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指责汉学无实无用

清代前中期，汉学家曾一再批评理学空疏无用，一些人甚至把明朝灭亡归因于此。时过境迁，嘉道以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少理学家反唇相讥，认为是汉学的支离破碎，无实无用，导致了清朝国运衰落。

其一，指责汉学脱离现实，空疏无用。

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评，以从汉学阵营倒戈而来的夏炯言论最为激烈。他的《说学》、《乾嘉以后诸君学术论》、《学术有用无用辨》对乾嘉汉学几乎做了全盘否定。他认为“学术大小以适于用者为贵”，以此衡量，“义理为上，经济次之，经学、史学次之”，名物、制度、音韵、训诂最下。“乾嘉以后近百年来讲学之士专为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刺刺不休，不特丝毫不适于用，且破坏碎裂，转为贼经”。他将清代中期著名汉学家从江永、戴震到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的著述一一点评后归纳说：“此数家者，皆近百年来名稍显著之人，试一一取其书平心而察之，何编足以发明义理，何帙足以有裨经济，即以经史而论，较之国初诸老，真有霄壤之判，徒觉其鄙芜琐碎，坐井观天而已。”

徐桐是晚清时期顽固派的代表，在学术上崇尚程朱理学，他指摘汉学有蹈空之弊。针对汉学家指责宋学为空疏的说法，徐桐反驳说：“汉学家讲训诂者斥义理为空疏，今之言汉学者靡然从之，是大惑也。《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理、义二字，由孟子发之，宋儒推阐其蕴，直至体用同原，显微无间。无物不有，无时不然，皆理义之发挥。本诸身，征诸民，实实落落，真真切切，停停当当，何蹈空之有？讲训诂而不求诸日用行习之故，得非蹈空乎？讲训诂而专骛于标榜名利之场，得非蹈空乎？弃义理以言学，吾不知其所学何事。昔人谓王氏之学如洪水猛兽，今之言汉学者殆又过矣。” 他认为理学家注重心性修养，强调实体力行，何有空疏之弊？相反，汉学家既不注重内在修养，又乏外在事功建树，才是蹈空不实。

其二，攻击汉学考据偏离圣人之道，有害无益。

宗宋学者认为，汉学之害，从其小者言之，不能躬行实践，有害身心。夏炯偏激地说：“训诂考据之学百余年来遍于天下，所称一二好学之士，无非孜孜矻矻数典证文，其于治心检身、由己及物之道微论，躬行实践、能见诸实行者无一人。” 徐桐说：“今之言汉学者，叩以躬行则未能无愧，叩以求仁则悍然不知。” 刘蓉指出，汉学家既不能知，又不能行，猖狂恣肆，甚于阳明“良知”之说：“世之为宋学者，病在隘陋无识，拘滞而不达于理，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舍，必致严于礼义之辨，兢兢不敢少过，则犹庶几君子之操焉。道虽未宏，学与行尚出于一也。至为汉学者乃歧而二之，阿世谐俗，漠然不知志节名义之可贵，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也。世亦遂无以行谊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与世同浊，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其为害有甚于良知顿悟之说，猖狂而自恣者矣。” 方东树《汉学商兑》以反汉学著名，晚年所作《辨道论》继续攻击汉学，指责汉学“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光绪年间，笃守理学的豫师认为，方东树《汉学商兑》对汉学在“实力行习”上对圣贤道理的危害还缺乏剖析，于是作《〈汉学商兑〉赘言》以作补充。他在自序中说，汉学毁学术、堕士行，为害世道人心：“其著书立说倡议附会，后生小子乐其引而又便于私也，翕从日众，以为学术人心之害。”

汉学之害从其大者言之，贼经害道，为祸家国。在宗宋学者看来，汉学家脱离现实，不事身心修养，更遑论经邦济国。夏炯说：“其徒事训诂词章者，日钻月研，咬文嚼字，不复知身心为读书之本，阨而未用，于检身、齐家、治生、接物之道一切不讲，一旦侥幸入官，则农桑、水利、学校以及事上官、接僚属、御书吏等事，更觉茫然无措，一毫无异于俗吏之为也。” 贺熙龄在归结嘉道之际社会衰落的原因时指出，汉学家“身心未治而欲心治天下国家，无怪其颠倒迷惑而不能自主，眩摇于祸福利害而无能自克也”。他认为，社会衰落与汉学家专事考据、不关心现实有关。姚莹则称，鸦片战争的失败可从汉学家排斥理学上找到原因：“自四库馆开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入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宋儒之过？” 孙鼎臣更为极端，他把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归咎到汉学家头上，认为“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氐羌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 晚清宗宋学者对汉学家的这些批评，过分夸大了学术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们对于学术功用的评价，是从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的：“学之有用无用，在能讲明义理否耳。” 运用这一标准，他们不可能对汉学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

平实而论，经世致用是儒家各派的共同主张，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均以此相标榜，但具体表现及实践程度存有差异。相对说来，宋学侧重于“尊德性”，汉学稍偏于“道问学”。晚清时期，社会危机加剧，经世思潮兴起，学术的功用性成为士大夫广为关注的问题，宗宋学者的批评虽有偏失，但对于纠正汉学末流的考据之风，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最后要指出，晚清时期的宗宋学者反对的是清代汉学，而非汉代经学。唐鉴、罗泽南等程朱理学正统人士，以宋儒为宗，但不讳言汉儒有传经之功，他们直接批评汉儒的言辞较为少见。夏炯30岁以后转而激切诋毁汉学，却坦然声称：“夫许、郑之学，皆确然不可易之学也。程、朱虽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主于发明义理，其于汉儒之名物制度未尝不深许焉，而萃精力于其中。” 再者，晚清宗理学者反汉学，并不是全盘否定清代汉学。他们在一定限度上对汉学的考据成就予以承认，他们论争的手段、方法也或多或少带有汉学印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成长的年代，汉学的影响力仍旧较为强大，他们受到了环境的濡染；另一方面，为增强说服力，他们在论争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一些汉学的方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晚清时期，汉宋之争是相对的，汉宋兼采才是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