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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尼布洛克
当下西亚局势的发展或许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关键时期，《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一书的出版正当其时。单单研究土耳其或者库尔德人的专著本已极为重要，而《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同时涵盖了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这就使得该专著的重要性和成就更为引人瞩目。从历史长时段着眼来解释当代土耳其和西亚的发展是本书的一个巨大贡献，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政治意识和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诸多观点，是在历史长时段的演进中塑造和成熟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一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历史和当代的释读，其价值还在于通过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研究，可以推动和厘清学术界关于众多学术热点的讨论。而且，土耳其当下发生的一切对于更广大的西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使得研究和理解土耳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显得更为迫切。在本序言中，我将首先就土耳其案例对于学术界诸多议题的意义展开讨论，然后阐明土耳其对于更广大的西亚的意义和影响。
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相关案例在学术界争议的两个问题上尤其具有相关性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争议还处于变化之中，土耳其和库尔德人区域的相关经验本身也处于发展演变中，远未定型，因此也难以对相关学术热点问题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
经典问题一：伊斯兰教和民主的相融性，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土耳其的经验能够预示什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利用伊斯兰教来动员民众似乎表明了民主理念与伊斯兰文化和传统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这或许也是一个被误解的结论。最近几年，在西方如同西亚一样，社会的疏离已经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大量的人口感受到了某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政治和经济权利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遥远，远离了人们的利益和关注。社会中的诸多人士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被经济、知识和统治的精英所把控——政府所追求的政策只是有利于精英，却损害了更为贫穷和职业技能低下的民众。他们明显地感受到自身正在一步一步地失去社会地位、职业和工作、福利和尊严，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成为民粹运动得以出现和发展的牢固基础，这种运动结合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思潮。民粹主义运动对于旧有的政治领袖和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某些政治领导人善于运用这种不满、失望和疏离所造成的社会裂痕。特朗普正是这种领袖的一个典型，同样的现象可以在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现。埃尔多安非常适合这一模型，唯一的区别在于，土耳其被边缘化的是穆斯林，普通的穆斯林民众将不满用伊斯兰的话语呈现于穆斯林精英。政治家可以充分利用民众由于被边缘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埃尔多安深谙此道，其熟练程度并不亚于特朗普。因此，这个问题的症结与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并无关系，它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因此，我们无法得出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的结论。这一讨论对于民主化的相关性在于，不应该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文化的癖好或倾向，造成这种癖好或者倾向的或许恰恰是社会-经济结构。
经典问题二：多民族国家中族裔和文化的分裂是否有和平的解决方案？土耳其在将库尔德人纳入其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长期面临着困境。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的政策往往是压制文化表达、语言使用、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方面任何不同意见的呈现。最近一些年，特别是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相关的政策有所松动，库尔德人可以较多地自由表达自身的文化身份。政府在与厄贾兰和库尔德工人党达成某种和解之后，土耳其政治领域开始出现了基于库尔德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组织，库尔德地区施行的安全措施得以松动。2014～2015年之后，局势再次发生变化。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和平进程被搁浅了，库尔德工人党再次诉诸武装反抗。政府再次施行高压性质的安全措施，在库尔德人为主的区域存在着某种紧张的对峙。人们比较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早期实行的谈判、妥协和和解是一种理想的畸变，因而注定要失败，在多族裔国家只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方案之一，分裂领土，少数族裔独立（或者至少是囊括诸多方面的基于联邦的自治）；方案之二，强有力的中央对于不同族裔和文化身份的表达，能够维持集权的和有效的控制，直到某种普遍的能够为全民接受的民族共识得以建立。但是，这些方案并不适合土耳其的案例。库尔德区域再次出现反叛并非不可避免之事。如果叙利亚内战导致的库尔德问题未曾出现，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反叛很有可能不复出现。埃尔多安总统利用库尔德问题巩固自身在非库尔德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是库尔德人反叛的一个原因。如果叙利亚得以实现和平，而且这种和平对于土耳其而言并没有构成威胁，土耳其有理由继续追求更为妥协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和平方案。充满智慧的政治家、设计良好的发展方案、得以有效管控的对外关系是决定族裔身份政治表达的关键性要素，可以避免政治和国家的分裂。因此，族裔不同并非某些理论家所坚持的政治分裂之根源。
接下来我们讨论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内政和外交）对于更为广泛的西亚的影响。土耳其对于该区域的重要性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加以强调。从许多方面来看，土耳其的发展模式和政治运动往往先于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国家发展和政治运动的预兆。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土耳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土耳其与欧洲密切的联系，使得土耳其必须先于其他西亚国家努力应对和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和发展问题。
另外，也有一个有意识模仿的问题。土耳其的经验和发展模式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提供了某种灵感，这种趋势又融入西亚需求变化和改革的大环境中。一战之前，东阿拉伯世界和库尔德区域都是奥斯曼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属于他们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至少对接受过教育的人而言是如此。
整个20世纪，东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和发展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都趋向于学习土耳其所创建的模式。20世纪20～30年代的凯末尔主义，可以在40～5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找到回应（特别是阿拉伯复兴主义，纳赛尔主义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某些早期的阿拉伯民主主义运动领袖在一战之前有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经历，有些曾经出任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官员或军官。20世纪50～60年代发动政变的阿拉伯军官，自命为将给国家带来现代化和发展前景的自由军官，他们往往是从发动1908年革命并创建了第二宪政——取代了素丹哈米德二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经验中得到灵感。阿塔图克在20世纪30年代采取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为60年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权所学习。阿拉伯各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自身的经济和政体实行自由化政策，阿拉伯政府半心半意政策的灵感来自于60～70年代的土耳其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政策（“阿拉伯之春”是一个独立的现象）。
在早些时期，土耳其所发生的事情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反思或者引发出类似的发展往往需要时日，今天的世界已然改变。人员之间的交流、知识精英之间的联系、媒体对于新闻传播所产生的影响等，意味着思想传播速度的急剧提速。土耳其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迅速成为阿拉伯世界精英思考的对象，这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意识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下阿拉伯世界冲突性的政治发展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政治讨论已然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在“阿拉伯之春”的初期，阿拉伯世界寻求变革的政治运动——从世俗精英到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都使用土耳其模式来为他们寻求改革的诉求正名。相对自由的议会制度、公开承认的伊斯兰文化、愿意与外部世界交往、对于少数族裔及其文化的尊重和融合的努力、文官而非军方的统治等，使得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世界效仿的榜样。阿拉伯世界的旧有政权习惯于强调伊斯兰教，或者是它们的文化传统，或者是发展的诉求，这些都可能由于政治体制的改变而遭到破坏。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变革的初期，埃尔多安所到之处，往往得到阿拉伯民众的夹道欢迎。阿拉伯世界政治运动的领袖们也愿意以土耳其的经验来表达和塑造自己的运动。无疑，土耳其模式对于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影响：为寻求改革的民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和智力支持，可以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运动镀金。
当下，围绕着土耳其的政治话语却发生了变化，土耳其的经验由此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影响。这一变化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土耳其国内自身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却在于阿拉伯世界冲突的性质和动力正在发生变化。对于诸多鼓吹自由改革的阿拉伯人而言，埃尔多安中央集权化的努力，他对于社会中世俗主义者有意的边缘化，对于反对派人士的逮捕，对于持有异议的媒体的镇压，重新恢复高压的态势等，给阿拉伯世界带去了某种幻灭和失望的感觉。埃尔多安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的对抗，复杂化了叙利亚的局势。
然而，阿拉伯世界的诸多伊斯兰主义者对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变化却持有肯定的态度。对他们而言，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强化伊斯兰价值对土耳其社会的影响、将权力集中于一个可以压制世俗主义的领导人手中、将土耳其全球/区域结盟的方向由西向转变为东向或者南向。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与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的组织，都从土耳其的这种转变中得以获益。在穆罕默德·穆尔西任埃及总统期间，土耳其与埃及关系是整个区域政治架构的核心。2013年7月，塞西将军领导埃及军方政变，推翻了穆尔西政权，此后土耳其与埃及关系迅速恶化。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仍然至少在口头上对于穆斯林兄弟会多有支持。土耳其、卡塔尔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兄弟会有某种非正式的结盟关系。阿拉伯世界当下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分裂，一派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立足于自由基础上，是致力现代化的力量，另一派却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工具，后一派的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塞西任总统的埃及和阿联酋。土耳其在区域内结盟的取向，强化了这一分裂的局面。
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影响除了外交、意识形态和经济之外，近期又增加了直接的军事介入的维度。土耳其的军事力量一直以来受益于较大的人口数量、富有经验的军队建制、与美国结盟所获得的高端武器等因素的结合，在西亚国家中遥遥领先。土耳其一直就具有介入中东军事冲突的实力（只要它有此意愿），但在过去的年代中，考虑到军事冒险中潜藏的巨大风险，土耳其倾向于避免军事的直接介入。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很长时间内，殖民帝国和超级大国在西亚的存在，也意味着土耳其任何的军事行为面对的都不仅是单个的阿拉伯国家，而必须考虑其背后的殖民帝国或超级大国。这也使得土耳其在军事介入问题上慎之又慎。
然而，“阿拉伯之春”以来，叙利亚日益加剧的无序状态、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力量与库尔德工人党相互合作在土叙边境取得的进展、西方大国对于派兵直接进入该区域所表现的犹豫不决，导致土耳其以军事干涉的姿态出现在该区域。现在讨论可能产生的影响或许为时过早，然而可能产生影响的维度却是多方面的。土耳其有可能通过军事的介入而增加它在该区域的影响力，进而成为区域军事力量的仲裁者，决定现有冲突的走向（很有可能通过与全球性大国合作而达到）。但这种介入也有可能对土耳其国家和其难得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冲击，将广大西亚地区带有分裂性质的冲突带入土耳其政治的核心。
无论当下西亚的局势走向何方，土耳其未来都会在西亚赫然耸现。土耳其是西亚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特征西方往往愿意缩小而非放大。北约的外围和依附性成员、孜孜不倦地申请加入并不乐意接受其为成员的欧盟等，往往是西方所习惯的土耳其形象，然而西方的这一习惯性判断在未来未必可靠。土耳其当下有着比之前更多的选择，而国内政治的动力、区域发展、全球权力的转移都将影响到土耳其对于未来决策的取向。土耳其显然是决定区域走向的重要国家，而库尔德人的政治运动对于西亚整体的演变也具有重要意义。与库尔德人相关的问题——他们在四个西亚国家中的地位（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他们对于自身文化特殊性以及政治承认的主张——一战以来在区域政治中不断重现。
本书出版之际，伊拉克库尔德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建立独立的国家。如果这成为事实（现在可以说可能性很大），将意味着该区域自殖民时期继承来的国家体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亚所有国家都会受其影响，它对于区域政治产生的影响将难以估量。库尔德人国家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建立在现在伊拉克领土上的库尔德人国家，能否构建为一个稳定和有效的政治实体，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往往为深刻的政治、领袖的个性和部落的分歧所主导；未来还取决于土耳其边境的库尔德人国家对土耳其库尔德人产生何种影响，土耳其库尔德人的不满会得以缓和还是加剧，土耳其政府如何管控这种局势；叙利亚库尔德人运动如何适应这种局势；现存的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政府能否与新的库尔德人国家调和。因此，库尔德国家建立的未来和影响不仅仅对库尔德人有意义，对于该区域所有国家和所有民众都会产生影响。
最后，《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一名中国学者用汉语所完成，带有着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学者们在写作的时候无疑会将植根于他们自身文化和历史的价值观与判断体现在研究之中，他们所做的判断需要时间来验证，但这种探索本身非常重要。西方和土耳其学者已经发表了诸多关于土耳其的著作，国际学术界需要来源更为广泛和视野不同的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研究。李秉忠博士的专著在新的视野下探讨土耳其和库尔德问题，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对于土耳其和极其重要的西亚地区的理解，学术界关于土耳其和库尔德人的研究将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