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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流动是评价一个社会的机会结构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Featherman et al.，1975；Ganzeboom et al.，1991），也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
以往国际上主流的代际流动理论，基本上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渐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虽然也曾经历过战争和各种社会运动的冲击，但市场经济体制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关代际流动范围、程度和模式的探讨主要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的静态分析，很多研究工作是对经典理论模型的深化或细化。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以体制转型为核心的深刻社会变迁。特别是中国，转型的规模与深度在当代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体制转型，已经并将继续对已有的代际流动模式提出挑战，为相关理论的发展和更新提供新的动力。首先，在新的制度条件下，原有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解释框架（包括“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或“制度主义解释逻辑”）和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解释框架（如“单位制解释逻辑”等）已无法适用于分析和反映当前的社会现实。其次，近年来基于制度转型的解释框架，包括“再生产逻辑”和“双重流动逻辑”尚存争议。
因此，探究我国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模式、特点和机制，既有助于发展出与针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工业化-功能主义解释逻辑”和“制度主义解释逻辑”不同的理论解释，又能对国内学者已提出的“阶层再生产机制”和“双重流动机制”进行验证和回应。
我国的改革开放历程，迄今已逾30年。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的制度变革，到逐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亦到了一个新的关口，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已经显现，很少有像中国那样在短短二三十年里从最平均的国家一举成为最不平均的国家之一。
诸多研究者已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图景，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各种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和财富被社会上层精英控制；社会阶层壁垒增强，广大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以流动到社会精英位置；社会价值观和公共道德伦理缺失；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充满对立与冲突情绪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不断攀升；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要求政府必须建立起协调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整合机制、解决矛盾冲突的缓解机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机制。
首先，转型时期社会的代际流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同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某一时期的代际流动机会较少，原有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就会得以延续，非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就难以得到满足，这将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合理的代际流动机制则能够对这一矛盾和冲突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
其次，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现象本身就是公平失衡的结果，对个人、企业与社会都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因此，本研究对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分割因素如何影响代际流动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健康和稳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