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整个社会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一方面，中国开始经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型”（Institution Transition） 。这一转型过程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机制，导致不同社会位置得到回报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经历从一个初级工业化社会向成熟工业化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转变的“现代化转型”（郑杭生等，2004：37～41）。工业化 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结构和职业分布，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成员向不同社会位置的流动。

中国的转型有别于苏联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转型”，是以国家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渐进转型”，其所带来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之一，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 ；郝大海、李路路，2006；郝大海、王卫东，2009；李春玲，2005a，2005b；李路路，2002，2003a，2003b；李强，2004；梁玉成，2006，2007a，2007b；刘精明，2006a，2006b；许欣欣，2000a，2000b）。

然而，相关研究的焦点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精英筛选和职业流动机制的变迁，而这一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代际流动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当前代际流动状况的结构特征等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深入的讨论和验证（李煜，2009）。进一步而言，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伴随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代际流动视角来解读社会变迁的特征与趋势的意义何在？

一　社会分层与代际流动

从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关系来看，二者都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是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社会分层是指“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即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人占有那些在社会中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李路路，1999：101）。因此，社会分层视角注重的是探索转型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所呈现的不平等状态，以及这些不平等状态对我国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代际流动 是指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体从家庭出身位置到当前位置的流动。代际流动视角更加注重对转型社会中那些有价值的资源的继承和传递程度及其方式的考察，即认为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差别不仅表现为个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且在一定的作用机制下将可能延伸到下一代，并影响新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因此，代际流动视角更能反映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结构整体的、长期性的变化趋势。对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影响机制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是把握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构成和未来变化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势，推进对结构变迁、制度转型与社会流动、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解释。

二　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与分割特征

要研究转型时期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影响机制及其变化过程，首先需要准确把握这一时期社会的结构变迁及特征。在代际流动研究中，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获得的位置（通常为职业地位）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变量。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先考察转型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

改革以前，中国城市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制度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完全由计划决定，政府对城市劳动力实行“统分统配”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一方面，城市单位组织和企业的招工、用人按照统一的计划指标方式进行；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单位和劳动者双方都没有独立的主体身份（沈士仓，1997：33）。

在我国实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城市劳动力市场才逐渐发育起来，并呈现迅速变化的特征。

首先，随着私有经济的出现，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开始享有用工的自主权。城镇劳动者也随着劳动合同制度的产生逐渐享有劳动和择业的自主权，城市劳动力市场随之发育起来。

其次，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逐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使中国城镇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包括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小城镇中涌现出一些局部劳动力市场；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不断地涌入城市，为私有部门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供大于求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9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特别是自1994年开始的、以优化组合和企业改制为主要特征的国企改革，基本上瓦解了国有部门对自身所控制的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我国政府先后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进行了五次较大幅度的政府机构改革，并推行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干部、人事制度变革，同时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其他公共部门中也基本参照执行。

但是，就目前而言，与其他资本要素市场和产品要素市场的发展相比，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处于滞后状态。滞后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改革进程的迅速推进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传统制度变革滞后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与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相冲突。这使中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逐步演变出了一种多重分割格局，既有古典意义上的分割，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分割，也有制度性分割，而后者是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因素（李建民，2002）。

从长远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需要逐步消除制度性分割，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重要保障。

三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引入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完全竞争性的假设，以及仅关注市场性因素的局限，将制度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考察劳动力市场对市场运行所产生的各种后果。

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力流动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社会学领域，有些研究者同样关注在影响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那些个人特征之外的结构性因素，这一流派被称为“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新结构主义者们并不否认职业地位、教育、收入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的意义，并仍然以职业、产业、企业、阶级及权力关系等来划分劳动力市场结构。但他们认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分割性的结构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既有的研究中，采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来研究我国转型时期劳动者的代内流动的研究较多，但关于代际流动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对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原因是这种分割特性会对个体的流动形成障碍，使阶层之间结构壁垒效应增强，社会趋于封闭而非开放，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四　本书研究的问题

结合以上对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关系、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与分割特征，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讨论，本书研究的问题可表述如下：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劳动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考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如何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以反映中国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不同时期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

该研究问题可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迁中是否存在分割现象，以及这些分割现象的特征是什么？

第二，如果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部门分割、行业分割和职业分割，那么在不同时期，这些结构性分割因素是否影响了代际流动，包括子代最初部门、行业和职业的进入与目前部门、行业和职业的获得？

第三，如果这些结构性分割因素的确在不同层面影响了子代的地位获得，那么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条件下，它们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的路径是什么？ u2lTmI5iBWfux62AgI0jY7Ei7r3UU+WWXb5mprbVSMr5Gj9UFjuiPFbZ5TenFv9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