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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述而不作”？《说文解字》曰：“述，循也。”述的本义即遵循，后引申为继承、传旧。作即别创、新创，有新义生成。述而不作即“遵循、继承而不改创。” [45] “述而不作”在孔子述学、讲学过程中可谓一以贯之，如“毋我”“毋意”的强调，也是“述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惟道是从”（何晏语）的述意识的体现。
据考，“述而不作”这个词语最早不是出自《论语》，而是出自司马季主之口。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中称引司马季主的话为卜筮者辩护，原句说：“述而不作，君子义也。” [46] 并以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等传说或事件例证了卜者之卜筮的功绩。
余英时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孔子身上留有巫文化的印痕。余英时认为古代礼乐传统中“弥漫着巫文化的信念和实践”。巫者，通灵者也，是信念的媒介。而孔子“对天作为道德根源的深刻信仰和为天传道的使命感都是从礼乐传统的宗教根源中生长出来的” [47] 。余英时的说法很有见地，指出了礼乐传统的巫宗教根源。天人关系的界定，是儒家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汉儒“天人感应”之“察天象以明人事”仍然继承了天人关系的结构，宋儒以道德心性为本体的“天人一体”也依然回应天人关系这一儒学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从而可知，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天人关系极为重要；而其中“天”的指向，则一直回响着其巫文化的渊源。
既然古代中国礼乐制度内含巫文化底蕴，关于它的信仰和阐释就不可能不规约着解释的理路。杨乃乔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儒学的诠释学立场，它客观上要求读者在解读六经的时候，只能采取一种“述”即遵循圣意的态度，以避免过度诠释或错误诠释。“这种诠释学立场是在血缘宗法制的信仰论与目的论上守护周公的礼乐制度，而实质上，却在绝对的话语权力上把孔子营造为周公礼乐制度的代言人，并且进一步铸造了孔子在原始经学信仰上兴作而起的圣人形象。” [48] 由圣而神，内在的通达之路便是宗教性信仰。
况且，礼乐制度也规定了人们行为的规范和限度。《礼·中庸》规定：“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为什么呢？因为“议礼、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为之”。也就是说，“礼之始也则自天子出”。孔子亦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必自天子出，因为只有天子才享有制礼、制定制度和考文的权力，此等新创谓之“作”。又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就是说，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如皇帝）才能够进行礼乐之作。孔子在春秋时期有其德而无其位，被后世儒生称为“素王”，因而他克己复礼、恪守周礼的规约，不敢“作”，而只能“述”。
孔子反对“不知而作之者”。他反思自己，认为从未“不知而作之”，多闻，多见，“择其善者而从之。” [49]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叶舒宪对“述而不作”的理解是“坚持祖述前人”，践迹前人，亦步亦趋，传承为是，即“严格遵守口耳相传的定制，不提倡另辟蹊径，也不推崇独树一帜” [50] 。
西哲曾说过，文化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化，而是具体的历史语境。唐启翠从礼乐仪式的语境和文字考古来追寻“述而不作”中“述”与“作”之初义。她进而认为，“述”与“作”的语境就是口传文化祝祷神灵的仪式语境，具体而言，“述”的语境“偏于卜筮祝祷技艺和仪式性言行信守与遵循、践行”；而“作”的语境则“偏于契刻、铭刻、建造等仪式性制作传统”。在口述和仪式这个神圣语境中，礼乐知识系统得以传承。 [51] 也就是说，“述而不作”的历史语境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仪式语境；在此语境之中，仪式的准确性是最重要的，客观上不允许有任何更改，即务必遵循传统、恪守成礼。
胡建升界定了口传知识文化生态中“述而不作”的价值观，认为圣人忠实于口述媒介的文化传统，在口说耳听记忆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对圣典、圣意进行任何歪曲。 [52] 这一发见极具价值和意义，因为在人类的口述文化语境中，无论是神圣性还是宗教性，都首先要求祭祀仪式和祷告语词的精确性。这与口述传统中的说唱艺术还不完全一样，后者会依据不同的时间、场合和受众进行即时性的表演，从而存在诸多不完全一致的版本。与此对照，就会发现“述而不作”却能够保存圣典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权威性。
原初宗教与神话是姊妹，它们都是神话时代的主角。原初宗教具有“口述性”的特征，它依靠声音的媒介讲述神话，神话具有宗教真实性，也就是说，由于信仰而相信它是真实的。休斯顿·史密斯说：“他们口述的内容，也就是那看不见的神话，使他们的眼睛能自由地去细察其他神圣的预兆。” [53] 口述性，一方面固然是口头传统或口头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亦是宗教的准确性的内在要求使然。
秦家懿、孔汉思指出，作为世界三大宗教河系之一的中国宗教，其核心形象是圣贤，故古代中国宗教是一个哲人宗教。 [54] 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有一种与闪米特人、印度人皆不同的宗教，有人也称之为儒教。因此，儒家的道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汤、文、武、孔等体系，便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圣贤宗教。古人对圣贤言行的尊崇和恪守，也体现了其中内在的宗教性。
如果我们总结和归纳世界文化源头中的述者和文献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发现“述而不作”是一种跨文化的世界文化现象，它们“都根源于一种宗教的或类宗教的精神崇拜” [55] 。这种精神崇拜与信徒对先知、上帝或圣贤的内心敬仰一脉相承。在外在形式上，就展现在对神圣寄托物的完整性的维持和维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