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下文中的“改革”均指经济体制改革），并伴随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影响机制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是把握转型时期社会的构成和未来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同时，尽管“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流派注意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很多分割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就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影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年全国性调查数据，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代际的部门流动、行业流动和职业流动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转型时期的三个阶段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以反映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在代际部门流动方面，首先，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的代际部门流动模式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壁垒效应同时存在，这使子代很难跨越流动到与父代工作部门类别差异较大的工作部门。其次，在改革的不同阶段，父代资源对子代进入不同工作部门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在改革初期和改革中期，父代在国有部门工作对子代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改革深化期，这种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伴随改革的深入，部门分割对代际部门流动的影响有所减弱。最后，子代受教育程度对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人力资本依然是个体进入较好工作部门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在代际行业流动方面，与代际部门流动类似，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代际行业流动仍然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父代的行业与子代的行业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但子代向与自己行业距离相近行业流动的可能性也很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父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具有积极影响，且影响日趋明显。而无论在改革的哪个时期，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都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改革深化期，父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工作的作用在增强。

第三，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总体而言，转型时期城市代际职业流动模式同样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一方面，父代的职业与子代的职业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子代可以向不同的职业进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在考虑了父代工作部门和父代行业因素之后，父代职业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没有影响，这揭示了父代工作部门和父代行业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性。而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一直有积极作用。

第四，本书将部门因素、行业因素和职业因素整合为综合的职业地位，通过修正以往的地位获得测量模型，对城市居民的家庭背景和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决定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父代受教育程度和父代部门，而非父代行业和父代职业。伴随改革的深入，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子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职业，特别是初职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代际地位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研究支持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假说。从改革中期开始，子代初职地位对子代现职地位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依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尽管在改革中期以后城镇居民的代内流动日益频繁，但个体的初职地位依然是决定其现职地位的重要因素。

第五，本书是对1978年以来近40年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代际流动模式和趋势的总体性研究，研究支持了“阶层再生产机制”假说，这预示着未来社会结构可能趋于封闭而非开放，而且代际地位主要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益明显，需要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家需要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政策，干预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各种流动壁垒，特别是要打破行业流动壁垒，并大力促进教育机会和质量公平，从而保障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来促进社会结构的开放和稳定发展。本书在最后指出了影响我国今后社会结构转型和代际流动的一些因素、它们对未来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