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米罗斯拉夫·塞迪维 著
李宁 译 王三义 校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阐明梅特涅对奥斯曼帝国改革可行性所持的态度，以及他关注并采取应变策略的理由。梅特涅外交政策中重要的方面，即目前为止被完全忽视的方面，本文试图提供更确切的阐释，并进一步证明：梅特涅并非像19世纪历史书中描写的那样，是愚昧无知的反对政治的变革者，相反，他是一位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后革命时代只有通过改革才能维持原有秩序的守旧派人士。

关键词 梅特涅 奥斯曼帝国 改革运动 奥地利

1826年解除加尼沙里军，使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这一事件引起欧洲政界的关注也不足为奇。欧洲大国急于利用奥斯曼帝国的革新来增强彼此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力，要么通过直接的建议，要么通过服务苏丹政府的欧洲顾问们，企图以此干预帝国的改革运动，把握帝国改革的方向。

大英帝国、俄国和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持什么态度，已有人做了研究。 奇怪的是，研究者很少注意奥地利的态度。首先，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有较长的边境线，有诸多经济和政治利益。事实上，当时负责奥地利外交政策的首相梅特涅（Clemens W.von Metternich-Winneburg）对奥地利东南的邻居很感兴趣。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专著或者文章涉及这一主题。甚至最新出版的有关奥地利在黎凡特活动的调查，也没有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只言片语。 更糟的是，历史学家如法国的萨布里（M.Sabry），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依据的是谣言和毫无根据的论断而不是任何可靠的资料。因此，他对梅特涅所做的结论和普通人的看法一样，认为这位奥地利首相是反对任何进步的保守政治家。

本文试图阐明梅特涅对奥斯曼帝国改革可行性的态度，以及他关注并采取应变策略的理由。同时质疑这样一种观点：梅特涅反对近东地区的变革。法国历史学家萨布里就是这样说的：埃及和叙利亚改革的推动是梅特涅对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反感的原因，梅特涅显然注意到，埃及总督把一种新的精神引入他所管辖的奥斯曼帝国行省。 其实，梅特涅并不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尽管有人批判他保守的政治立场，但我们应注意到，他的这种保守思想与哈布斯堡王朝和意大利诸国的改革有关。 艾伦·雷奈蒙（Alan Reinerman）提到，梅特涅对于意大利改革所持的态度，大致和他对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差不多。梅特涅认为“改革的途径应是管理层面的，而非政治层面。他希望，革命年代采取行政、金融、司法和慈善机构等的革新应当充分满足公众的愿望，从而确保政治领域的稳定。现代高效的管理要有利于大众需求，有助于建立公正的法律体系、健全的财政体系，推行针对穷人的福利，鼓励经济发展，通过这些措施提升公民的满意度而不削弱皇家权威。这就是梅特涅所期望的改革的核心内容”。

梅特涅之所以对位于奥地利东南的这个邻邦感兴趣，不仅在于哈布斯堡帝国在近东地区具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而是他想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分析欧洲外交棋盘上这些大大小小博弈者的外交和内政。尽管此时奥斯曼帝国相对较弱，但维持现状却是奥地利外交政策优先考虑的。 而且，在梅特涅看来，近东这块地方竟然要推行改革，尤其是这个“博斯普鲁斯病夫”能够有效影响大国关系和欧亚大陆具体事件的进程，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有趣现象。

在维也纳的首相府，政府官员们对黎凡特地区的态度不是建立在任何理想主义的偏见之上，而是建立在梅特涅对获取信息的精确分析之上。首先，这些信息渠道，排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来自外交官的报告，不仅是奥地利外交官的，还有普鲁士和其他国家驻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机构的报告。从普鲁士和其他国家获得的文件，有的是他们主动交给奥地利的，有的是被奥地利秘密机构拦截下来的。其次，是梅特涅在社交场合获取的。因为，梅特涅和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东方学研究者、旅行家们一起交流，经常讨论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话题。无论在首相府、王宫或者其他官方场所，他都会提起自己感兴趣的现实问题，如奥斯曼帝国的现状等。这种聚会上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参加者主要是梅特涅最亲密的朋友，如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公使弗朗茨·冯·奥滕菲斯（Franz von Ottenfels）、巴特罗缪斯·冯·施杜尔莫（Bartolomäus von Stürmer）、东方学家、奥地利驻雅典公使安东·冯·奥斯登（Anton Prokesch von Osten），还有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约翰大公爵（Erzherzog Johann）、约瑟夫·冯·普格施坦（Joseph Hammer von Purgstall）也会参加讨论。尽管约瑟夫·冯·普格施坦参加聚会只是为了加深他与梅特涅的关系。最后，梅特涅通过阅读相关主题的书籍，来增加他对近东真实情况的了解。今天在金日瓦尔特城堡的图书馆可以看到梅特涅在这些书籍页边空白处所做的批注。

梅特涅从这些渠道获得的信息中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形态类似一个无法治愈的慢性病患者 ，过去在战争和动荡中遭受的创伤并不会对肌体产生严重后果，但眼下的改革却对这个濒临死亡的患病者产生致命的结果 ，任何力度较大的动作会促使其在一天之内死去。 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门窗漏风的老旧而腐朽的建筑，在经历第一次飓风之后，终有一天会被彻底摧毁”。

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状况并不乐观，这不仅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羸弱，更在于君士坦丁堡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外交官们所揭露的奥斯曼人国家认同的弱化。因为他们不愿意参与改革的进程，当国家处于危险时他们也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即使当俄国人和埃及人叩击国门的时候（前者发生在1829年，后者是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两次挑战），奥斯曼人也不愿意保卫他们的首都。普通民众和精英阶层对这些困境都冷漠相向，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Ⅱ）也没指望利用他们的同情心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王权。

政府担心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会使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因而不愿意努力去改变这种宿命论，结果使奥斯曼帝国处于这种悲惨境况。 政府担心臣民不忠，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困难时期，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包括保守的乌勒玛也会对统治者产生抱怨。奥斯曼实力派人物对其君主缺乏足够的信心，有时候君主因为害怕军队逃亡而不愿意派军队去阻击敌军。1839年夏，当部分军队的逃亡最终带动了整个舰队叛逃时，这种忧虑完全被证实了。

一个国家深刻的危机，是国民有时候并不希望这个国家持续存在，他们甚至会询问外国人：这个国家存在多少年？六年？五年甚至更少？ 哈布斯堡朝廷没有人认为奥斯曼帝国不需要改革，梅特涅也绝不反对改革。然而，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不仅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症结在于奥斯曼社会的整体退化；只利用西方技术和文明成果的改革，对奥斯曼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在梅特涅看来，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奥斯曼帝国社会的再造。他认为，苏丹改革时应考虑奥斯曼的历史和传统，应将宗教作为其权力基础和与臣民联系的纽带，换句话说，宗教是凝聚奥斯曼帝国的纽带。 因此，梅特涅认为，任何强加于奥斯曼社会习俗、《古兰经》规定的宗教原则和现实的做法，即奥斯曼传统生活方式受到侵蚀，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穆斯林国家缺乏寻找自我的勇气”。 这种状况的持续，必将会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毁灭，用他的话说：“灰烬不会复燃。”

因此，梅特涅反对任何改变奥斯曼传统和习俗的做法。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于1829年11月4号在英国布朗德号（Blonde）军舰上举办社交晚会。在这次晚会会场，悬挂着五大国的旗帜和表示友好的奥斯曼标语。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权贵尽力表达他们的善意，以此来迎合欧洲人的生活习惯。除了不吃猪肉外，他们在多方面表现了对穆斯林生活习俗的蔑视，例如大量饮香槟酒、打牌，和欧洲女士一起跳舞。

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领事卡米尔·罗耶·吕伊内（Camille Royer Luynes）和梅特涅有同样的看法：那些接近苏丹的人“对于拯救这个帝国毫无用处” 。社交晚宴上的见闻，让梅特涅很有意见。他认为，帝国权贵对《古兰经》教义的公开违背是整个国家神权统治秩序崩塌的先兆。 梅特涅毫不掩饰自己的惋惜，对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领事弗朗茨·弗莱赫尔·奥特凡（Franz Freiherr Ottenfels）说：“帝国的生活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物质必须接受精神的支配；道德体系存在的地方，再生的希望就不会失去。那个晚上权贵和乌勒玛核心成员公开违背《古兰经》训诫的行为，尤其令人遗憾。奥斯曼帝国最终的统治力量依赖于它的神权原则，一旦这个原则被削弱，整个帝国的统治基础就会受到冲击。基于这些原因，我有资格预测，罗伯特·戈登先生举办的晚宴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要比阿德里安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的签订严重得多。”

梅特涅对伊斯兰教的思考显然更为理性。从他的思考中不难看出，伊斯兰教所受到的威胁，远比苏丹维护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统一更棘手。假如没有在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伊斯兰教这个核心，苏丹就会失去其统治权威，特别是当他的臣民开始接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候。在梅特涅看来，如果伊斯兰教的作用被削弱，这个多民族国家就会像11至15世纪的欧洲封建主义那样土崩瓦解。

梅特涅的态度的主要问题是，奥斯曼社会的再生依赖于伊斯兰教，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和他的整体观念相冲突。尽管梅特涅认为尊重伊斯兰教教义是伊斯兰国家进行改革的重要条件，但也发现，与同水平的欧洲国家相比，宗教成了整个国家重生的主要障碍，其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结构以宗教法为根基，重新建构社会的做法只能加速它的瓦解。1839年底，梅特涅说道：“有些国家就像得了病的人，而土耳其就是典型的例子。伊斯兰教的做法使得这种不可治愈的因素一次次累加，即使有时候它能诊治，但从未被根治过。” 即使1839～1841年土耳其和埃及的第二次冲突爆发期间，奥地利和其他势力挽救了苏丹政权之后，梅特涅也并未改变他所持的悲观态度：“尽管奥斯曼帝国内部和解，结束了土耳其和埃及的战争，但伊斯兰教使奥斯曼帝国仍旧沉浸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乌托邦式的迷雾中，它既想重构社会基础，又想复兴传统，难以阻止衰退。”

当然，在梅特涅眼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伊斯兰教并不能长期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兴盛。但是别无选择，只有慎重地改革帝国陈旧的管理制度、法庭和军队，同时坚持对伊斯兰的信仰，这是奥斯曼帝国复兴的根本。“谨慎”是指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模式的合理运用。因为，奥斯曼社会和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异在于宗教。梅特涅认为，欧洲国家的科技成果并不能完全契合穆斯林的生活，就像法国或者英国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能适用于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一样。

梅特涅认为，与造成帝国衰退的其他因素——如帝国人口多种族构成、帝国百年前的战败相比，奥斯曼帝国在改革时不考虑当地的传统而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立法体系，这种做法造成的危害更大。 因此，他警告奥斯曼帝国政府：“不要照搬欧洲文明的模式，因为两个地区的社会基础不同。西方社会的基础是基督教的法律，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伊斯兰法，奥斯曼帝国不可能用伊斯兰法重构一个基督徒社会。” 他建议：“奥斯曼帝国应该重视自己的宗教文化。因为它是国家权力的基础，是联系穆斯林臣民的纽带。改革时要考虑当时的情况和社会的需求，合理地进行改革，不要推翻旧有的秩序，去建立无用的、君主不熟悉的新模式……我们不会干涉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但是我忠告，不要去仿照那些和帝国完全不符的改革模式，不要去模仿与帝国传统相悖的法律体系，不要去破坏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因为，在现有的条件下，这些措施都缺乏建设性和组织性。” 当然，反对盲目照搬欧洲模式，也并不意味着梅特涅完全抵制奥斯曼政府向西方学习。他只是希望奥斯曼帝国应更加慎重，尽量去“寻找适合土耳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简单复制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地利的发展模式”。 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应保持“穆斯林的风格”。

梅特涅经常通过维也纳驻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和去那里旅行的人，向马哈茂德二世传达他的看法：“改革时更加明智的选择是尊重帝国的传统，而不是狂热地革新和机械地模仿以致丧失臣民的信任。” 按梅特涅的说法，马哈茂德二世已选择了后者，这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很不幸。 梅特涅曾经这样评论马哈茂德二世：其一，这位苏丹开启了改革进程但并没有完成它，这意味着他在破坏旧制度时并没有创建新制度； 其二，马哈茂德二世开启了错误的改革方向，准确地说，当他模仿并不适合穆斯林国家的西方大国的样式时，沿袭了塞利姆三世（SelimⅢ）错误的改革。 梅特涅在马哈茂德二世去世之后写道：“在我看来，马哈茂德最大的错误就是过于看重改革形式而忽略了改革的内核，也许他本来就不应当那样改革……［然而］未采取那些或许会有用的措施（适合奥斯曼帝国国情的改革措施），马哈茂德毫不犹豫地以完全陌生的方式推行改革。”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运动以及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效果，梅特涅的态度无疑是保守的，其他奥地利和普鲁士外交官、东方学家、哈布斯堡朝廷的利益相关者都持同样的看法。有趣的是，大家对同一时期通过改革把埃及变成一个地方性国家的穆罕默德·阿里也持类似的态度。这位拿破仑的仰慕者确信，在近东推行改革应该将西方模式与奥斯曼—穆斯林传统结合起来，所以他拒绝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他的看法被英国旅行家约翰·鲍林（John Bowring）记载下来：“任何改革都不会一蹴而就，就像我们不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如果我穿上身高六英尺的坎贝尔上校的裤子，我就能变得和他一样高吗？”

与穆罕默德·阿里有关的更有趣的例子是：尽管梅特涅并不掩饰他对马哈茂德二世的能力的怀疑，但他常常在政治事务中支持这位合法的君主；他在政治上甚至军事上反对穆罕默德·阿里，但他毫不犹豫地肯定穆罕默德·阿里的高智商、才能，以及雄心勃勃的组织能力。 尽管梅特涅和阿里是敌对的，但他赞赏这位使埃及重生的埃及总督的业绩。用他自己的话说，阿里“功勋卓著”。 在梅特涅看来，阿里在埃及发起的改革促进了埃及的经济发展，提高了行政效率，却没有破坏穆斯林的习俗和信仰，并且最终惠及奥地利公民。 他认为：“阿里的改革比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更有技巧，因为他在利用欧洲成果时保留了穆斯林的信仰，这一做法使他深得民心。”

如萨布里所言，梅特涅谴责的是阿里对苏丹的背叛，而非他进行的改革。 相反，梅特涅认为阿里在埃及的改革可以为苏丹在更大范围的改革提供借鉴。因为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措施与阿里在一定程度上颇为相似，如创办报刊、派遣留学生去欧洲和创建军队等。马哈茂德二世反感阿里在埃及取得的成就，梅特涅也对阿里的改革比较惋惜，因为阿里那样的改革家是亚历山大的当权者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当权者。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经验表明，奥斯曼帝国国内的状况是能够改善的。尽管梅特涅对奥斯曼帝国国内形势持悲观的判断，而且在他看来没有振兴的可能，但他也乐观地认为，奥斯曼帝国可以实现部分领域的改革。他认为以前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合理利用资源，而并非资源的匮乏。如果改革能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核心，并且合理运用国家机器的话，奥斯曼帝国在几十年内不会解体。 基于这一理由，他看好阿里在埃及的稳固统治，他甚至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如萨迪克·里法特帕夏（Sadik Rifat Pasha）和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梅特涅和他们都保持着紧密联系，他本人和他的外交官们无疑影响着里法特帕夏和雷希德帕夏的改革主张。

梅特涅对雷希德帕夏的尊重看起来令人惊奇，因为雷希德帕夏更倾向于英法两个自由国家。这一点在维也纳尽人皆知，雷希德帕夏不受欢迎，但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缺少成熟而富有智慧的官僚，有这样一位明智、廉洁的懂得外交事务的官员，哪怕他与奥地利的政治立场相左，也值得重视。 在1836年初，梅特涅说：“雷希德帕夏是奥斯曼帝国官员中最能干的一个，他富有智慧和技巧，对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

1839年11月3日，由雷希德帕夏组织起草、新苏丹阿卜杜·麦吉德一世（AbdulmecidⅠ）颁布的“玫瑰园敕令”，增强了梅特涅对雷希德帕夏的信心。该法令提倡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本质上的改革：建立生活保障体系，尊重臣民的私有财产，建立新的征税体制，完善征兵制度，所有臣民不论何种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有改革都体现在这份具有革新意识的敕令中。 关于人权有明确的言辞，在某些外交家看来这个敕令就像是奥斯曼帝国宪法的措辞。 不久前梅特涅的观点流传开来：“玫瑰园敕令”仅是奥斯曼帝国“大宪章”基本原则的宣言。

敕令公布之后受欢迎的程度有点出乎梅特涅的预料 ，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它只是君主为了提高臣民生活条件所颁布的决议，而并非宪法；其次，它对公民权益的保障与伊斯兰和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契合 ，正如梅特涅在给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代表的信中提到的：“阿卜杜·麦吉德苏丹的改革措施是正确而明智的，玫瑰园敕令是第一部适用于整个帝国的法律，它立足于宗教法，夯实了苏丹统治帝国的基础。” 最后，敕令中的承诺会使臣民对苏丹有信心，不再认为穆罕默德·阿里是仅有的挽救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

在梅特涅看来，关键在于奥斯曼帝国能否彻底执行上述法令。 尽管如此，他依然相当乐观：“法令的实施肯定会遇到些许困难，但政府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吗？” 梅特涅的乐观态度基于雷希德帕夏对改革进程的领导，而雷希德帕夏正努力提高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新年伊始，就有奥斯曼帝国的居民开始移居维也纳。 可惜好景不长，尽管梅特涅多方奔走，1841年3月雷希德帕夏最终失势。 梅特涅得知消息之后，非常沮丧：“雷希德帕夏的离职让我非常伤心，因为他在奥斯曼帝国处境艰难的时候依然热爱和忠诚于他的国家和君主。” 他甚至担心雷希德帕夏的人身安全，他在四月中旬的报告中写道：“我希望雷希德帕夏身体健康，重返岗位；和其他人相比，雷希德帕夏更富有精神和美德，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依然活着。”

顶替雷希德帕夏职位的，是前奥斯曼帝国驻维也纳大使里法特帕夏（Rifat Pasha），这让梅特涅稍感欣慰。在他眼里，尽管里法特帕夏不如雷希德帕夏睿智，对改革没有雷希德帕夏那样的前瞻性，但里法特帕夏更诚实并值得信赖。也就是说，梅特涅认为雷希德帕夏倾向西方化，而里法特帕夏更倾向本土化。梅特涅对新任外交大臣里法特帕夏的乐观评价，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里法特帕夏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雇佣法国人为奥斯曼帝国服务。

对奥斯曼政府而言，雇佣外国人是对国内人才匮乏的一种弥补，梅特涅对此并不反对。在他看来，不这样做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因为，重要的是实行哪些改革以及由谁来实现。梅特涅认为，奥斯曼帝国历次改革的失败主要是改革者听信冒险家们 的建议而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这其中包括马哈茂德二世因为一时的热情而打开国门，使西方国家的管理方式渗入奥斯曼帝国的行政体系。

除了批评未完成的改革和西方模式的复制，梅特涅还批评奥斯曼政府雇佣欧洲人时太随意。首先，他不喜欢在一个具体事情上考虑“所有人”的意见，例如奥斯曼帝国政府建立新军时同时接受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人的训练而缺乏一致性，最终产生了负面影响。他说：“奥斯曼帝国让士兵和军官或多或少接受欧洲式的训练，因为旧军队在近代战争中被摧毁之后，就没有人知道该怎样去创建一支新军队了。” 其次，梅特涅抱怨这些外国专家的观念有问题，换句话说，这些自由主义思想的专家并没有考虑近东的实际情况，他们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指导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的药方并不适用于文化差异明显的奥斯曼帝国。 他认为，如果以带来福利为借口，奥斯曼帝国的覆灭将不可避免。 简言之，梅特涅努力降低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对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影响。

按照梅特涅的观点，最危险的是法国人。因为，每个法国人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思想，这种思想会通过少数民族传播到奥斯曼帝国各地，给帝国埋下祸乱的根源。毋庸置疑，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的东方政策（更多是反法而非反俄）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奥斯曼帝国雇佣法国人。这不仅是奥地利与法国的对抗要增加奥地利对苏丹政权的影响，关键是梅特涅认为法国人的革命外交 和背信弃义的理论 对奥斯曼帝国是有害的。总之，梅特涅把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从欧洲扩展到近东地区。

因此，梅特涅反对奥斯曼帝国在1830年派遣青年到法国学习的计划，也反对一年之后奥斯曼帝国创办法文报纸；1835年由法国官员在奥斯曼帝国创办军事院校的工程梅特涅也是反对的。在第一件事情中他是担心奥斯曼青年在法国学习期间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创办军事学院的事情中，他担心自由主义思想在军事院校传播，损害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基础。他认为：“法国官员的存在，使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保持了一种表面上的平静，但这些法国人最终会在奥斯曼帝国播下革命的火种，从而颠覆土耳其的现有政权。” 梅特涅一直反对奥斯曼苏丹做成这几件事。1836年夏，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压力下，奥斯曼帝国被迫解雇了大量在军队中服役的法国人 ；至于法文报纸的创办，由于奥地利外交反应迟钝，奥斯曼苏丹的支持，梅特涅的反对遭遇了失败。

19世纪30年代中期，梅特涅也支持俄国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陆军和海军中聘请英国人。由于法国的参与，这种支持没有变成梅特涅的个人行为。但也有例外，如波兰将军沃伊切赫·科扎洛夫斯基（Wojciech Chrzanowsky）经英国外交部许可在东安纳托利亚进行军事活动。梅特涅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苏丹没有聘请英国人，而法国军官对奥斯曼帝国军队并未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梅特涅不仅与法国对着干，有时候也把英国视作其近东政策的障碍。他想让奥地利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中起主导作用，因为这不仅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复兴，也有利于增强奥地利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很显然，要是苏丹聘请英法军事顾问受阻，便会将目光转向其他欧洲国家，毫无疑问，他会重新面对英法两个自由主义大国，让保守主义不再占上风。

正如梅特涅所期待的，马哈茂德二世为了创建一支新军队，向德意志的两个王国寻求帮助，聘请了21名军事专家，其中15人来自普鲁士，6人来自奥地利。柏林和维也纳都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但奥斯曼帝国后来撤回了对奥地利的请求，最终的军事援助由普鲁士提供。 奥斯曼帝国态度改变的原因还不清楚，但可以推测它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阻挠和反对。 历史学家乔治·罗森（Georg Rosen）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说：“俄国是否反对奥斯曼帝国聘用奥地利人，曾经公开讨论过”， 但他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虽然沙皇可能更希望聘用普鲁士人，但对他来说，奥斯曼帝国聘用奥地利人比聘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好些；况且奥地利在东方事务中也需要俄国的支持。此外，如果俄国的阴谋被揭露出来，就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包括失去奥斯曼帝国的信任。

虽然聘用奥地利军官有关的决定让维也纳方面不满，但聘用普鲁士人而不聘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做法，会被看作保守主义外交的胜利。 对奥地利的补偿办法，是让奥地利人参与改善奥斯曼帝国医疗卫生条件的工作。1838年，奥斯曼帝国聘用6名奥地利医生参与防止病毒扩散的项目 ；两年后，另有10名奥地利医生供职于叙利亚行省的军事医院。

反方向的工作是，1830年初梅特涅和皇帝弗朗西斯一世（Emperor FrancisⅠ）资助了一批奥斯曼青年进入奥地利接受教育，以抵制法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 梅特涅认为，对于年轻的穆斯林来说，维也纳是一个可以获得良好教育而不用担心受到不良思想影响的理想场所。他指出：“与其他地方相比，派遣人员来奥地利学习更为明智。奥斯曼青年比如公务人员，会发现奥地利更加务实和公平，更加契合穆罕默德的精神。” 尽管这一主题并没有引起重视，但从外交信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有5名奥斯曼学生在奥地利进行学习（主要在军事学院学习）。

在欧洲，像梅特涅这样关注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教的政治家不多。梅特涅收集奥斯曼帝国相关信息的勤奋和热情，以及他对奥斯曼帝国内部情况的判断，都是独一无二的。梅特涅判断，奥斯曼帝国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这一认识在奥地利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19世纪前半叶，和梅特涅地位相当的欧洲政治人物中，只有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帕麦斯顿勋爵（Henry John Temple）与梅特涅的做法相似，都重视实用主义，如帕麦斯顿往近东地区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当然，帕麦斯顿并没有把这一措施提升到理论高度，这是他和梅特涅的差异，也许是两个人性格的差异造成的。

梅特涅强调保护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特征的重要性，不盲目照搬欧洲模式来改革，这一观点源自梅特涅保守的政治立场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抵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判断没有事实依据。正如卡特·沃恩·芬德利（Carter Vaughn Findley）所说，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权利有三个来源：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律传统、奥斯曼习俗和君主的意志。 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也强调，苏丹的权力源于人民对于宗教的信仰，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都是通过征服来获得支配人民的权力的”。 梅特涅反对奥斯曼帝国盲目复制欧洲模式的做法，可以引用历史学家赛义德·马尔索（A.L.Sayyid Marsot）的话来论证：“全局性的改革都若不能契合一个国家的特性和精神是不能实行的。”

梅特涅批评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肤浅而不成功，这一批评是否恰当，其实很难判断。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成效显著，但也承认这位君主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奥斯曼帝国的症结。如历史学家约瑟夫·马图兹（Josef Matuz）、查尔斯·韦伯斯特和扎赫拉·扎基亚（Zahra Zakia）认为，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相当肤浅，但是埃里克·祖尔彻（Erik J.Zürcher）不认为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停留在表面。 M.E.亚普（M.E.Yapp）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

不过，梅特涅对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一部分意见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奥斯曼帝国文化和宗教的尊重。在梅特涅看来，不管欧洲模式来自奥地利还是其他国家，它与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并不相容。梅特涅多次拒绝访问黎凡特（泛指访问奥斯曼帝国）的邀请，按理说这是展示西方文明成就、表达西方国家对东方进行保护的机会，正如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充满激情的、忽视近东真实情况的“欧洲中心观”所表达的那样。 梅特涅非常尊重文化差异，他的认识与其他的欧洲政治家完全不同。其他欧洲政治家不愿意或不能理解近东实际状况，他们“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奥斯曼帝国的内部情况”。

梅特涅很有可能受到外交官的影响。这些在奥斯曼帝国任职的外交官，大多数毕业于维也纳东方学院，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明辨关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各种论调，因而能够尊重土耳其人的文化与宗教。 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首相府担任要职，他们对梅特涅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被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外交官传播到其他地方，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梅特涅经常会被问及关于奥斯曼帝国改革的看法。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和里法特帕夏都曾向他请教过改革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对德语国家而言，维也纳成了信息交流的源头和思想讨论的重地。尽管梅特涅并没有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提供任何具体建议，其实也没有谁提出其他可行方案。

［责任编辑：申玉辉］ F1URBieMBXlo61a+CrkeXKuwiiR5uu41cEkxG3WHb4EcuAkHrnkoWMa++gCZPM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