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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以及道教的发展，儒学逐渐失去两汉时期独尊优势，陷入衰微状态。但这一时期仍有开“孔孟并举”先河的记录，如北魏《元昭墓志》载：“识总指途，并驱孔孟。”东晋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以孔孟并称，上《请兴国学疏》说：“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未泯。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卷莫启，有心之徒，抱志无由……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 [9] 此疏虽得到晋成帝的认可，但并未实行，不过自此后，孔孟并称的说法渐趋常见。
唐代前期，孟子地位没有受到重视。《新唐书·儒学传序》载：“高祖始受命，鉏类夷荒，天下略定，即诏有司立周公、孔子庙于国学，四时祠。” [10] 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11] 。开元二十七年，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俱无孟子。科举方面，唐代“明经”科目包括“九经”，即《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和《孝经》属于“兼通”，而《孟子》一书没有入选。唐玄宗时，《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四部道家著作被称为“道举”而列入科举，课试与“明经”相同。在统治阶层中，《孟子》的地位不如四部道教著作。同时，唐代科举考试重进士轻明经，导致儒学地位衰落。
这一时期，虽然孟子与《孟子》思想的地位不高，但朝野之中正酝酿着一股崇孟思潮。其表现，一是在一些大臣的奏疏中，孟子的观点经常被引用。例如，唐太宗时名臣魏徵在《论治道疏》中，利用孟子民本思想劝谏说：“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雠。’虽臣之事君，无有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尚缘恩施厚薄。然则为人上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12] 崔融在《谏税关市疏》中说：“孟轲又云：‘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今行者皆税，本末同流。……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胁，一旦兽穷则搏，鸟穷则攫，执事者复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 [13] 他们都是唐代具有影响力的重臣，他们在其奏疏中都引用孟子观点，说明孟子与《孟子》已为一些朝臣所接受。二是唐代的一些史学家和士人对孟子的评论有所增加。如：刘知几在《史通》的《内篇·六家第一》《外篇·古今正史第二》《外篇·疑古第三》《外篇·惑经第四》《外篇·杂说上第七》等篇章中都引述过孟子的话。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 [14] 其中，肯定了孟子继承圣人的雅训。卢照邻在《驸马都尉乔君集序》中说：“昔文王既没，道不在于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王，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雅颂之风，犹绵连于季叶。”并赞扬乔师望“教训子弟，不读非圣之书”。 [15] 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礼乐的道统。李华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说：“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 [16] 肯定了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刘知几为唐初著名史学家，兼修国史二十余年；王勃和卢照邻属于初唐四杰，是著名的诗人；李华为唐初的散文家、诗人。他们对孟子思想的引述与肯定性评论，都说明孟子在唐初士人阶层中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
中唐时期，已有官员建议在政治上提高《孟子》的地位。如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在《上贡举条目疏》中，建议改革科举，把《孟子》列入“兼经”，增为“明经”科，并与《论语》《孝经》并列。官至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亦建议：“其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元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之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道，无不该矣。” [17] 以上说明，唐初虽然孟子没有政治地位，但在官员和学者的推动下，孟子已经具备了一定影响力，开启了唐宋孟子升格运动的先声。
中唐时期，社会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藩镇长官各自“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 [18] 。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19] 。佛道二教的发展亦排挤了儒教发展的空间。而当时，孟子的一些思想观点对抑制藩镇割据和佛教发展具有一定意义，如其“论道统”“辟异端”“谈心性”等思想，有利于抑制佛教诸说；“辨王霸”“君臣大义”等观点，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明浩然”思想有利于提振战乱之后世风混乱、人心低迷的状况。在此背景下，韩愈为革除社会弊端，振兴儒学，在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全面比较分析后，首倡“道统学说”，在确定孟子作为孔子正统继承人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在《读荀子》中提出，唯有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在《与孟尚书书》中，他又提出，孟子辟“异端邪说”，于儒家有“卫道”之功：“扬子云曰：‘古者扬、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扬、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韩愈接续“孔孟之道”这一影响中华文化思想史的说法，使孟子超过了颜回、曾子、子思等人，位于与孔子并列的地位，而且否定了唐代孔庙祭祀中的儒家传承统绪，拉开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皮日休受韩愈思想影响，向唐懿宗上奏，提出升格《孟子》，使之成为经典。《唐会要》载：“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此后，韩愈的学生、故旧和同道亦唱和响应，使孔孟思想在士林中逐渐传播开来。韩愈之后，柳宗元、孟郊、李程、李翱、李宗闵、李德裕、权德舆、白居易、张籍、皇甫浞、王敏、杜牧、李商隐、罗隐、陆龟蒙、林慎思、李蹊、来鹄、程晏等人也都很推崇孟子。
在士人推动下，中晚唐时逐渐兴起了一股崇孟风潮。唐代的孟子升格运动，逮至五代时期终有突破，后蜀主孟昶命令宰相毋昭裔以楷书将十一经刻石，包括《孟子》，此为《孟子》入经之始，也是唐代孟子升格运动所取得的成果。当时，孟子在思想界的地位已大有提高，在儒家学派内部已明显超过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