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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作为两宋以后儒家所崇敬的不祧之祖，唐代以前几乎为一位普通的儒家学者，官私文献皆以“周孔”“孔颜”并提，鲜见“孔孟”并称，《孟子》一书也只能归入子书一类。但伴随着唐宋变革的出现、古文运动的兴起以及儒学的发展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古代进程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孟子的地位最终从先秦时的与诸子并传攀登到被北宋最高统治者封爵授号，确定为儒家的“亚圣”。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孟子之所以能获得“亚圣”之称以及“孔孟之道”并称的地位，是因为他信而好古，且接续孔子之道，甚至在王道、民本思想方面有超越孔子思想的部分，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着符合社会与历史发展需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孟子崇三圣，信而好古。《滕文公下》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好学，承三圣，崇周公，述孔子之意。朱熹注《孟子》时说：“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离娄下》载：“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言。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志于孔子之道，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史记·孟荀列传》称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所以孟子虽然未能亲受业于孔子之门，但就学于子思之徒，因而得闻孔子之道，并以其之道治其身，正如孟子自己所说：“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孔子集伯夷、伊尹、柳下惠等众贤长处，是“集大成”的圣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若孔子也。”（《公孙丑上》）所以，孟子以“私淑”孔子弟子自居，自视为孔子之道的传人。他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从儒家道统论看，孟子接续孔子思想，并以继承儒家文脉为圭臬，孔孟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儒家的要旨，主要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如前所述，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对孟子的推举尤为典型，他引朱熹在《孟子》序中说的话：“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北宋初承韩愈遗韵的宋儒柳开、孙复认为孟子“得圣人之道”，孔子殁，“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巨”。宋代理学家更倡“道统论”，并表彰孟子。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力倡心学的陆九渊也从“道统”说角度确认了孟子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与李省干二》中说：“传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外此则不可以言道”，更认为孟子以来的千五百余年间，尽管儒者甚众，但皆不可“曰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他在《与路彦彬》中也自称是道统的接续者：“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宋儒“道统论”除了表达其对孟子的尊崇外，还有自续“道统”的含义。完备的程朱理学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有着作为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