭先卜日卜牲，其卜日也以所祭之祖之生日卜之，其祭也亦以其祖所生之日”，印本改作“祭先卜日卜牲，其日恒以所祭之祖之生日”；第105页a 9行原稿为“卜辞中凡卜祭者称受飨之祖曰王宾，盖祭者称主则受飨者称宾矣”，印本改作“卜辞中称所祭者曰王宾，祭者是王则所祭者乃王宾矣”；第107页b 8行原稿为“由此观之，商周二代之礼于官制为大同，于祀事为大异矣”，印本改作“由此观之，商周二代之礼因革略可知矣”。

有些地方，将原稿中多余的字句删去。例如，第31页a 14行“《说文》婐婐 也，一曰女侍曰婐”，其下原有“段先生曰，婐 俗作婀娜”；第42页b 12行讲到“ ”的字形“从匕肉於鼎，爿殆所以荐肉者也”，其下原有“金文家释为 字，然不敢遽定”；第45页a 5行讲到“裘之初字”，其下原有“后人加衣则改象形为形声矣”；第61页b 11行“薄狩于敖”下，原有“郑笺兽田猎搏兽也”；第15行“许君训兽为守备”下，原有“训狩为犬田”；第62页b 11行“牧人以养牲为职，不限以牛羊也”，其下原有“许君以从牛乃训为养牛人，隘矣”。

再有若干地方，经过修改显得更有分寸。例如第15页b 1～2行，原稿为“凡是者舍商以外皆不能定为后世何地，文不足征”，其间加“虽周以后地名亦颇有与上诸地相同者”和“未敢臆断矣”；第24页b 1行述及王国维释西之说，原稿始作“王说精确不可易也”，后删去“精确”二字，印本改为“王说是也”；第42页a 4行“故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譌”，原稿为“传世经注中之散，殆即由斝致譌”。

4.幅度稍大的几处改动

通观全书，王国维校写时所作幅度稍大的改动，不过十来处而已。主要有：

第40页a 5行起，原稿为“来牟虽为周瑞，然远在后稷之世，故殷代已有此字。然予意天赐瑞麦或更在上古，后稷播此嘉种，诗人因遥溯生民之初，后人乃误认为后稷时事矣”。印本作“来牟之瑞在后稷之世，故殷世已有此字矣”。

第63页b 1行起，原稿为“［猷］殆即许书之酋字。猷取谊于犬酒，疑为会意字而非形声，许君训犹为玃属恐非本谊矣”。印本作“［猷］殆即许书之酋字。卜辞中亦有酋字作 藏龟之余，与猷字所从同。古金文猷字则从 ，与许书同矣”。

第73页b 10行述及“罢不与秦文合者”，原稿为“所罢者列国异形不正之久，非仓史之旧也”，印本作“至秦数百年所承用商周二代之文字未闻有所废置也”。

第74页a 1～2行述及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以下原稿作“则为已佚太半之史篇，其不能悉合于仓史之旧固其宜矣”，印本作“乃据史籀篇，一据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悉合于商周文字之旧固其宜矣。至于篆文本出古籀，故与卜辞合者颇多，然商周文字至许君时已千余年，固不能无后世诡更之失”。

第79页a 4行，原稿为“凡卜辞中不举王宾之名者皆大祭也”，印本将“大祭”改作“合祭”。

第86页a 10行，原稿为“右言贞言于者凡六十有六，不知为祭名与否，姑附于此”，印本改作“右言之于或言之言于者六十有六，之者适也，之于某犹《特牲馈食礼》筮辞云适其皇祖某子矣”。

第103页a 8行，原稿为“帝殆即褅，即为褅又称武乙者，意因武乙初合介于庙而为之褅”。眉批“未安，此论待定”，印本作“云文武帝与上条文武宗语法同。宗为宗祀，则帝殆为褅祭矣。褅祭而先云有彳武乙者，殆武乙祔庙时之吉禘与”。

第104页b 12行，原稿为“《春秋传》曰惟君取鲜众给而已，是以天子诸侯用四时田猎之礼。卜辞中书田猎虽无取鲜明文，然凡卜田猎者大率以供宗庙之祀者”，印本作“《春秋传》曰惟君用鲜（案：《左传·襄公三十年》原文如此，罗氏原稿误）众给而已，《王制》言天子诸侯之田一为乾豆，卜辞中书田猎虽无取鲜明文，然大率当为祭祀也”。

第104页a 15行，原稿为“《礼记·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荐鲔於寝庙，似《周礼》王亦亲渔者，然《周官·师》则云掌以时渔（案：《礼记·礼运》郑注所引如此），春献王鲔。又《左传·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臧僖伯谏曰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由二者观之则是周礼王不亲渔，与殷异也，《月令》所记或周以前之礼矣。又卜辞有曰王其谢舟於 者卷二第二十六叶殆亦为亲渔也”。印本作“似《周礼》王亦亲渔者”改“不知为何代之礼”，“师”改“人”、“掌以时渔”改“掌以时”（案：《周礼》原文如此），删去“隐公五年”、“谏”、“也”、“由二者观之则”等字及“又卜辞有曰……”

第105页a 6～7行，原稿引卜辞四则，其下有“爯册者殆犹《馈食礼》所谓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云云，又犹后世之有祝册矣”。印本删去二则卜辞及其下文字，另加“其余言爯册者尚多，是祭时有告神之册矣”。

其它增益个别字句，偶尔有之。例如，第26页b 1行“或又从犬”“尞五犬五豕卯四牛”；第31页a 8行“即己姓”；第36页a 13行“不从鹿”；第41页b 15行“许书所从之斗，殆又由此传讹者也”；第42页a 2行“与传世古斝形状脗合”；第61页b 9行“又狩犬田也，从犬守声”；第65页b 1行“《博古图》”云云；第65页b 14行“《集解》引徐广曰噩一作鄂”；第80页a 2行“伐三十人，伐十人，犹左氏言万者二人矣”；第102页a 13行“《孟子》引逸书用臣附于大邑周”；第103页a 6行“故无王宾之名矣”；第104页a 12～13行“例多见前卜辞［篇］”，“其卜日也亦以所祭之生日卜之”；第108页a 8行所举十五兆形，罗氏原稿均无，王氏校写时为其增益。

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第58页曾经指出：“初刊本《考释》所引王氏之说，或为创见如释西、昱等字，或为补充如释王字，或为引申其义如凤、斝等字。”所说五字，分别见印本第24、28、37、41、66页。此外，仅第45页引述王氏释“裘”意见，但该段文字（第45页a 8行“卜辞中又有作 者”以下）为罗氏原稿所无，系校写时后加，但对其中以 为“求”持保留态度，指出“惟字形稍异附此俟考”。由此可见，印本中原稿所无之有限增益，并非王氏妄增，应是根据罗氏意见为之，至少应是征得罗氏同意而商定的。印本第64页a 14行述及《齐子仲姜镈》铭文中的“ ”，原作“似为鱼字，然不敢决也”，印本改作“吴中丞释作鲁，未知是否”。王氏对此持不同看法，他在1915年3月即校写《考释》后不足百日所写《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以为“”同“ ”，即古文“鱼”字（见《观堂集林》卷十三）。后来，罗氏在《考释》增订本中仍用吴大澂说，彼此并不混淆。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在校写《考释》时，有若干不应有的明显失误。例如，第16页a 3行“古文作”下、12行“古金文多作”下，第17页b 14行“《召伯虎敦》作”下、第25页b 1行“从示作鬼”，原稿均摹有字形，印本未抄录。再如，第24页b 11行所举“中”字形，原稿上下二斿，印本一斿；第37页a 6行像鹿角横理之形，原稿作“ ”，印本作“∧”；第40页a 10行“以∷象其碎屑之形”，原稿作“·”；第72页a 9行所举《父乙方鼎》字形，原稿无二横画（案：该鼎见《捃古》二之一20）。又如，第38页b 15行“许君所谓童省”，“省”下遗“声”字；第43页b 9行“《说文解字》匸受物之器也”，原稿和原书均无“也”字；第52页b 11行所举《毛公鼎》铭文及斁字形下，遗漏“从目从矢”；第55页a 15行“古金文”下，遗漏夹注“《宗妇盘》”；第65页b 15行“噩为地”下，遗漏“名”字；第80页a 9行后，遗漏“曰贞尞于丁五牛卷一弟四十六叶”；第102页b 8行所引“《礼器》言‘血毛诏於室’”，原稿误为“毛血诏于室”，印本已改“血毛”，未改“于”。这些尚属疏忽所致。另如第45页a 2行，原稿“此盖象衿袵左右掩覆之形”，衿为衣领，袵为衣襟，印本将“衿袵”改为“襟衽”，与原意不符；第107页a 2行，原稿为“《诗》‘百辟卿士’笺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印本“笺”前改作“《诗·商颂》降予卿士、《大雅》百辟卿士”，查原书“卿士卿之有事也”为“《大雅》百辟卿士”句郑笺文，加“《商颂》降予卿士”是不必要的。两项均属妄改致误。

特别欠妥的是以下事例：第51页b 3行，罗稿“《淮南·精神训》”，一般认为“训乃高诱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印本却增“注”字；“《史记·刘敬叔孙通传》集解引如淳”，印本却遗“引如淳”。第52页b 11行罗稿引《说文解字》“斁解也，从攴睪声，《诗》云服之无斁，斁猒也”。第57页b 10行罗稿引《说文解字》“之出也，枝茎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来源于北宋刻本的藤花榭本，平津馆本亦如此，王氏却依擅改原文的段注改动，前段改“猒”为“厌”，后段“益大”前增“渐”、“所之”下增“也”。第52页b 8行引《说文解字》“眔”字下，原书“从目从隶省”，罗稿误为“从尾省”，王氏未改正。第60页b 8行引《说文解字》“澡，洒手也”，原书和罗稿均如此，王氏误作“洗手也”。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殷虚书契考释》确为罗振玉所著，并不存在名为罗著实为王作或罗、王协力合作的问题。王国维为罗氏校写，进行文字加工，订正笔误和查核引文，付出了许多劳动，但印本中幅度稍大的改动极少。总的说来，还是陈梦家先生概括的那句话：“王氏在校写时对于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并未作重大的增删。”这有如今日出版社责任编辑所做工作，对原作者确有莫大的帮助，他们的劳动应该充分肯定，受到尊重，但责编和作者毕竟是两回事，既不能本末倒置，又不能等量齐观。

1996年11月写完

补记

1983年，商承祚先生在《关于王国维先生之死》一文（《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中，提到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是否王著时说：

我适在北京，有一天，途遇陈梦家，他悄悄地同我说：“《殷虚书契考释》的稿本被我买到了，完全是罗的手笔，上有王的签注，印本即根据此稿写定，你有空，请到我家看看。”（陈去世后听说此归考古所）

陈梦家先生生前对《考释》稿本十分珍视，有机会看到的学者无几。商先生的文章，没有说去陈先生家看该稿本的情况，可能当年没能抽空去看。胡厚宣先生的《关于〈殷虚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一文（《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对罗氏写作问题系引述前举商先生文及陈先生《殷虚卜辞综述》为据，并未提到原稿的具体情况，大概也不曾看过。

2002年10月 H1ZfDIsDUkysf0p0288/69SZxpek0RxNOcu80Z5NygokCHIxTkas63DyG5isZM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