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苏轼《题西林壁》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诗写庐山层峦叠嶂，气象万千，乃千古名句，但以史家角度看，此诗或别有玄机：即便再熟悉的对象，换个角度，亦往往有意想不到的面貌出现。

西人钟鸣旦（Standaert，Nicolas）在谈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时，提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汉学和中国中心的路数”。又曰：“这种范式转变最典型的表现，是将中国文献作为基本材料，将中国人物作为基本研究对象。” 作为一个欧洲学者，钟氏此言或许代表着西方汉学界研究方式与心态的变化，反观中国学术界，一种或可称之为“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却似乎从来就是正统。很多年来，利玛窦、艾儒略等少数重点人物和“礼仪之争”、“知识传教”和南京教案等相关问题，也始终是人们热情关注的焦点。

然而，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中心论”亦可能导致相对封闭的视域局限，如果将研究对象的边界限定于发生在国境线之内的人和事，就不免使相关研究落入中国教会史或中外关系史的有限范畴。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反过来，此言亦可提示“从中国史的角度看世界”的新视角，由此看来，变换研究范式应当是合乎逻辑的自然选择。新的（或可称之为大宗教或大历史的）研究范式既需要我们从内部（中国）的角度考察世界，关注世界格局新变化带给中国的深刻影响，同时又要求我们从外部（世界）的角度反观中国，从各个方面考察中国在世界格局新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很明显，研究范式的再次转变不仅会使我们的视角扩展到更为广阔（尤其是东亚区域性的地理与文化范畴）而多样（至少包括交通史、贸易史、移民史）的领域，而且还要求我们考察相关各方的自身变化（即同时期欧洲教会及相关国家的情况，包括同时期的文化复兴、宗教改革等）及其错综复杂的交叉作用。

从大宗教或大历史的角度看，16世纪以降耶稣会士在中国及邻近地区的传教活动并非单独的个别现象，而是天主教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传播及由此发生的文化矛盾与政治冲突普遍发生在中国以及邻近的东亚地区，相同或相似的政治形态（封建王权）与文化传统（儒学与佛教）迫使传教士不得不面对大同小异的社会处境与文化挑战；东亚各国间的传统关系以及密切交往又规定了矛盾冲突的相互影响与连锁反应。事实表明，宗教传播与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大国势力范围竞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中国晚明即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进入了中国，而中国也融入了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由此展开。

世界上从未有过纯粹的宗教，所以也不会有纯粹的宗教传播；同理，任何商品交易的发生和影响都不会限于商品交易本身，因此相关的学术考察也不应自囿于经济的有限范畴。至少在我们所说的大航海时代，一体化的世界进程早已超越传统的国家范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亦不再限于僵硬的双边关系，例如传统的中日关系史或者中葡关系史。因此，尽管多视角的“横看”或“侧观”未必能获得一窥“庐山真面目”的理想效果，但至少可以获得更多问题，并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

收入本书的几篇文章，大多基于这一考虑。由于是单独成篇的个案研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又因先行发表的实际需要，史料运用及观点陈述上不免稍有重合。此番集辑成册，已有所订正，但限于各种因素，亦不能尽如人意。在此还望方家赐教，以便今后稍有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