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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1]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孔子单独作《孔子世家》，而将孟子与荀子、齐国三邹子（邹忌、邹衍、邹奭）、淳于髡、慎到、荀卿等人同时列传。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2] 荀子把子思和孟子纳入一个学派，认为其以恭敬言辞，假借孔子之言，传播其学说，欺骗儒生。荀子（前313～前238年）为战国中期人，其出生时，孟子尚未去世，距孟子时代较近。从上述评价看，荀子对孟子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也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孟子已形成了一个学派，但这个学派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韩非子《显学》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 [3]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但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是，他将子思与孟子分为两个学派。韩非（约前280～前233年）为战国中晚期人，从其评价中可以看出，较荀子时代，孟子已独立成为一学派的领袖，其地位在战国后期又有所提高。
总之，战国时期彻底的“礼崩乐坏”之后，列国之间呈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以下引用《孟子》只注篇名）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局面中，急功近利的“霸道”是各个诸侯国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政治选择。各国君主为了在征战之中生存，不能不汲汲于富国强兵之策。同时，乱臣贼子的弑君篡位，更是这一时期的惯相。在这样极端的历史时期，唯有法家思想最能符合君主的需要，哪里还能谈得上孟子的“仁政”“王道”？所以，这一时期孟子的思想得不到应用，其地位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