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排斥西教而节取西法

清代前期，一些理学人士主张将西方宗教与科技区分开来，排斥西教，节取西法。理学名儒陆陇其、陆世仪、李光地、张伯行等都具有这种倾向，尽管每个人各有所侧重，具体态度亦稍有差异。

张伯行重在排斥西教。张伯行（1652～1752），字孝先，号敬庵、恕斋，河南仪封人，人称仪封先生。著有《道学源流》、《道统录》、《续近思录》、《正谊堂文集》等。与同时期的理学名家相比，张伯行理学思想较为保守。他曾立志“大为整顿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归一道同风之上理”。凡不同于程、朱者，诸如佛老之学、陆王心学、颜李学说等，均加以挞伐。对于来自西洋的天主教，自无例外。

张伯行对天主教的看法，集中见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在福建巡抚任上所写的《拟请废天主教堂疏》。此疏篇幅不足四百字，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一名封疆重臣对于天主教的态度。

奏疏开宗明义，“为请废天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维俗事”。也就是说，排斥天主教意在维护纲常名教、世道人心。理由如下：

第一，天主教与“崇儒重道”政策不合。朝廷以“崇儒重道”为治，海内向风，天下兴隆。“切见西洋之人历法固属精妙，朝廷资以治历，设馆京师，待以优礼，于理允宜。不谓各省建立天主堂甚盛，边海地方如浙江、广东、福建尤多。”“每教堂俱系西洋人分主，焚香开讲，收徒聚众，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诚恐其意有不可测。”“固属精妙”，表明他并不反对西历；“其意有不可测”，则说明他对西洋传教士的疑忌。

第二，天主教与儒家伦常名教不合。张伯行站在理学立场上，指责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禁行祭祖，“悖天而灭伦也”；禁止祀孔，“悖天而慢圣也”；男女无别，有伤风化。他说：

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于天。未闻舍父母、祖宗而别求所为天者，亦未闻天之外别有所谓主者。今一入其教，则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驾其说于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灭伦也。尧、舜、禹、汤、文、武列圣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师以至于郡县，立庙奉祀，数千年来，备极尊荣之典。今一入其教，则灭视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圣也。且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释奠之礼，而天主教不敬先圣先师。恃其金钱之多，煽惑招诱，每入其教者，绅士、平民分银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为，渐不可长。且入教之人，男女无别，混然杂处，有伤风化。

张伯行主要从祭祖、祀孔、男女有别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儒学与天主教的不同，其中触及了宇宙本体问题。张伯行以天理为本体，认为“人自形生神发以来，得天地之气以为体，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反对凌驾于天之上的“天主”的存在。

最后，他请求康熙帝特降明诏，“凡各省西洋人氏俱令回归本籍，其余教徒尽行逐散，将天主堂改作义学，为诸生肄业之所，以厚风俗，以防意外。傥其不时朝贡往来，则令沿途地方官设馆供亿足矣”。

张伯行的观点在当时士大夫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如雍正元年（1723），礼科给事中法敏、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等都曾以正人心、敦教化为由，主张严禁天主教。

陆世仪、陆陇其则对西法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兴趣。

陆世仪对西学的兴趣，与其治学特点有一定关系。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江苏太仓人。著有《儒宗理要》、《思辨录》等四十余种。他学宗程、朱，但表现出较为开放的品格，门户之见较轻，对于陆九渊、陈献章、王阳明的学说“未尝力排深拒”。他对西洋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也没有因华夷之别而加以排斥。陆世仪治学注重经世致用，认为理学并不局限于天理性命之学：“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 他关注西洋科技，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其经世致用的需要。

陆世仪关于西学的阐述主要见于《思辨录辑要》。《辑要》虽是一部儒学书籍，却以西学丰富了儒学中“切于世用”的内容。

在数学方面，陆世仪主张吸收西方几何学之精。陆世仪受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数学思想的影响，强调数学为其他应用科学的基础。他说：“数为六艺之一，似缓而实急。凡天文、律历、水利、兵法、农田之类，皆须用算。学者不知算，虽知算而不精，未可云用世也。” 他认为西方几何学精当：“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 《崇祯历书》由徐光启主持，是中国首部参用西学的历法。他明确认识到其中的“泰西几何”比中国《九章算术》中的勾股法精确、高明，这说明他研读过这方面的著作。

在天文学方面，陆世仪不抱华夷成见，认为西洋学说有可取之处。他在比较中西天文图时指出：“天文图，盖天不如浑天，人知之矣。然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同时，他虽持中国旧说，认为儒者谈天道，必合星历与占验而会通之，但对于西方天文学不讲“占验”、“气运”表示理解：“西学绝不言占验，其说以为日月之食、五纬之行，皆有常道、常度，岂可据以为吉凶。此殊近理。”他认为，西学不言占验，是“有所慎而不言”。

陆世仪较重视西洋历法，力主把历算之学纳入儒学教育当中：“至于历数，则儒者所必当究心。” 他不仅钻研过“会通中西”的《崇祯历书》，而且公开赞扬西洋历法。他在谈论中西所测岁差时指出：中国古历“不若近时西学，岁约一分五十秒不等，约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者之为密也。盖讴罗巴人，君臣尽心于天，终岁测验，故其精如此。” 他认为，西历以“六十六年八个月而差一度”更切实际。

从总体上说，陆世仪虽对西学表现出一定兴趣，但受中国当时科技水平及其理学思维方式的限制，他对西学的接受还较为肤浅。比如，他一方面承认“西学言日月蚀为地影所障，似亦有理”；另一方面又受程朱理学宇宙生成论影响，认为西洋的日月蚀理论不合理学的阴阳二气交感说，西方的“地球间隔之说，犹有可议也”。

陆陇其（1630～1693），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著有《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等十余种。他治学恪守程、朱道统，排斥阳明学说不遗余力。他的学术风格、社会地位均与陆世仪有异，但同样关注西学。

陆陇其接触西学的记载，主要见于《三鱼堂日记》及吴光酉编《陆清献公年谱》。其中，康熙十四年（1675）、十七年，陆陇其对西学接触较多，他对西学的了解，基本是通过与来华耶稣会士南怀仁、利类思等人的交往得来的。

陆陇其接触西学，主要是为探究西洋历法之详。他游天主教堂拜访利类思，与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往来、借书，以及拜访中国历算专家梅文鼎、邵武峰等人，都是为讲求历法。

据日记所载，陆陇其利用进京赴部谒选之际，于乙卯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十九日，“游天主堂，见西人利类思，看自鸣钟。利送书三种，曰《主教要旨》，曰《御览西方要记》，曰《不得已辨》。又出其所著《超性学要》示余”。三月二十一日，“南怀仁来答帖言去年所制浑天仪在司天台，其木者则留天主堂”。三月二十三日，“同屠尹和至天主堂观浑天球……”三月二十八日，“南敦仁（即南怀仁——引者注）遣人送《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四月初五日，“至天主堂晤利类思，以《中星简平规图》归。因前南敦仁送星图有‘时盘’，未知用法，故以问利”。四月初八日，“西人利类思以南怀仁《不得已辨》来送。因前初五日，愚曾以岁差及太阳过宫之疑叩之，故以此书相赠。”四月十三日，因对南怀仁《不得已辨》所谈西洋历法存有疑问，会利类思。五月初二日，见开州人王嗣虞，王著有《历体略》数卷，通中西历法。五月二十五日，“至报国寺买《日躔表》二本，乃西洋历书中之一种也。读之始知郭守敬消长之法，西洋法未尝不用”。闰五月初六，“会曲阜朱年翁，朱馆于侍御黄敬玑家，为余借得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其书凡十六卷……读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针”。戊午年（即康熙十七年，1677）正月二十九日，“会王天巿，携南怀仁所送《坤舆图说》、《熙朝定案》及《戊午七政历》以归。”

陆陇其与传教士的频繁交往说明，他对西学并不一味排斥。他在参观浑天球后，称赞“西人最巧算”；阅读南怀仁的历法著作《不得已辨》后，自称“读之豁然，西法曾未易吹毛”。他还明确反对杨光先等人排斥西学的做法。他在日记中说：“午未间，杨光先之说方行，士子为《历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实行之说，尽属尘羹；考引数、根数之谈，俱为海枣。’何轻易诋呵如此？” 康熙十七年五月，陆陇其“见杨光先《不得已》书”。针对杨氏书中对西法的驳斥，陆陇其引汤若望的上疏、著作中的观点为据，指出杨说不能成立。

与陆世仪一样，陆陇其关注西学与尊奉理学并不矛盾，他是把历算之学作为儒家经世之学的一部分而加以接受的。尽管其间利类思、南怀仁曾不失时机地多次向陆陇其赠送宗教书籍，宣传天主教义，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对天主教的态度十分明确：“西人之不可信，特亚当、厄袜及耶稣降生之说耳。”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著作集《榕村全书》41种凡197卷。他的西学志趣与陆世仪、陆陇其有所不同。他研习西学，主要是为迎合康熙帝的需要，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

从时间上看，李光地在康熙朝前期对西学了解较少。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李光地扈从康熙帝南巡期间，君臣二人在南京观星台上的对答显示出其西学知识贫乏，以至用陈腐的天人感应学说来附会、搪塞。据《康熙起居注》记载：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

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知今历不谬矣。”……

上又历指三垣星座问光地，不能尽举其名……

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

康熙帝对李光地的回答显然不满意。耐人寻味的是，回京后数月，李光地即遭降职处分。此后，为迎合康熙帝的旨趣，李光地的学术宗尚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从游移于朱、王之间变为独尊朱学；另一方面，开始着意探求西学，并先后两次把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署所，讲授天文历算。

在梅文鼎的指教下，李光地的西方天文历算学知识大有长进。历学方面，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李光地自称对历法已能“识梗概”，并完成了历学著作《历象本要》。天文学方面，他对西方的地圆说、九重天说、宗动天说等宇宙理论已有所领会。数学方面，康熙四十二年（1703），他在梅文鼎的指导下，研读了康熙帝赠送的《几何原本》、《算法原本》等著作。其中，《几何原本》被徐光启称为“度数之宗”，是一部富有影响的西方数学名著。李光地所著《算法》一文，即体现了他对《几何原本》和西方数学的见解。在该文中，他比较中西数学的差异后指出，西法密而中法疏，以《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西方数学更助于实际应用。

通过学习，李光地已经注意到西方历算之学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担任顺天学政、直隶巡抚期间，聘请梅文鼎讲授历算之学，并倡导和组织士子研习。当时，他的署所集中了一批既尊奉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所造诣的人才，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等，以及光地之子李锺伦、文鼎之孙梅瑴成。这批算学人才后来成为清代前期重要科技著作《律历渊源》、《历象考成》的编撰主力。梅文鼎本人更是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李光地不仅为梅文鼎刊刻了《历学疑问》、《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多种科学著作，并为其书作序，而且将他举荐给康熙帝。

值得注意的是，西学直接影响了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其一，他以西学诠释程朱理学的命题，丰富了理学的内涵。以《榕村语录》为例，李光地把西学纳入视野，作为天文历算等经世实学的重要参照，进而用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来解释理学命题。在《理气》篇中，李光地在说明宇宙生成、宇宙本体问题时，多次援引西学知识。如他以西方地理学来论说“天理”的绝对性：“看天似无心，然从事事物物体贴来，觉得处处都似算计过一番。如黄道、赤道不同极，常疑何不同极，省得步算多少周折。细想，若同一极，必有百年只见半日、半月之处，惟略一差互，便隐见盈亏都均齐矣。”

其二，他借助于“西学中源”说，用西学来论说和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受康熙帝、梅文鼎的影响，李光地大肆鼓吹“西学中源”说。如李光地《西历》一文称，西方地圆说与《周髀》吻合，九重天说源自《楚辞·天问》所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不过，从李光地鼓吹“西学中源”说的用意看，讲求西学与尊奉理学结合在一起，“述圣尊王”的色彩十分浓厚。他以西学源自中学，重要目的之一是论证尊儒重道的合理性，说明“圣人无所不通”。他还多次径直将程、朱学说与西学硬相比附，赞颂程、朱有先见之明，借以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

程子谓：“日无时而不为精，地无处而不为中。”妙极。此分明是说地圆，而不指明其故，阙于所不见也。

朱子言：“天不宜以恒星为体，当立有定之度数记之。天乃动物，仍当于天外立一太虚不动之天以测之。”此说即今西历之“宗动天”也。其言九层之天，近人者最和暖，故能生人物。远得一层，运转得较紧似一层，至第九层，则紧不可言。与今西历所云九层，一一吻合。

《朱子语类》中论历，不过六七条，而已尽理法之微妙。今西历最侈为独解处，不能加也。

在李光地的认知世界里，讲求西学必须以尊奉理学为前提。由此也就不难想见，当西学与他所尊奉的程朱理学产生严重矛盾时，出于卫道之需，他会排斥乃至于放弃已经接受的西洋学说。他在晚年，一方面承认西方地圆说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天圆地方”、“动静体性”之说来解释宇宙的变化。甚至为维护理学的纲常学说，他竟据天人感应学说来诋斥西洋历算之学。

李光地对西学的了解，较陆世仪、陆陇其并不见得有多少进步，但所触及的问题却有所深入。二陆基本上是把西学与儒家“六艺”之学等同视之，西学在本质上没有超出经世实学的范围。李光地则不同，从上述看，他已经着手处理西学与理学的关系问题。

清代前期，从技艺层面接受西方历算之学者并不止上述诸人。吕留良虽怀有华夷大防观念，但对西学并未表现出排斥心态。他在《答谷宗师论历志》中曾建议利用明朝《崇祯历书》会通中西历法：“至烈皇帝时，始有西历一书，然未经会通中历，确有定论，颁布海宇，则此书在先朝尚为未定之书，但可资其议论，以究天学异同。” 他主张用西历来会通中历，没有“用夷变夏”的顾虑。戴名世论及天文之学时赞同梅文鼎的观点：“有西法所有而中国之所无者，有中国之所有而西法之所无者，要当博采而兼收之，其说不可尽废。” 王锡阐兼通中西，学宗程、朱，晚年经常与张履祥、吕留良研习理学，所著《历策》、《历说》、《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圜解》等，多是在吸收了西方历算之学的基础上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