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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叶，清廷开设四库全书馆，是清代学术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清代汉学历经长期积累，至此达到鼎盛。四库馆聚集了戴震、纪昀、朱筠、周永年、邵晋涵、任大椿、金榜、王念孙等一批著名学者，成为“汉学家的大本营”。由于获得了官方支持，汉学得以与宋学分庭抗礼。清代学术分裂为宋学、汉学两大阵营。
宋学仍居“正学”之位，但不复成军。所谓的理学名臣，仅有陈宏谋、朱珪、尹会一等寥寥几人。有人称，“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
理学在理论上没有创新，陈陈相因，沦为官样文章和晋身之资。陈宏谋不由发出感慨：“每见著述家多以理学自负，而无裨于实用，理学竟为天地间无用之人，学术不明，为世诟病，可为浩叹。”
朱珪在庙堂大讲理学，晚年却嗜仙理佛。颓势难挽，翁方纲等较为开明的学者，转向汉宋兼采，取长补短。理学不能维系社会信仰，难以满足统治者需要。在此状况下，乾隆帝调整文治政策，主张兼采汉、宋，以汉学辅助宋学。《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所说：“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
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汉学家一家之言，而是代表了官方的态度。“铲除畛域”，“一本至公”，为清廷所用。
汉学则跃居清代学术主流，几乎占据学界全部势力。故后世学者每每以汉学考证来界定清代学术，称之为“正统派”。汉学一家独大，但并非整齐划一。章太炎、梁启超等在前人基础上明确提出吴、皖两派说。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把汉学划分为“怀疑派”、“征实派”、“丛缀派”和“虚诬派”四派。此外，又有浙东学派、扬州学派等提法。以人物言，无疑以惠栋学派和戴震学派最具代表性。
汉学的风格，与宋学比较而易见。清代之宋学，是顺着宋元明而来。清代宗理学者恪守宋儒程朱之道，在治学、修身、治国方面是统一的，至少形式上如此。换言之，他们是沿着宋元明之道路继续前行，守成而非独辟，历史与现实一以贯之。汉学则不然。汉学之所以为汉学，从名义和动机上说，是要改换轨辙，改宗汉儒，走汉儒之道。就儒家的理想而言，道、学、政一体，此道至少涵括治国之道、修身之道和为学之道。走汉儒之道，意味着在治国、修身和为学等方面以汉为法。以惠栋为代表的清儒标举汉学，即以此为逻辑起点。惠栋认为两汉经学在佛学兴起之前，去圣贤最近，纯粹当尊。他弃宋尊汉，于宋元以下学说一概排斥。确如梁启超所说，惠栋治学“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唯问“汉不汉”，以“古今”为“是非”标准。
惠栋一派不仅自居于汉学正宗，而且要把汉学立为儒学正宗。他的再传弟子江藩编《国朝汉学师承记》，不仅排斥宋学，且几将顾炎武、黄宗羲等汉学前驱摈而不录，明确表露出该派自居正统的“初衷”。
钱穆说吴学是由反宋学起家，“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
可谓至论。该派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已明确指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
惠栋一派博古而不通今，他们所主张的“汉儒之道”在社会中难以落实。例如，他们的治学便与自身的修行相悖。他们一边否定宋儒的性理之学，一边运用宋儒的修身之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惠氏家族的这副名联，可以说是当时众多汉学家的写照。
青出于蓝，后胜于前。戴震一派尤其是戴震本人，在清代汉学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梁启超甚至认为，“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有别于惠栋一派“弃宋宗汉”，“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
章学诚《书〈朱陆〉篇后》称：“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
戴震受学江永，江永治汉学兼综朱子，故戴震对程朱理学理解较为深刻，而不像惠栋一派轻易予以否定。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
职是，他的学术思想始终带有和会汉、宋，兼取二者之长的特点。一方面，他继承惠栋的治学门径，重视故训和实证，从而避免了宋学空疏之弊。他明确提炼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但他又不像惠栋一派佞汉、泥古，而是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戴震的考证方法类于近代历史科学的归纳法，较为客观平易，与胡适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极相似，而异于含有宗教意味的注经解经。另一方面，较之惠栋一派偏嗜考据，他重视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结合，尤其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他反对为考据而考据，曾以轿夫喻考据，以轿中人喻义理，指出不要把轿夫误作轿中人。戴震不以考据为目的地，故能比一般汉学家走得更远。他所著《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都是以义理为归宿的代表作。由考据而明义理，戴震走的是不同于宋儒的寻求义理之路，得出的也是不同于宋儒的答案。因为是用近乎史学的方法治经学，故他得出的义理带有世俗化或者说祛魅倾向。例如，他对核心范畴“道”、“理”的理解明显不同于宋儒。朱熹从形上本体来理解“道”、“理”，谓“道即理之谓也”，理者性道之统挈。戴震则以“气化流行”来解释“道”，以“密察条析”来解释“理”，以“气在理先”来解释宇宙之本原；又从人伦日用来界定“理”、“欲”关系，主张“天理”、“人欲”的统一，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圣人之道”。
所以，钱穆尽管不以戴震立异程朱为然，却欣然承认，戴震治学“极平恕，还是同情弱者，为被压迫阶层求解放，还是一种平民化的呼声”。
联系现实世界，戴震敏感地觉察到“天理”与“人欲”之冲突，当道者无不奉理学的“存理去欲”说作为戕害人性的正当工具，从而提出了宋学家“以理杀人”的惊世之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无论理论还是现实，戴震所主张的都是一条既异于宋学，又别于“专门汉学”的道路。梁启超说“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于斯可征。简言之，戴震所探索的是一条非汉非宋的新路。
不过，戴震的义理学说在当时仅得到洪榜、焦循、凌廷堪和阮元等极少数学者的支持或继承。戴震之所以被奉为汉学大师和皖派核心人物，凭借的是其经史考据成就。章学诚洞察到：“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汉学考据风气下，戴震的义理新路没有得到发扬光大。当然，其理论方法本身也有局限。戴震强调“圣贤之道”存乎古经，经非故训不明，故训是获得“圣贤之道”的唯一途径。这就夸大了考据学的作用，限制了自身获取义理的其他途径。正如方东树所指出：“夫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则实非小学所能尽。”
由于强调义理尽出于考据，意味着一以古圣贤是从，不敢“以自为创而通其变”，
束缚了创新活力，结果是历史禁锢了现实。钱穆论乾嘉学术时指出：“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
乾嘉学术之偏陷，作为主帜的戴震在所难免。与其他汉学家一样，他过于看重书本知识而轻视社会实践，研寻历史上的“圣贤之道”胜过对当前现实社会的关切。这些都决定了戴震及乾嘉汉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