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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摘要 ：进入2015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初步表现出新常态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质特征。本文基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的逻辑框架下，结合2015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从经济增长、自主创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区域协调、改善民生、混合所有制、金融发展、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搞好适度扩大需求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十个角度，对当前和近期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评论与展望。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经济“新常态”宏观经济发展 经济结构 经济改革
进入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是以新常态运行的。这种新常态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新呈现出来的稳定发展态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需准确把握“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新常态”这一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本文将结合2015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运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对近期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评论与展望。
中国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是，经济以中高速增长。而经济向新常态的转变，是各种规律和政策掌控共同作用的良好结果，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2002～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每年9%以上的高速度增长
。其中，2002～2007年和2010年7个年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则在10%以上，而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高，达14.2%。但是，201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低于8%的中高速度增长。2012年和2013年增长速度均为7.7%，2014年的增长速度为7.4%，2015年的增长速度为6.9%，2016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达到6.7%。在全球经济体中，经济增长位居前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进入新常态后，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此前的高速阶段，但经济增长量仍然接近或超过高速阶段。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同或接近的经济增长量代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在经济规模较小阶段，同样的增长量代表较高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规模较大阶段，同样的增长量代表较低的增长速度。2007年GDP总量为268631亿元，比2006年增加51384.4亿元，其增长速度已高达14.2%；2014年GDP总量为634367.3亿元，比2013年增加51170.6亿元，其增长速度却只有7.4%。
除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外，中国经济“新常态”还包含GDP指标无法直接反映的质量和效益方面的常态性变化。一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2011～2014年，年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下降幅度分别为2.0%、3.6%、3.7%和4.8%。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的降幅则达到5.6%。二是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在产业结构方面，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这一比重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2015年这一比重达到50.5%，高于第二产业10.0个百分点。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2011～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62.8%、56.5%、48.2%和51.6%；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5.4%、41.8%、54.2%和46.7%。经初步核算，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三是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由2004年的18241项上升至2014年的162680项。在规模以上工业中，2014年高技术产业增长12.3%，所占比重为10.6%。经初步核算，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长10.2%，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所占比重达到11.8%。
在新常态下，科学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从广义上讲，生产关系领域或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科学技术本身就属于生产力中的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使人们能够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和开发新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首先，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发展先机的关键。历史上，一些国家凭借自身在一些重要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占据发展先机而成为强国。而核心技术不可能通过国外技术转让而获取，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其次，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既是企业获取合理商业利润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例如，美国凭借对芯片核心技术的掌握垄断了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技术，不仅获得了自主创新带来的技术垄断利润，而且把握了信息安全的制高点和主动权。中国企业由于受制于美国对芯片核心技术的垄断，只能从事相关生产领域的外围产品生产。这些企业获取的利润在制成品总利润中的份额极低。据统计，全球超过70%的手机由中国制造，但只有不到3%的手机用的是中国芯片
。因此，只有在重要领域进行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安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本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而有钱买不来核心技术，市场也换不来核心技术。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要以自主知识产权战略为重点加速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一是全面实施以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产业化创新，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产业活动，从而不断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要通过完善科学技术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护和激励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并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科研单位、教育部门和劳动者个人在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要根据每个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具体确定该产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和速度，从而为该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营造较为宽松的环境。
现代庸俗经济学妄言“政府不需要产业政策”，这是极其错误的新自由主义极端思路。新常态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就是要在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上促进产业之间在较高技术层次上的协调发展。一是要推进生产能力过剩的化解。过去的大规模投资在很多行业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过剩生产能力。一方面，这些过剩产能使相关企业由于产品滞销而出现效益下滑、亏损甚至破产。另一方面，这些过剩产能大多是以粗放型生产技术为载体，不仅会带来资源能源的低效率消耗，而且容易引起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化解过剩产能是新常态下经济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一般而言，化解过剩产能的方式主要包括转产、兼并重组等。而化解过剩产能的具体方式应以各地区、各行业的实际产业状况来确定。
二是要推进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产业分工出现以来，各产业并不是独立运行的，而是密切联系、相互支撑的。其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原材料；工业不仅能够创造和蓄积物质财富，而且是科技创新的实现载体和必备工具，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其他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服务保障。因此，新常态的产业发展，不能片面发展某一产业，而应该促进各产业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三是要提高各产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其中，农业部门要通过推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完善农业支持保护的政策体系、培养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业技术服务水平等措施，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发展；工业部门要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现有生产能力和装备的新增生产能力，从而推进工业生产从粗放型模式向以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为主要内容的集约型模式转变；服务业部门要通过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能力，既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又服务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保护生态环境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效和改善民生为中心。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中国是以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使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种状况在局部地区的表现尤为严重。它不仅是经济发展质量较差、效益较低的反映，而且直接破坏了人民的生存环境。在新常态下，只有从严保护生态环境、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且中央政府不拖欠已定的每年环保投入（相当于GDP的1.5%），这种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从而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又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
在新常态下，从严保护生态环境、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就是要求经济发展遵循人与自然之间矛盾运动的客观发展规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
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这就要求在认识和理解自然界规律的基础上，辩证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善待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人心。其中，不断深化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前提。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而辩证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关键。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两者的统一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表现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两者的对立性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体现在，没有遵循自然规律而片面追求短期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经济发展，将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二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的完善与执行。首先，要完善和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条件下，政府、企业、公众都要依法履行各自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权力（利）与义务。其次，建立健全包括生态环境评价在内的各级政府行政绩效考核制度。这种行政绩效评价体系，不仅要考核经济发展的速度，更要考核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与效益指标。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新常态下整体性、结构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经济的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生态环境、资本、劳动力、居民生活等经济变量在空间上的展开。因此，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外开放层次提升、环境保护、资本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质量目标与效益目标，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就是要从全局角度统筹协调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中国已启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一批重点区域发展战略。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从全局角度促进这些战略的有机融合，推进经济区之间的优势互补与良性互动。一是推进区域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由于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区域的自然禀赋、人文环境、人口数量与质量等条件差异较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融合，离不开区域之间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的有序流动。这就需要通过交通、金融、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在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来构建覆盖全国、迅捷高效的立体式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二是推进区域间经济管理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融合，离不开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这就需要通过全局性的统筹协调与改革来推进区域间财税制度、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经济管理制度的衔接与协调，从而逐渐消除区域间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三是推进区域间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根据开发方式，中国将国土空间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四类主体功能区。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融合，需要根据中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协调、分类指导各区域国土空间的开发。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依据各经济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当地经济发展与人口调节和国土空间开发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推进区域间对外开放战略的统筹协调。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战略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对外开放的内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融合，要求各区域根据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部署以及本区域的区位优势，在突出区域特色的基础上确定本区域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范围、速度和程度。
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财富和收入分配、就业、医疗、住房、教育、扶贫、食药品安全、社会保障等八大领域的发展，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导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生活质量持续提高。而财富和收入分配、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六大领域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最直接体现。“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内在统一的。
提升经济新常态，从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谋划六大领域发展，必须加速健全和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大体制机制。
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体系。首先，坚持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制度。公有制生产单位要通过分配制度的完善，来确定积累与消费之间较为适当的比例，以确保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促进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其次，坚持和完善政府对财富和收入的调节制度。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通过对收入分配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科学调节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通过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取缔非法收入。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有缩小的迹象。201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5，比上年缩小0.06；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73，比上年缩小0.02。但是，中国总体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5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高达0.462。
二是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扶贫、社会保障等领域建立提供底线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些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要以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这一目标的核心是机会均等。这种机会均等既包括区域之间的机会均等，也包括群体之间的机会均等。
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是新常态下“理直气壮地、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习近平四次强调）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能够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企业内部形成公有股份与非公有股份相互监督、相互激励、有机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从而激发企业的活力，并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能够通过降低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负面作用而有效缓解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
新常态要求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需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中央通过专项巡视发现，一些国有企业的干部以改革为名，打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旗号，通过贱卖贵买、予取予求来侵吞国有资产。防止发展混合所有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要通过人大立法来强化包括企业内部监督、出资人监督和审计、纪检巡视监督以及社会监督在内的全面覆盖、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制约有力的国有资产监督制度体系。二是通过双向参股或控股来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既可以通过非公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国有资本等公有资本控股非公资本来实现。具体实现方式可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实际状况来确定。三是要与科技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投资领域。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亟待优化升级的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和服务业，都要坚持发展公有资本控股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以便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即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是新常态下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条件。服务于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基本职能。这一职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是金融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与实体经济相适应。金融业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就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发展超前于实体经济，则会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因此，与基于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深化论”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金融理论，应是“金融实化论”。
新常态下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需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防止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金融垄断。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金融垄断，不仅会攫取大量的金融垄断利润，而且会使中国失去经济自主权和国家安全屏障。新常态下防止外资的金融垄断，要求中国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通过法律手段严格限定外国资本在商业金融机构的参股比例和参股条件。二是要谨慎对待并充分论证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资本项目管制是防止外国资本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和速度要与国内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相适应。三是加快金融市场的事先、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管，特别是加强以有效治理股灾为重点的股市监管法制和能力建设。一方面，人大要完善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制度体系，使法制建设与金融市场发展实践相适应；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在监管人员素质、监管技术、监管机制等方面不断提高监管能力。
协同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是新常态下经济高效运行的基本机制。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能够实现功能上的良性互补、效应上的协同、机制上的背反。其中，机制上的背反，指的是市场通过价值规律来自发调节配置资源而实现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政府通过专业职能机构来主动规划配置资源以实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要坚持将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从而实现对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的配置。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具有两面性。市场的功能强点主要包括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局部利益驱动功能，而这些功能强点同时构成了市场的调节目标偏差、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技术垄断、负外部效应等功能弱点。在一般资源的短期调节领域和局部调节领域，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强点处于支配地位，从而使市场能够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特殊资源的长期调节领域与全局调节领域，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弱点处于支配地位，从而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处于失灵状态。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调节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自发调节，而实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在这些领域，政府要通过简政放权来充分发挥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创新驱动的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重要特殊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作用。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国家政权手段，自觉利用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社会生产的实际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预先制定社会生产的总体规划，并科学合理地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政府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也具有两面性。政府的功能强点主要包括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等，政府调节可能出现的功能弱点主要有调节偏好主观、调节转换迟钝、调节政策内耗、调节动力匮乏等。政府能够有效发挥调节作用的领域，恰恰是市场失灵状况较为严重的领域，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宏观调控、微观规制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直接矫正市场失灵的领域；地藏资源等特殊资源的直接配置领域以及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领域；教育、文化等非物质资源的配置领域；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能够通过专业职能机构主动规划配置资源以实现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对资源的长远性、整体性规划配置作用，以化解新常态下的各类经济风险，促进国民经济稳中求进的良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必须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可以说，这是发展主线的精炼表述。可以把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这“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侧改革、发展和管理，与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科技创新的“新三驾马车”构成的供给侧改革、发展和管理，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这是由于，从现代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供给与需求有着内在复杂的辩证关系。例如，供给（生产）可以决定需求（消费），人们只能消费所生产、所供给的商品和服务，但需求（消费）也可以决定供给（生产），因为不适合买方需求或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就属于无效供给和盲目生产。又如，对本期或短期来说，投资属于需求，表现为支出货币购买生产要素，但对于下期或长期来说，投资即沉淀的资产决定生产和技术状况，又属于供给。因此，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发展的关系，要有辩证的整体思维和精准的操作艺术。那种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思路明显有误；那种无视大量非公企业亏损而只把极少数盈利性差的国有企业统称为“僵尸企业”，是带有歧视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用语，也不利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
目前有五项重点任务，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重点是钢铁和煤炭等少数行业；去库存，重点是房地产库存；去杠杆，重点是企业的杠杆，需要金融系统配合；降成本，重点是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补短板，重点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补短板，调整经济结构。
总之，进入2015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运行，初步表现出新常态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质特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只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努力做好以上几方面工作，中国经济就能够既继续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又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