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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原儒》中对“儒”的界定是：“儒者，术士也。” [27] 他认为，儒源自巫。他论证道：“太古始有儒，儒之名盖出于需。……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故曾晳之狂而志舞雩，原宪之狷而服华冠，皆抗节不耦于同世辟儒，愿一返太古，忿世为巫，辟易放志于鬼道。” [28] 从中得知，章太炎将儒的源头追溯到“巫”。
“信而好古”中的“信”是一种虔诚的相信，具有信仰的性质。孔子所信，具体而言是周礼。《大戴礼记》认为，礼有三本，分别是天地、先祖、君师，依次为性之本、类之本、治之本，从而“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29] 孔子又曰：“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 [30] 从中我们得知，周礼的仪式化、伦理化、政治化，本身就带有宗教性色彩。孔子对周礼的信仰中含有对天地、先祖和君师的虔心，这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宗教问题。西周的礼乐系统，包含着天、地、鬼神的文化记忆，从而孔子“好古”之谓，亦必然承续着内在的宗教性。
古印度《摩奴法论》明确规定，婆罗门的社会宗教职能就是：学习《吠陀》圣典、讲授《吠陀》圣典、祭祀神祇、替他人祭祀神祇、布施他人和接受他人布施 [31] 。婆罗门始终控制着祭祀规范的知识系统及其严格标准。祭祀仪式的程序乃至每一个细节都被婆罗门以口头方式留存、传授下来。上文论述了祭祀之于印度人宗教信仰的神圣性，而如何才能保证祭祀的神奇效果呢？“他们非常严格地履行这项义务，因为只有做到准确，祭祀的效果才可信赖” [32] 。为何要求祭祀仪式细节的“准确”？宗教的信仰，体现在“人们为了保证有效性便加强了对准确性的关注” [33] 。怎样才能保证“准确”？那就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宗教生态环境中，恪守准确性和本真性的“述”要比“作”重要得多。
信仰在宗教生态中是至高无上的，它直接决定着宗教社团的权力地位和生活形态。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就被记载在吠陀仪式手册中，在该制度中人们是按照对仪式的虔诚度来划分等级的，最虔诚的婆罗门被划入最上层”；吠陀献祭宗教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准确性对保证祭祀的有效性至关重要” [34] 。婆罗门是特权阶层，其特权源自对知识文化的世袭和垄断，其方式千百年来是通过父子或师徒一字不差地口耳相传，准确性是其社会特权的根本保证。
从类比和例证的角度来看，“印度传统奉《梨俱吠陀》为圣典，认为一字一音不可更易，从大约三千几百年前保存到今天” [35] ；而据英国广播公司录制的纪录片《印度的故事》（ The Story of India ）又可知，祭祀的仪式和知识被婆罗门家族世世代代父子口耳相传，由于“一字一音不可更易”，所以如火祭仪式上的宗教祷词都被保存了数千年之久，犹如鸟兽的声音，其意义今天虽已不能识别，但作为无上神圣的权威没有人进行任何更动。而“仪式就是中国的所谓‘礼’” [36] ，孔子“信而好古”，对西周之礼文，认同其权威性，敏而好学，深信不疑，不加更易，如其所是地进行“述而不作”，这毫无疑问是具有宗教性的。
如前章太炎所言，儒本求雨之术士，源于巫。因此，虽然春秋时期儒已有所发展，但是职业化的惯习总是生成了一种“信而好古”且“述而不作”的传统。作为好学不倦的孔子，“吾从周”的原因是周“郁郁乎文哉”，而其中的“文”乃“周鉴于二代”之文，即其中既有人文，亦有神文甚至鬼文。从现存文献可知，夏王朝与商王朝都具有宗教性。大禹之禹步，实乃巫师长祷神祭鬼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而殷民族“佞鬼”，其文化之鬼文更是不言而喻。
无论是神文还是鬼文，本质上是一种巫祭传统的文化。“夏、商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从国家大政到生活琐事，都要问诸鬼神，按鬼神的意旨行事。” [37] 自然，“周鉴于二代”，虽以礼仪机制为中心建立起一套维持社会秩序、等级区隔的人文体系，与之前的神文、鬼文之文化不同，然而，规训等级化的礼乐亦是一种社会仪式，巫祭传统犹如幽灵一样依然存在于其中。在仪式上，礼仪与祭祀是相通的。孔子所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什么意思呢？“祭祀是一种仪式，神灵或祖先在仪式表演中起道具作用。”为什么呢？因为“祭祀本带有巫术性质” [38] 。而孔子对古代文献尤其是周礼的好古而信，表明了他在人文世界中的宗教情感倾向。
在《论语》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39] 《易》即《周易》，与《连山》《归藏》都是“卦”书，是太卜、筮人等必学之书。然则至圣孔子为何也要学习《易》？《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40] 可见孔子是多么以学《易》为乐！孔子是如何认识《易》的呢？“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41] 《周易正义》云：“按《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42] 《周易》最初就是一部占卜的书，是通过蓍、龟等手段以通神，以神意来指导生活、生产或斗争等。孔子之于《易》，也不过是“序”而已，是“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换一种现成的说法就是“述而不作”，即述天意、神意和圣意，在这一点上，与史、巫可谓殊途而同归。《易传》云：“子曰：‘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 [43] 这句话可以补证孔子“序”《易》的借径之意图。郭西安认为：“孔子意在从《易》中谈德行仁义，与史、巫是为殊归，但从通过揭秘—解密来显明天道这一功能和进路而言，确然可称‘述而不作’之‘同途’了。” [44] 由是可见，好古之信，无论是何种意图，其借径、仪式、手段和符号等皆与宗教性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