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指摘汉学家的治学原则和方法

清代汉学的学术宗旨，借用钱大昕和阮元的两句话可做概括。钱大昕在为戴震作传时说：汉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阮元序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则称：“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择其要者而言，清代汉学以“实事求是”和“由训诂明义理”为治学原则和方法，尊崇汉儒，好古务博，重视考据。

清代汉学的治学原则和方法，虽是针对宋、明以来的空疏学风而发，却具有反宋学倾向。比如，凌廷堪曾持“实事求是”之说攻击宋学：“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 汉学家对宋学的排斥与批判，引起了宗宋学者的不满。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指导原则和理论方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还击。

“实事求是”之说，自清代汉学家重新揭橥以来有着广泛影响，因此成为宗宋学者集矢的重点。曾国藩在师从唐鉴之初，对汉学多有微词。道光二十五年（1846）底，他在为唐鉴《国朝学案小识》作跋时写道，朱熹“即物穷理云者，古昔圣贤共由之轨”，后世不以为然，喜为新说，以至“每变一说则生一蔽”，汉学家的“实事求是”说就是其中之一：“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也。” 贺瑞麟指出，汉儒讲“实事求是”虽好，然比朱熹的“即物穷理”却稍逊一筹，至于清儒讲“实事求是”，则仅得汉儒末节：“汉儒专讲训诂，更不十分照管义理，所说实事求是，亦自不错，然无朱子即物穷理工夫，又何以得其是耶？程、朱亦是依训诂说经，然必以义理通之，所以极为的当。至本朝考据家宗实事求是之说，何尝有差，但只讨论得许多粗迹、名物、器数，更不向义理上讲究，所以不免支离破碎，此汉学、宋学之所以异。” 他认为“实事求是”有各是其是的弊端，而“即物穷理”非但不是虚理，反而较“实事求是”更为征实：“实事求是或未免各是其是，而于事物当然之理容有差者。若即物穷理则实事自在其中，亦即所以为行地也。” 朱一新认为，清代汉学家讲实事求是，轻视大义，或别立宗旨，有割裂圣道之嫌。他指出：“不知宗旨不可与言学术……汉儒谓之‘大义’，宋儒谓之‘宗旨’，其揆一也。”“必博考宋、元、明、国初儒者之说，证以汉儒所传之微言大义而无不合，始可望见圣贤之门庭。汉儒所谓实事求是者，盖亦于微言大义求之，非如近人之所谓实事求是也。”

对汉学家而言，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既有方法论意义，又是思维模式和治学原则。夏炯、唐鉴、方宗诚等人站在理学立场上对汉学家的“由训诂明义理”思想进行了抨击。

夏炯指出，戴震“谓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理乃因以明。一时所称好学之士承其议论，无不谓由声音文字而后通训诂，由训诂而后通义理。岂知训诂、义理卓然两截，《尔雅》《释诂》、《释言》、《释训》惟如切如磋数句释诗词，于义理有阐发，其余不过诠释字面，于义理何涉？……盖义理虽具于古经，而欲深明其旨，洞悉其渊源，断非读宋儒之书无从入手，汉儒只能解其字义、考其篇章句读，其于道茫乎未闻也。” 夏炯判训诂、义理为两截，认为由训诂而通义理之说根本不通。唐鉴承认文字有明道之功，但“不能自为之”，必须以“四书”、“五经”、程朱学说为宗尚，否则便迷失了目标和宗旨。他指出：“夫文字者，人情之所由达，至道之所由明，是非不得而淆疑，信不得而乱者也。故用之于名物则名物著，用之于象数则象数昭，用之于治体则二帝三王卓为典型，用之于学术则前圣后贤直接统纪，此皆文字为之。然而文字正不能自为之也，‘五经’、‘四子书’尚矣，周、程、张、朱等遗书尚矣，其他或史或传皆各有所发明，亦多人间不可少之文字。” 刘蓉在论述义理与考据的关系时指出，义理之学高明广大，“其高可至于圣贤，最下亦不失为善人君子”，汉学家专事考据而“不惟正鹄之求，则且弯弓终日而莫知的之所向，况望其有一中之得哉？” 他认为汉学家不明义理，惟埋首考据，如同无的放矢。方宗诚则以本末来形容义理与考据的关系：“通经博古之士，搜奇索赜，争以著述名于时，然多濡染西河毛氏之习，好攻诋程、朱，排屏义理之学。虽其考证名物象数训诂音韵之间，亦多有补前贤所未逮者，而逐末忘本，搜寻微文碎义，而昧于道德性命之大原，略于经纶匡济之实用，号为经学，而于圣人作经明道立教之旨反晦焉。细之蒐而遗其巨，花之摘而弃其实，岂非蔽与？” 他认为汉学考据“细之蒐而遗其巨”，如同摘花弃实，舍本取末。朱一新曾较全面地就训诂、明经与求道的关系作了评论。他认为，文字有明道之功，但不能喧宾夺主，舍道而言文：“近人以训诂为门径，此特文字之门径耳。圣贤道寓于文，不通训诂不可以治经，即不可以明道。然因文以求道，则训诂皆博文之资。畔道以言文，则训诂乃误人之具。” 像唐鉴、刘蓉、方宗诚、朱一新等人这样以道器、本末范畴来评价义理与考据关系者在宗宋学者中具有普遍性。

汉学家认为愈近古而愈确信，又每以考据自负，指责宋学空疏。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崇尚考据、好古务博的学术特点提出了尖锐批评。陕西学者李元春指出，并非凡古皆是，也并非考据能解决一切问题，其中有诸多不可考不可据者，考据“断不如朱子说理为真”：

考据者右汉学而左朱子，彼谓汉儒近古，其所讲说者皆有传授。夫近孔子而解经者孰如《春秋》之三传，然盟蔑盟昧，其地各异，尹氏君氏，其人云讹，此类疑窦犹不可胜数，何论汉儒？吾尝思之，生数千年之下欲讲明于数千载之前，圣人已远，简编多缺，兼以伪书日出，将一一而考其实，有可据必有不可据其据者，有可通必有不可通。有不可据不可通是终不能尽考其实也。故断不如朱子说理之为真。嗟乎！朱子岂不知考据者哉，但不如今人考据之凿耳。诋朱子者以为所见无几，甚者击之无完肤，直若斥为千古罪人。吾以为彼真千古罪人也。

针对汉学家指责宋学空疏，李元春则辩护说，程朱理学左心学而右汉学，体用兼备，不偏不倚，是义理与考据结合的典范，而汉学本为矫明末心学空疏而生，却矫枉过正，走上了支离破碎的歧途。他在读戴大昌《驳〈四书改错〉》后说道：

宗陆、王者喜顿悟简洁，而讥朱子为支离。不知朱子非支离也，今考据家则多支离矣。然读书惟穷理与考典，典有不可不知者，非详考何以明，特考之而不尽可考，则必以理明之。理学家每不究心典故，惟朱子为博洽。抑岂迥无疏脱，乃考据者或指其失，至毛西河作《四书改错》直如唾骂，击朱子无完肤，颇取朱子所不用者而反用之以相剌，且本暗于理，亦欲效颦妄言。

宗宋学者对汉学的这些批判有助于深化对汉学、宋学的认识。一方面，宗宋学者从维护程朱道统出发，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所阐发的道理基本上是沿用前人成说，体现了晚清时期宋学的保守性。另一方面，这些批评从治学原则和方法上立论，揭示了汉学与宋学的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汉学的弊端，这对于区分汉学与宋学的异同，评判考据学的得失，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