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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成
摘要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年中共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方案，目的是使中国经济可以持续稳定地发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为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经济基础。2016年中央又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五大攻坚任务的顶层设计，为改革的理论方法与路径厘清了思路。同时，中央提出中国供给侧改革不是照搬西方供给学派，而是结构性供给侧改革，要加强多维比较学，结合历史学，要善于把握改革工作的时度效。中国历次经济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会产生较大的经济阵痛，会使新常态没有产生新经济，进而掉入改革陷阱。本文认为只有从多个维度进行时频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才可以避免改革过程中的失误，确保改革效用最大化。
关键词 ：多维度改革 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改革陷阱 时频管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定调中国经济形势为新常态，经济走势呈现L型，改革开放后以投资驱动的高增长模式在各种因素限制下无法继续。在全球经济疲软与内部需求不足的现状下，中国经济面临较为严重的困局，亟须进行一场改革来化解当前的经济问题，并使中国经济稳步健康地发展，从而实现伟大理想的“中国梦”。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方案，同时列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攻坚任务，即从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策略和路径就是以上五点。这意味着如果五大攻坚任务可以有效、有力、及时推进和完成，中国经济就可以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走向二次腾飞。然而，作为改革方案，仅依据五大任务自上而下的督导、推动、执行、落实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这其中就涉及时机的合理性、推动的适度性、执行的积极性、督导的有效性、落实的到位性等目标。然而，这些目标实际上很难进行准确量化，也意味着多少会有偏左或者偏右的摇摆，从而使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产生经济阵痛。这就是所谓的“改革陷阱”，即全社会动员的一场改革会产生“船大难掉头”的现象，比如二十世纪的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陷入泥潭，经济衰退，物价暴涨，各个产业被境内和境外的寡头瓜分，起初的经济改革愿景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更加糟糕。所以，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陆续提出了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财税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新能源革命、人口政策改革、土地改革等几大重点维度改革。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经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统筹协调这几大改革，才可以使供给侧改革顺利完成使命。
改革有重有轻，有些改革通过市场自身调节就可以使其达到供需平衡，而以上几点却不同，是需要中央自上而下的推动，强调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深化改革才可以使其转型成功促进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也提出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新发展理念的学习，结合历史学，多维比较学，联系实际学。本文认为只有在时间和频率上把控好这几大维度改革，才可以有效转变中国经济结构，产业成功升级，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再次腾飞。所谓维度改革就是指突破二次元，几大改革都是一个维度，中心是五大攻坚任务，几大改革在不同的时频上以中心为基点向外扩散，彼此形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即达到协调、平衡、有效的综合性改革，使几大维度改革互相促进，使供给侧改革效用最大化。所谓时频性，即在时间和频率上控制好各个维度改革，结合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国情进行深化改革，即使深化改革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效果，又不至于改革过猛或者过轻达不到预期效果。以下将从五个维度改革进行一一阐述。图1展示的是多维度时频管理的供给侧改革，一个横坐标是时间，即改革的时机性。另一横坐标是频率，即改革的力度性。
图1 多维度时频管理供给侧改革
基于中国几次经济结构转型，国有企业经历多轮改革，从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逐渐向现代化股份制企业转型。过去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当前，经济结构是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第二产业就有很多问题，比如库存高、产能过剩、杠杆率高、成本高企等，这个问题实际上通过供给侧改革就可以直接解决，对应的就是五大攻坚任务。比如河北省钢铁业去产能，山西省的煤炭业去产能等。经济新常态下，在时间和频率上要对第二产业的改革进行把控，某些制造业频率高一些，某些低一些，某些先进行改革，某些后进行改革，比如可以先进行焦煤的去产能，然后进行钢铁去产能，也可以先进行电煤的去产能，再进行发电企业的去产能；如果煤炭企业相对钢铁企业产能更剩，那么对煤炭企业的去产能频率要更高。再比如房地产市场，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频率要高，二线城市可以相对低一些，先去三四线城市库存，再去二线城市库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就是对制造业中的僵尸企业或者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彻底撒手，对其进行市场化改造，兼并重组、破产，这项改革可以在时频角度进行详细安排。
从产业分类和产业结构维度上还可以进一步转型调整。产业分类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在中国人口进入老龄化、劳动力红利已经不在的基础上，加大第三产业的培养和发展，满足日益增加的服务业需求。产业结构上，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国企改革主要是继续垄断上游产业，放开了下游产业，民营企业进入下游服务业。2001年加入WTO以后，民营企业的快速扩张反哺国有上游企业，产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国企，应该面向海外，与海外的相似机构竞争，而不是内部竞争。因此，可以消除过去两家央企竞争的格局，形成一家大集团共同实施“走出去”策略，比如中央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游的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可以加强过去的中国外贸低附加值产品的竞争力，加大国企竞争力。与经济实力相似的国家相比，中国当前的服务业占比仍然很低，那么，应该把当前国企仍然垄断的上游生产型服务业门槛降下来，放开准入，使民营企业进入垄断的金融、电信、通信等行业，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这样可以加大这些产业的竞争力，竞争力的提高又可以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从而反哺下游民营企业扎堆的消费型服务业。因为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方面就是上游制造业的高成本，比如中国的电信成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高，成本的下降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2012年，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制造业，这意味着中国将进入一个比较典型的老龄化和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人民群众收入的提高对文、教、卫、旅游、娱乐等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再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供给侧改革可以使其供需相对平衡，物价稳定，通胀水平保持良性。同时，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分类上仍然应该注重时频管理。教育和医疗供给严重不足，那么就应该在时间和频率上给予重点偏向，奢侈品对富裕阶层的供给也相对不足，导致富裕阶层出行海淘，这方面就可以相对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改革缓慢和低频一些。还有就是关系国家安防、战略和命脉的国企可以在时频上进行相对渐进式的改革，改革力度不宜过大，倒逼推动混合所有制、军民融合、国有投资平台、股权激励等。当然，既要市场自主发挥主导作用，政府也应该协助市场，使其进一步完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陆磊指出，中国金融体制一共经历了三次改革，第一次是1993年国务院推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次是1999年国有银行的经营与业务方面的改革，第三次是2012年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次改革奠定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蓝图。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么以供给侧改革为中心对金融业的去杠杆就成了首要问题。但是，仅仅以供给侧改革为中心是不够的，必须多维度地在时频方面进行改革才可以真正使中国金融业稳定发展而不产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为新常态下的新经济保驾护航。
第一个维度首先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当前的金融市场是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市场，那么，从供给侧改革的去库存和去杠杆角度看，力度把握不好就会对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和资产端产生影响。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平衡金融市场的融资系统，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逐渐达到平衡，比如发达金融市场都是以直接融资为主。中国国企一直过度依赖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一旦经济下行、产能过剩，金融行业就会产生兑付危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比如发展新三板、主板、创业板、产权交易中心等是可以有效转嫁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从时频角度看，创业板从开通以来推动了民营新兴产业的发展，那么，就应该首先加大对创业板的进一步开放，同时，也要建立退出机制，注重投资端，既可以使中小创业型企业融到资，又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投资创业板公司股票进行理财，在时间先后和频率上就应该先加大对创业板和新三板的各要素投入。从另一个角度看，时间上可以先放开创业板的注册制试点，通过实验来检验注册制的有效性。
第二个维度就是利率和汇率要进行市场改革。利率方面，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彻底推进利率市场化。中国金融市场长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利率的管制，这导致银行业独大，券商、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处于劣势，利率管制导致息差固定，商业银行缺少创新动力，投入大量资本进行拉存款、放贷款，这使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短短十几年里就成为超级大型银行。银行规模越大，导致其客户类型更趋于大型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集中到了增长力较差的国企体系，导致资源错配，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小民营企业就越来越难以从商业银行得到信贷支持，从而推动了“中国影子”银行的泛滥，扭曲摊高了市场实际利率，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了潜在危害。利率市场化维度金融改革可以加大资金价格的竞争，从而使资金价格下降，对整个社会融资的降成本有很大益处。汇率维度的改革也是同样，要继续推动汇率市场化，汇率长期僵化会导致大量的套利产生，降低企业竞争力，使企业更注重国家汇率管控带来的出口盈利，而不是自身产品的竞争力。但是，汇率在现有国情下快速实现市场化也有其弊端，所以在时频角度上，就要把握好度和时点，在不具备推行市场的时点上，就要渐进式改革，或者缓慢改革，以防范休克式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系统性风险。
第三个维度是可以建立以自贸区为代表的增长极和增长点引擎的改革。在自贸区进行实验资本与货币的自由化，这样，可以使自贸区的金融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经过试点，如果成功可以向全国进行推广，这就是在时频上先对自贸区进行试点，然后再铺向全国。
第四个维度就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投融资垄断领域。比如在2014年首批颁发的五家民营银行牌照，直接导致金融业竞争力加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是金融业竞争力的直接表现，竞争加强可以促进金融消费端的更多剩余价值，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按照连平的研究，从2009年小贷公司发展起来至今，共8000多家小贷公司的信贷总规模不超过1万亿元，根本无法满足中国4000多家小微企业，这4000多家小微企业里有90%从来没有银行信贷的历史。同时，类似小贷公司这样的影子银行是轻资产的，因为其没有存款资质，导致一旦产生兑付危机，就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需要民营小型银行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获得银行的存款资质，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时频上也要进行度的把握，时间上可以是每年批准几家民营银行，频率上可以是在经济好的时候多批准，经济差的时候少批准。
第五个维度就是要解决金融监管分割问题。20世纪90年代设立的一行三会监管模式是为了平衡金融机构的发展，避免银行业独大，逐步加强证券业、保险业、基金、信托等的发展，使金融资源可以更好地配置。然而，经过长期发展，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已经壮大，继续保持监管分割会导致一系列金融传染效应，比如，银监会的一道发文就可能会导致A股市场的暴跌。所以，监管分割需要重新规划改革。
第六个维度是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推进中国金融业的全球战略。以上几点都是分析中国本土的金融改革，而本土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改革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向松祚指出，1979～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147次货币危机，而这些危机都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从国际经验看，国际货币体系的无秩序和非约束化，导致了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在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下，金融脱实向虚，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GDP的100%左右，而到了2015年这个比值按照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700%，美国达到了1200%。这种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又导致了国际收入分配两极化、信用资源两极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极化。对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直接影响：首先，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却没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其次，中国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导致中国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与调整上就面临很大的“美联储依赖性”，即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变化，而美元变化又会对人民币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抑制中国央行对货币政策调整的灵活度；最后，导致中国无法对国际货币进行定价。中国自身的货币不能成为国际货币，对中国的国际金融安全产生潜在的风险。所以，应该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时频控制的改革，即首先应该输出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同时，输出中国金融机构；其次是建立自身的金融中心，以上海和深圳为金融增长极形成大东亚辐射面；最后就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改革体系，比如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组织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结算货币。
其他维度还有金融反腐、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金融科技的推广与建设。在时间和频率上金融反腐优先考虑，不解决金融腐败问题，违规放贷、内幕交易、利益输送、道德损害等现象就难以遏制，其最根本的危害是扰乱信贷市场、导致资源错配。其次金融科技的建设与推广在新常态下也十分重要，一行三会金融科技的发展更利于监管机构对类似影子银行等的监管。这几方面同样是在时频上要从先到后、从重就轻。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
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从需求端来看有三个维度需要分析，即外需、消费内需和投资需求。首先，从外需维度看，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出口减速，但出口减速主要是因为中国出口型企业是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即高端装备的出口非常少，这就导致在全球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产品竞争力不足。出口维度提高有效供给，就是从衣食住行的基本耐用品、非耐用品、快消品的出口逐渐转向新能源汽车、机器人、新材料、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分布式制造、无人机等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所以，在外需方面想要加大出口，就需要企业进行转型升级。2015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2016年又通过《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就是要提高有效供给，把长期以来中国依赖进口的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逐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掌握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才可以对中国在新常态背景下的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其次，从内需维度看，根据王小鲁对中国内需的研究，认为中国投资占GDP比值高于消费占GDP比值，并且代表投资需求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长期高于18%，十八大以后有所下降，2015年以来基本维持在10%左右。而代表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却长期保持在10%左右，可见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同时，王小鲁指出：中国消费占储蓄的比例在2000年时为60%左右，到了2010年已经下降到48%。储蓄率和投资率的长期上升，说明经济结构失衡，中国居民消费占GDP大约34%，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说明内需是不足的。贺铿指出，中国长期以凯恩斯政策产生的GDP初次分配格局扭曲，导致资本形成长期扩张、政府财政和消费扩张，进而挤压个人消费，收入分配差距加大不利于解决内需不足问题。1998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基建投资过度，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导致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因成本推动消费品价格上涨，在劳动者报酬不够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滞胀和居民消费下降。另外，政府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导致政府控制资源回报用于自身的消费和投资过高，“三公”消费不协调，政府公费错配或流失。所以，应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改革：第一，垄断行业与民营企业相比有极大的优势，那么，就应该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税。比如资源税改革的5%征税率是否可以有所提升，使其真正做到和非垄断行业的公平一致，从量税转变为价税，政府将资源收益和垄断收益纳入到公共财政收入，这部分收入如果用于公共服务，就可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第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需要合理配置。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在得到出让70年产权的土地收入后，竟然一次性投资、还债或消费掉了，这等于透支了未来70年的开销。所以，这个开销是错配的，应该进行合理的财政分配。同时，政府的支出应该透明化，可以利用社会监督和网络公示等手段。第三，收入分配的改革还需要对政府体制做进一步改革。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存在大量灰色交易，就会导致公共资金流失，而这些资金本来是可以提高收入分配平衡性的。第四，扩大政府资源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减少“三公”消费，对中国2亿农民工建立社保体系，加强农村文教卫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大量的乡镇地区人口敢于消费，没有后顾之忧，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能出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攻坚任务里最严峻的任务就是去库存和去产能，这里涉及土地维度的改革，其中包括房地产和工业区维度改革。中国从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78%下降到了1994年的44.3%，而地方财政支出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这使地方政府开始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抵押等廉价信贷筹得资金，继而利用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低价出让一部分土地建造工业开发区，吸引企业进驻。大量企业输入工业区后带动了周边的商业和土地价值，政府再以高价出让商业用地，用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和高价出让商业用地的差对银行还本付息，盈余再投资。这种土地财政模式在过去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的工业区的政策优惠、土地便宜、廉价劳动力、地方保护等因素吸引了大量外包代工工厂，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来说，开发区的建设既能吸引外资创造收入和就业，又可以使自己得到政绩方面的利益，所以都借着“经营城市”的口号，通过建立新城区、城市开发区和各类工业发展园区加大土地征用和供给规模。但是在新常态下，国际经济疲软，海外需求减少，老龄化社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周边东南亚国家相对更低的成本，导致代工工厂转向他国。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工业区企业停产，一线工人失业，周边开发的大量地产过剩。比如东莞、温州、台州等地都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出现象。这又会导致工业开发区工业能力过剩、工业企业输入能力下降、财政能力不足以覆盖银行贷款，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产生较大压力，政府刚性兑付的潜在风险加大。所以，需要从城市土地维度来进行改革。第一，应该限制以短期土地出让回报和短期城镇化率作为地方业绩，以长期的土地出让回报和城镇化率为考核指标，这样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和政绩工程带来的资源浪费。第二，打破地方政府土地垄断。引入PPP分担地方政府进行投资的风险，形成互相监督机制。第三，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的监督与管理。很多地方政府出让的是50年或70年的产权，然而收到出让金后就一次性开销了，这等于是对未来几十年的透支，形成恶性循环。土地出让收入应当合理利用，有效管理，多应用到公共服务上。第四，中央也应当对地方进行一定的转移支付，尤其是分税制的缺陷需要进一步修正，从而避免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同时，在时间和频率上也要就重避轻，从根本性的改革先入手，循序渐进。
从农村土地维度改革来看，地方政府为制造业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低价圈地已经造成了高达3000万～4000万的失地农民。党国英指出，好的土地制度一是要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当中，谁投入谁收获。二是国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这个土地上住的人应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中国从1998年就提出承包权要长期化，产权要明晰，土地问题上公权和私权要有合理的边界。自2008年开始，中国对土地要素市场化也取得了共识。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承包权长期化，建立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统一化，改革集体经济制度等措施，但实际上至今仍然难以落地，农村土地维度改革是一个倒逼式、渐进式、长期的改革。所以，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时频管理的改革：第一，明确承包权长期不变的期限，对土地产权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是对农村土地最基本的法律保障；第二，统一长期分割的城乡土地制度，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城乡土地制度，这样可以缓解大城市用地紧张的状况，但是在收入分配上要给予农民合理的回报；第三，建立农业保护区，大力发展1.5线城市，即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之间的城市，可以在城乡接合部建立针对农民工的特殊用房。同样，在时间和频率上也要就重避轻，从根本性的改革先入手，循序渐进。
以上四大维度改革从时频上来讲是最重要的，这四大维度的改革顺利进行对其他维度的改革会起到带动促进的效果，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独立且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提高有效供给，五大攻坚任务里强调补短板，新常态强调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产业从低端转向高端、从拷贝学习转向自主创新。这些都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中国的教育和医疗实际上是供给不足的，那么，推动“互联网+教育和医疗”，加大家庭医生和社区门诊供给，加大民营教育业的供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效供给不足。这两个领域的长期垄断和行政化管理，导致医疗和教育改革进展缓慢，同时，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越来越大，导致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其次，优秀人才流失是国家人才的浪费，接受了本国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却输出海外并为海外工作服务，这就又涉及人口和移民政策的改革，放开二胎应对未来老龄化造成的年轻劳动力短缺，放开出入境限制、双国籍和绿卡的推广，可以使海外优秀的学子和中国建立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在间接上又会使海外优秀人才回馈国家。同时，这又涉及能源革命，即干净、方便、便宜的资源可以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更高层次，环境变好，水质干净，又可以间接减少国家医疗财政支出，留住对环境较为敏感的群体。最后，财税改革也同样关系到各个维度的改革。怎么样差异化征税，协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保持中国现阶段还需要的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结构性改革，社会保险的全覆盖，都对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当然，在时机和力度上同样要区分对待，根据重要性和紧迫性逐一进行。
进行多维度的时频控制管理的供给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统一、协调、沟通后才可以找出最佳组合方法，五大攻坚任务应该在维度和时频上协调发展，使其效率达到最高。维度到底有哪些？最佳时机在何时？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实证研究的。如果不做压力测试，不进行改革效果预估，不做细分化维度改革，不重视时频管理，那么，改革最终要达到预期目标很难，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绕弯路，无法实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弯道超车。自上而下地强力推动改革，可能会使中国经济产生较大阵痛，历史规律显示：有些国家可以担起阵痛和压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成功，比如东亚国家的成功转型和改革；而有些国家却因为改革带来的阵痛过大而陷入改革陷阱，最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发展陷阱，比如拉美和东欧国家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改革道路的探索是一个整体，前30年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后30年经历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曲折的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受过重大挫折。新中国60年经济史证明，包括经济发展战略和所有制结构、体制结构、产业结构等在内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改革，一成不变、教条主义、故步自封只会使中国走回头路，无法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中国经济的前30年和后30年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在客观的国情因素制约下，保证政策的不失误、与时俱进、适合性，是决定中国经济在持续下降背景下再次起飞的关键。中国改革开放前利用苏联经济改革模式，进行快速的中国版工业革命是有必要的，为今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重工业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凯恩斯经济主义理论、古典经济学理论、货币主义理论、自由市场理论、供给侧改革理论，这些改革理论和方法充实了中国政策制定、经济决策、监管、经济实施部门的政策“百宝箱”，使党中央在遇到经济问题时更加灵活高效，充实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朱镕基总理就强力推动了供给侧改革，然而，时隔多年今日的中国经济已和过去大不相同，如果说今日的供给侧改革是2.0版，那么，就应该对供给侧改革进行升级，不是简单地拷贝当年的方法，更不是翻版西方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方法调整经济结构，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事实证明，中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和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结合多维度的供给侧改革，并对时间和频率进行有效的控制，循序渐进地推进五大攻坚任务，中国经济一定不会掉入改革陷阱，并能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和发展陷阱，推动“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