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际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

兹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跨文化诠释为例。 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诠释的典型性。来华传教士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为使文化交流尤其是传教成为可能，他们采取“适应”策略，“合儒”、“补儒”，会通天儒。“合儒”策略一方面使得他们在中国传播的天主教明显带有儒家文化色彩，这在西方人看来，已非天主教本真，故有罗马教廷禁行中国礼仪令的颁布。另一方面，由于程朱理学与天主教分属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信仰的排他性，造成传教士自觉不自觉中必然以天主教义的普适性来诠释程朱理学，先入之见决定了他们诠释下的理学形象是天主教视野下的程朱理学，这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自以为是，是对理学的曲解。

本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理学的诠释策略，即“先儒”、“后儒”之辨；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传教士如何以先入之见诠释理学；第三部分探讨传教士对理学的传播及西方社会的反应。 lLfjcc9oA4spC7pwGpZ1B7PJc5MfamvkwQoq3uZeRL1GaEgHUTve7OoVWswrYo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