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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红波
1995年，笔者和戎殿新教授
曾一起主编出版了《意大利走向二十一世纪》一书。当时正值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关键时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意大利政局突然失去平衡，过去把执政党聚拢在一起的力量失去了黏性，国内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意大利掀起了声势浩大、轰动世界的“净手运动”，政坛的腐败行径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政党到政客、从总理到部长、从议员到国有企业经理、从法官到警官，大批显赫人物因参与贪污受贿纷纷落马。几个传统执政党也在1994年3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溃败，以新组建的意大利力量党和由意大利共产党演变而来的左翼民主党分别为核心、形成了两大新的竞选联盟，即右翼的自由联盟和左翼的进步联盟，这标志着意大利政坛出现了全新格局。学界普遍认为，此时意大利第一共和国已寿终正寝，并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第二共和国。《意大利走向二十一世纪》一书由我国意大利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和几位意大利学者参与撰写，侧重对第一共和国解体前后的意大利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调整改革进行深刻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现在，距离《意大利走向二十一世纪》一书的出版已过去20多年。其间，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强劲推动下，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继续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为应对这一变化，欧洲一体化前进的步伐加快，实现了统一货币——欧元。目前欧元区拥有19个成员国，人口超过3.3亿。然而，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以来陷入低迷，并持续近十年之久。欧盟的发展、改革及面临的困境令世人关注。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欧盟和欧元区重要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进行了哪些改革？效果如何？前景怎样？这正是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近期研究的重点，也是我们策划并组织撰写《变化中的意大利》一书的初衷。
一 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1990年代至今，是世纪之交、时代更替的关键时期，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来，世界格局处于深刻的演变之中，呈现出两个互为联系的趋势：世界经济的重心东移；同时，世界政治格局趋向多极化。
当前，“东”“西”方已不仅仅是两个简单的地理术语，它们更多的是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对世界进行区分和界定。“西方”统指地处大西洋两岸、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发达国家，而“东方”统指地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后发并正在追赶的发展中国家。
开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在贸易国际化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以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流动，大大加深和增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全球化起到助推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第二，1995年1月1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它以实施市场开放、非歧视和公平贸易等原则达到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反过来又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独联体国家、中国等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加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行列；第四，跨国公司大踏步进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角，促使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加速。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这种经济发展水平均等化趋势，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均等化趋势不会自发地对后进国家发生作用。后进国家要想借力全球化，就必须改革旧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这一变化在金砖五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金砖五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26%，它们通过自身的改革，国内经济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94年起，除个别年份外，五国对外进出口总额呈现一路上升的趋势，由1994年的5920.77亿美元飙升至2013年的75529.99亿美元，涨幅高达11.76倍；其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5.59%上升至16.93%，幅度约为2倍。同期，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从7.10%提升到2013年的21.25%，且仍在继续增加；吸引外资占比18%，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40%。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数据，1992年以来，20国集团（G20）对世界GDP的贡献基本保持在80%以上。而西方七大工业国（G7）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自1992年为70%，而后开始缓慢下滑，2002年开始急速减少，到2010年这一比重已不足50%。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美日欧发达地区的经济优势地位相对下降，而一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相对提升。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更大，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全球经济份额再次增加，使得世界经济实力对比发生进一步的改变。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续了40多年的两极格局终结。此后，世界格局出现美国独霸或“一超多强”的局面。但是形势的发展表明，受到新兴大国崛起、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复兴、欧盟的自主意识增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愈发难以为继，世界政治格局趋向多极化。
第一，美国综合国力虽仍是世界第一，但优势在减弱。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自此，世界迈入美国周期。
1960年，美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40%，而后开始缓慢下降，到2015年已降至24.32%。
2000年以来，世界经济进一步显示出优势分散化趋势，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集团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差距不断缩小。2000年，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分别是82.73%、12.91%、3.88%和0.47%。2012年，高收入国家的占比为74.58%，下降了8.15个百分点，而中高收入国家占比为19.09%，提高了6.18个百分点，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占比分别提高了1.79个百分点和0.19个百分点。
第二，美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在下降。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导国家，在整个20世纪的历程中，试图依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来塑造全球，以此来构造一个美式世界。以福山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甚至宣称：“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人类最后的一种统治形式”。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股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代表了人类历史和进步方向”、“全世界都要学习美国，依照美国模式来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思潮。然而，拉美基于“华盛顿共识”范式改革的失败和美国近年来在西亚北非推行其所谓民主制度造成的“破而不立”和“破易立难”的局面使美国模式的光环黯然失色。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为世界、特别是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经验，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无疑有利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
第三，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下降。从欧洲国家的自主意识不断加强不难看出，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下降。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是，英、法、德、意等美国传统政治经济盟友宣布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这使得长期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自己难以施加直接影响的多边机构。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安全问题也日益复杂化。除了军事、政治等传统的安全问题外，经济金融危机、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跨国犯罪、难民问题、南北差距扩大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权力大未来》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由于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超出国家的控制范围，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例外。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已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受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影响，世界政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人已经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实现其全球目标。
无论是经济重心的东移，还是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均是一个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世界力量重新组合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渐进、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都把国家利益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谋求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处于最佳位置，矛盾、斗争、竞争自然不可避免，甚至比以往更激烈。冲突会影响到所有人的福祉，大国之间的冲突规模会更大，破坏力也会更强。
因此，形势要求大国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承担更大责任，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良性互动之路，而不是继续垄断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决定权。鉴于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大国关系都呈现着以下特点：竞争与合作交织；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大大上升；多边合作的需求增加，合作难度也相应增加。
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欧洲的联合与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二 欧洲的联合、改革与困境
与经济全球化几乎同步发生的是全球改革大潮。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生产力和社会，几乎每年都在进步、提高和发展。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跃发展、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发生剧变时，改革举措不但动作大，而且频率高。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改革，在经济全球化迅速而有力的推动下形成的全球性的大潮，世界各类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许多国际组织也把改革提上了日程。作为市场运行主体的企业更是实施改革的重要载体，从经营思想、组织结构到产业结构、生产战略等诸方面进行着形式各异的改革。不仅如此，全球改革浪潮席卷了几乎所有领域，经济、财政、金融、社会、教育、行政、军事甚至国体和民俗，无不以倡导改革为时尚。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追求的政治目标不同，各种类型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全球化的回应是不一样的。美国作为单一国家，全球化为其提供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轻松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为其带来巨大利润，为此美国对全球化的回应是迅速制定了具有全球视野的发展战略。对欧盟而言，全球化带来了商业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内部，因此其发展战略需要平衡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挑战。
换句话说，欧洲联合和欧洲改革是支持“欧洲列车”前行以及成功应对全球化和全球格局变化的两个轮子。
欧洲的改革分为两个层次：欧盟超国家层面和成员国层面。应当说欧洲联合本身无论对欧洲还是对世界都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改革，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是其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其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是以各成员国大规模的趋同性改革为前提，而作为一项高度综合性的改革，又会引发一系列超国家层面的共生改革和成员国层面的次生改革。这一过程是艰苦而又曲折的，并非每一步都注定成功。
1970年代和198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处于低潮。受到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加上1960年代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欧共体国家陷入“滞胀”泥潭。为了摆脱危机、振兴经济，在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大力推动下，1986年2月《单一欧洲法令》得以签署，规定1992年底之前在欧共体内部实现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六个创始成员国在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时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后，适逢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主要由美国主导的战争，欧共体及其成员国面临一个全新的极具挑战的外部环境。这促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其间，几项具有重大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举措相继出台，尽管出现过危机和挫折，但最终均得以实施。
第一，1993年1月1日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启动。到1992年底，建设统一市场的282条措施已有95%被采纳，成员国的平均立法转化率达到80%以上。统一大市场建立后，给欧洲经济和欧洲居民带来不小的实惠。欧共体内部贸易额从1992年的8000亿欧元上升到2010年的2.54万亿欧元，欧洲单一市场国家以占世界7%的人口创造了世界20%的贸易量。
第二，《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经历了1年多的危机后，终于获得所有成员国的签署通过，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自此开始使用“欧洲联盟”名称。《欧洲联盟条约》包括《政治联盟条约》和《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政治联盟条约》的目标在于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防务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最迟在1999年1月1日之前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届时在该联盟内实现统一的货币、统一的中央银行以及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建立统一大市场相比，欧洲联盟条约要实现的目标在政治影响方面更具重要意义。
第三，1999年1月1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正式诞生，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进入流通。在成员国原有货币退出后，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合法货币。欧元的使用，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加快了商品与资金流通速度，同时也降低了汇率风险。近几年，受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影响，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被削弱了，在外汇交易中的占比有所下降。美元仍为世界最重要的货币，全球2/3的国际债务、国际贷款及外汇储备是以美元形式进行的。但从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考虑，在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总量与对外贸易量、金融市场发达程度、货币价值稳定性等方面，欧元仍然是地位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
第四，2004年欧盟实现了第五次扩大，吸收了10个中东欧国家，这不仅终结了战后以来欧洲的分裂局面，实现了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获得了巨大的安全红利，而且从规模上提升了欧盟的国际影响力。
第五，2009年12月，具有宪法意义的《里斯本条约》生效，首次将强调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社会市场经济”写入条约，为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了方向。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大促进了欧盟内部的调整、改革与创新。欧盟内部的改革涉及各个领域，从超国家层面到成员国层面，从共同政策（包括共同农业政策、地区政策等）到机构设置，从市场到企业，从经济制度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改革。
但快速一体化进程也暴露了欧盟政策的制度性缺陷和对全球化新形势应对能力的不足。特别是一些制度设计上的重大缺陷，导致成员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财政监督与金融监管机制缺位。这在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此后，由德国主导的、以“经济紧缩”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开始在整个欧盟推行。“经济紧缩”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公共财政，然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推行会严重抑制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这一“副作用”在一些成员国（尤其是南欧成员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经济紧缩”收效不大，且激起众多成员国的强烈抵制，甚至间接地导致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政党迅速崛起，因此近年来尽量推行“包容性的改革”，在回应全球化和一体化挑战的同时兼顾经济增长，已逐步成为当前欧盟层面与欧盟主要成员国政府的主流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改革措施。
2012年3月，除英国和捷克外的欧盟25国终于达成共识，签署了《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简称“财政契约”）。作为对“财政契约”的重要补充，欧盟国家首脑又于同年6月签署了《就业与增长契约》，引入欧洲项目债券，向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重新分配欧盟的结构性基金，以促进经济增长。
欧盟金融监管框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12年6月的欧盟峰会提出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计划。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核心框架由“三大支柱”组成：单一监管机制（SSM）、单一清算机制（SRM）和共同存款保险机制（DGS）。在单一监管机制下，欧洲中央银行已于2014年11月正式承担起监管整个欧洲银行业的职能，尤其以监管123家系统性重要银行为主。单一清算机制也在2016年初生效。据欧盟委员会最新提案，欧洲共同存款保险机制将分再保险、共同保险、全保“三步走”方案，预计2024年完成。此外，2012年10月8日，欧元区财长会议启动了欧洲永久性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ESM拥有5000亿欧元的实际放贷额度，负责筹集资金并以严格条件向融资问题严重的欧元区国家放贷，以确保欧元区的稳定。
尽管欧盟在解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脱节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深度改革措施，但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依然很多，特别是经济增长乏力、英国“脱欧”、民粹主义、恐怖主义、难民大量涌入等棘手问题，都需要欧盟继续进行深层次改革，同时也为成员国的改革提出新的课题。
三 意大利的变化
在上述大背景下，本书的研究对象——意大利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有受到全球性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具有某种“共性”的变化，也有受到欧洲层面因素推动而发生的带有“欧洲色彩”的变化，还有基于意大利自身国情的“特殊性”变化。从全球层面看，19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意大利的经济竞争力持续下降，其经济结构越来越难以适应全球分工的需要，而2008年以来一系列危机的冲击使得其国家体系的低效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通过改革提升经济竞争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从欧洲一体化层面看，“带病”加入欧元区，而后始终未彻底解决巨额公债问题，使得意大利成为拖累欧洲一体化发展前景的一大隐忧。过去几年，在危机以及欧盟层面的重压之下，意大利终于开启了拖延已久的结构性改革进程，启动了包括养老金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经济自由化、降低能源成本等内容的一系列改革，既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从意大利自身看，其低效的政治体系始终是制约其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1992至1994年的“净手运动”终结了二战后持续了几十年的旧政党体系，但是并未因此提高意大利政治体系的效率。议会内党派众多、党派结盟随意、执政联盟脆弱等问题始终存在，导致历届政府都不得不以平衡党派利益为主要目标，难以顾及真正的经济改革。2016年12月4日举行的宪法改革公投是伦齐政府力图深度变革政治体系的大胆尝试，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也表明当前意大利的确处于深刻变化与变革之中这一事实。
诚然，“变化”乃万事万物之常态。为了不使本书题目中的“变化”流于一般，需要强调的是，本书研究的意大利的“变化”，除去由该国内部发展惯性使然的“渐进性演变”之外，还着重突出由外部国际环境带来的“被动”之变，如该国国际经济地位的相对变化、该国政治与外交受世界格局的影响，该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对衰落，等等，以及由意大利政府与公共部门做出的“因应”之变，如经济社会政策改革、政治体系改革、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等等。这些“变化”及其错综复杂的交织互动共同塑造了今日意大利经济、社会、政治、外交、文化与教育领域的主要特征，且将继续成为未来意大利发展的动因。也正是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近年来中意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鉴于此，不论是出于理解与把握意大利的现状与未来，把握欧洲联合与改革的前景，还是出于更好地发展中意关系的考虑，对上述变化进行深入研究都是重要而且必要的。此外，鉴于“多速欧洲”背景下欧盟成员国——尤其是大国在欧盟事务中的话语权会相对提升，加强对意大利“变化”的研究对于更好地发展中欧关系亦有重要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汇聚国内意大利国别研究的中坚力量，力图从多领域多角度剖析“变化中的意大利”，并基于此对新形势下的中意关系做出评估与展望。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聚焦于经济社会领域，从不同角度探讨近年来意大利经济社会的变迁与改革；第二章聚焦于政治外交领域，试图从不同层面与角度对近年来意大利国内政治格局与外交政策的演变做出剖析；第三章聚焦于文化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相应的政策演变与调整；第四章基于前三章的分析，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评估与展望新形势下的中意关系发展。
《变化中的意大利》（ L'ITALIA CHE CAMBIA ）是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学者们共同努力形成的学术成果。2015年10月31日，在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在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了2015年年会，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意大利的变化与变革进行了研讨。意大利研究分会副会长张密教授对年会的成功召开做出了积极贡献。之后，学者们根据要求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由意大利研究分会秘书长孙彦红博士对全书结构进行了编排并撰写了每章概述，最终形成了本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非常重视意大利语言教学和人才培养，对本课题研究和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高度重视本书的出版，决定以精装本出版，这是对我们的付出给予的最好的评价。在此，对上述单位、作者、编者和研讨会组织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