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春秋时期的人们，为何“窃比于孔丘老彭”？据儒学家的研究，上述引文中的“老彭”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认为“老彭”为一个人，即彭祖（彭咸）。例如，刘宝楠在《论语正义》里主张老彭、彭祖、老聃等称谓同是一个人；第二种是认为“老彭”指的是两个人，如王弼认为“老彭”即“老、彭”，实则指的是两个人，“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据说，殷代有一个贤大夫叫老彭，即彭祖。此人在其他文献中又被称为巫彭或彭咸。彭咸是商朝的一位贤大夫，有人也称他为殷之介士，或殷巫，即巫咸。
关于老彭的记载，较早见于戴德的《大戴礼记》。其中说：“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 [4] 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用包咸的话注释说：“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5] 此注指出了老彭的一个重要的个性就是“好述古事”，与孔子的自况有一致之处。皇侃在《论语义疏》里说：“老彭，彭祖也，年八百岁，故曰老彭。” [6] 他解释了彭祖被称为老彭，是因其高寿。众所周知，根据常识，人是不能活到800岁的。但这种说法却为道家所利用。神仙视域中的彭祖，则是长生久视的表征符号。
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里列“老彭”于仲虺之后，卞随、务光之前；仲虺是商汤的左相，卞随、务光皆为殷代的贤大夫，从而可推知老彭可能也是商代的官长。《竹书纪年》河亶甲纪记载：“三年，彭伯克坯。”“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韦伯伐班方，侁人来宾。”祖乙纪写道：“命彭伯、韦伯。”从而可知，彭伯曾率军克坯，征伐班方。《国语·郑语》云：“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 [7] 《竹书纪年》也载：“（武丁名昭）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由是可知，彭伯又被称为大彭、彭祖，此其一；其二，大彭、彭祖都是氏（以封地为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三云：“彭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国也。”老彭、大彭、彭祖乃彭氏世家，在被殷灭之前袭守彭城。
老彭也是一位“贞人”，也就是巫。在远古，巫掌握着知识或文化的权力。史官的职责似乎与此相关。巫还是行政长官，“盖巫之为官，肇自先王，其来也远，莫究其始。” [8] 巫与王，曾一度为一体，后来关系亦密切，“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 [9] 巫作为智囊，或为指挥战斗出谋划策，或直接领导战争。而商代甲骨文的卜辞中常见“贞人彭”，从而表明老彭曾既是行政头目、军事首脑，又是宗教首领。商代的职业演变，“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 [10]
“巫咸之在殷，则以贤能而显，故后世喜称之焉。” [11] 今本《竹书纪年》大戊纪云：“十一年，命巫咸祷于山川。”由此可知，巫咸是一位巫师，咸可能是其名，而巫是其职业。
屈原的《离骚》里面叙述了民间口述的传说故事，其中就有巫咸，例如“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为之作注说：“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这里的巫咸就是上文提及的殷代贤大夫，其另一个身份是“神巫”。洪兴祖补注曰：“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经》：巫咸国在女丑北。……《淮南子》：轩辕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 [12] 洪注较为驳杂，其中的巫咸似乎是封国，又似乎是巫师。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巫咸，神巫之通称。楚俗尚鬼，巫或降神，神附于巫而传语焉。” [13]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 [14] 显而易见，重、黎、羲、和、昆吾、巫咸等都是当时沟通天人的知识人，而史佚、苌弘是周代的史官。而这些文化人、天文历法学者都具有宗教的意味。
历数文献中与“彭咸”相似及相关之人，大致有“巫咸”“巫彭”“老彭”“彭铿”“彭祖”“篯铿”“彭翦”等。汪瑗认为这些相似的称谓指的是同一个人，他说：“曰彭咸、曰彭铿、曰彭翦、曰老彭、曰篯铿，其实为一人也明矣”，其论证的路径是“考其德而论其世，稽其姓而辨其名”。 [15]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彭祖是尧、舜十臣之一，这是因为大彭氏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时间极为长久，此家族经历几世几劫如“历虞夏至商”依然存在，“八百年”或许是夸大，但几百年却可能是事实，导致后人将“氏”的存在误认为彭祖这一个人的存世。《世本》说彭咸“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这是由于那个历史时代政教合一，行政首领同时又是宗教首领，而无论是守藏史还是柱下史，他们都是从巫发展而来。即巫、卜、祝、史，皆为当时的知识阶层或精神领袖，故巫咸亦是古文化的守望者。何以守望？“述而不作”也。
如前所述，亦有将老彭考证为老聃者，“盖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 [16] 姚鼐在《老子章义序》中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说：“老彭者，老子也。……彭城近沛，意聃尝居之，故曰老彭。” [17] 老聃为春秋时宋国彭城人，幼时学道于商容，历任甘国礼官、周柱下史、周征藏史等职。
史从巫而来。上古时期，氏族酋长身兼神职，即还是巫师长。守藏史是管理书库的，殷代守藏史管理卜骨、卜甲。老聃做过周柱下史、征藏史等职，也是与卜、祝、巫一类。金克木说得好，他认为：“《周礼·春官》中将‘大史’‘小史’‘内史’列于‘大卜’‘占人’‘大祝’‘司巫’之后。司马迁说‘文史星历介乎卜、祝之间’，这虽是汉朝人的话，但也可见记‘史’的人和行‘卜’的人是一类。” [18] 由此可知，老聃之于周礼，恐怕也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况且，老聃也崇尚祭祀，如《道德经》云：“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19] 因此，无论老彭指的是老聃一人还是老聃、巫彭两个人，对于“述而不作”这句话的宗教意义来说不是至关重要的。
重要的是，儒、史、卜、祝、巫在对历史传承物的态度和做法方面几乎是一致的。《吕氏春秋·先识览》曰：夏太史令终古因桀暴虐，携其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王惑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无德，以其图法归周。 [20] 无论是太史还是内史，他们共同的行为是看见国君无道，危及大道，于是就携带“图法”出逃。此即《荀子·荣辱》所谓“三代虽亡，治法犹存”的原因，也就是说先王的图法之所以能够传世，就是得益于太史或内史的精心保存和神圣传承。
“史之述”与“文之作”在行文上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由文与史的不同体例所决定的。“文士撰文，唯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唯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 [21] 即使到后世，史的笔法依然带有其宗教性的“述”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自述的“述而不作”无疑是有着史、巫等宗教传统的。
孔子为何自谓“窃比于我老彭”呢？这是由于孔子与老彭之间有其共同性与共通性，概括地说，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邢昺对《论语》中的注疏说：“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笃信而好古事。” [22] 先王，在老彭的时代，既是政治领袖，同时又是宗教首领，因而所谓修先王之道，其中就包括恪守宗教祭祀仪式的规约，一说礼即来自祭祀仪式，应该是有其道理的。那么，孔子为何用了一个“窃”字呢？邢昺解释说：“孔子言，今我亦尔，故云比老彭，犹不敢显言，故言窃。” [23] 依据《论语》的文本，从事例来看，孔子与巫、史的相通之处主要有哪些呢？
文言文简晦，有时候还缺少语境，从而就会出现歧义。就以“天”这个字来说，其意义就很丰富。人们认为，庄子较早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笔者认为庄子坚持天人二分，“牛马四足，是谓天”，此乃自然状态也；“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此乃文化状态也。如此一来，二者“合一”何以可能？从而说明，后人对原文的理解，应该重构其语境；否则，就会见仁见智。就像钱穆，他在《庄老通辨》中认为《论语》中的“天”，是“大体皆为一理想上有意旨、有人格、有作为之上帝”的意思，从而得出“孔子仍为遵守古代传统素朴的上帝观念者”或“孔学重知天命”的结论来。 [24] 这种阐发，其着眼处便是宗教的维度。
宗教角度的阐释，是否就属于牵强附会呢？似乎不宜如此绝对。例如，《论语》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25] 由此可知，孔子固然遵从周礼而“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还是经常祈祷的，这就带有巫史的性质。
古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至高层婆罗门源于梵，那么“梵”是什么意思呢？《薄伽梵歌》的翻译者张保胜认为，“梵（Brahman）的原义是‘祈祷’”。印度人为何热衷于祈祷呢？因为“古代印度人认为‘祈祷’能使人意和天意相通，能使天神给人们降福祛祸”。正是由于这个天人相通的原因，印度人对“梵”的崇拜愈演愈烈，“到了梵书时代，人们相信可以依靠祭祀祈祷来影响诸神。后来‘祈祷’本身被推到宇宙本源的地位。” [26] 印度人是一个宗教的民族，从而“在神格上，‘梵’被称为‘梵天’”，此处的“天”是神的意思。在梵书时代，掌握着神权话语权的婆罗门建立了包括“祭祀万能”在内的三大纲领。与印度人的祈祷祭祀相比类，有助于理解孔子、子路对祛病进行祈祷的宗教性功效。《论语》的上述文字又表明，即使晚至春秋时期，人们依然信奉祈祷的效力，这显然是宗教信仰的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