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六点醒来起草了备忘录。穆奇·佩莱格会再看一遍，琳达则主动要求把它打印出来。午餐时，就要把它寄给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还有给市长和财务主管的备份。还应该寄给谁？我必须找个明白人。也许我应该弄一份政府规章彻底研究一下。我到底要不要问问西奥？那是他一直期待的，像猎人一样。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应付不了这个挑战。他知道我经历了一两个小错和失败以后一定会径直跑向他。这会儿，他十分老练地不置一词，不加干涉。就像允许蹒跚学步的小孩随意爬动的大人，在小孩看不见的地方时刻留心，伸出手，以防孩子摔了。

备忘录的开头部分是“计划进展”。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却想不出更好的。我们的一个学生死于一起“服用毒品导致的”事故。教师休息室里萦绕着各种关于这个事件的相互矛盾的传言。我对这个出问题的男生很感兴趣，尽管我和他其实没说过几句话。伊曼纽尔·奥维埃托是个安静的学生。在有三十个女生的文学课里他是仅有的三名男生之一。近些年来羞涩的学生已经绝迹，学生们在课间休息时都吵闹不止，上文学课时全都昏昏欲睡。疲惫，游离，他们茫然地瞪着福楼拜和我，一脸难以对付的瞧热闹般的蔑视，仿佛我们要卖给他们什么关于仙鹤和小孩子的神话传说。但伊曼纽尔身上有些什么，总会让我联想到冬天。有一次，他没有按时交一篇关于阿格农 的论文。我在课间找到他询问原因。他垂下睫毛，就好像听到了关于爱情的问题，然后温和地回答说那个题目和他本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严厉地打断了他，谁说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说的是义务。他无言以对，就这样我还是残忍地让他僵在那儿一分钟之久，才冷冷地说，好了，下周之前交给我。

十天以后他交上了论文。那是一篇分析合理、平实而优秀的论文。最后一句话后面，他在括号里加了一句个人附言：尽管是义务，最后还是找到了自己和故事的些许关系。

有一次在楼梯上，我问他上课时为什么从来不举手，他肯定有话说，我很想时常听到他的发言。他在答话之前还是停顿了一下，才犹犹豫豫地说他觉得词句是个圈套。逾越节前不久，我在课堂上说耶胡达·阿米亥 想要表述的是他对战争的反对，伊曼纽尔深思的声音如梦中呓语般突然响起来，句末语调上升，质疑道：不论诗人想说或不想说什么，都挡了诗的道。

我决定要找时间和他聊聊。

但我没有找出时间来，我忘了，一直拖着。我负责三个班的课程外加两个文学小组，包括给新移民开的特别小组。每个班都有将近四十个学生，几乎人人一脸痛苦相。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了。现在都懒得费力气去记名字了。差不多都是女生，几乎整个夏天穿着两边开衩的浅色短裤晃来晃去，名字差不多都叫塔丽。实际上，每个班上都会有人不断纠正我，不是塔丽是塔尔，或者反过来。

事实上，直到事故发生之后，我对伊曼纽尔的了解也比不上他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他从十岁起就住在泰勒科达，和他在银行工作的独身姑妈住在一起。他母亲几年前死于奥林匹克劫机事件，他父亲在尼日利亚做军事顾问。教师休息室流传着一个暧昧的故事，说这个男生爱上了一个埃拉特 的姑娘，要不就是和她纠缠上了，姑娘比他大几岁，吸毒也许还贩毒。事故发生之前，我没太留意这个传闻，因为教师休息室里总是充满了各种流言。整个城市在这一点上也如出一辙。

他离开姑妈家失踪了十天之后，在埃拉特附近距离废弃铜矿不远处被人找到。他从一个悬崖上跌了下来，或是跳下来的，摔断了脊骨瘫在悬崖底下，明显是熬了一天半夜才力竭而亡的。大家都希望至少他在这段时间里不是一直清醒着，但这一点已经无从知晓。他以前曾被带到过那里并被下了药，也可能是自己吸的，或者是受人诱导。我试着不去听这些传闻，它们总是伴随着激动的声音以及令人惊讶的伪善手势和兴致勃勃的神秘暗示：瞧，怎么叫死气沉沉的地方呢，瞧，我们都上全国新闻了，真正的生活激昂也光顾这里了，来了个知名记者还有摄影师，他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在外边转悠，但行政人员规定任何人不得接受采访，所以我们只好回答无可奉告。

葬礼由于孩子父亲的姗姗来迟推迟了两次。几天以后那个姑妈也去世了。教师休息室里的谈话一股脑变成了内疚之情，命运之手。都是些我尽力不听的嚼舌头的话。实际上，我在见到那个父亲之前就厌恶他了。一个缺席的父亲，一个在尼日利亚的军火贩子，多半是满腔抱怨，可能会责怪我们。根据一些可以汇成结论的线索，从远方做出判断并不困难。我设想这位父亲以前是个突击队员，富裕、喜欢评判、自以为是。于是我决心不在葬礼之前和教师代表小组一起到科达饭店他的房间里去看望他。他终于从非洲丛林屈尊来到这里，只是要责怪我们造成的他儿子的可怕结局，我们怎么会视而不见，为什么忽视了，不可能全体教师都这样吧？最终我还是去了，也许是因为我想起了男孩站立的姿势，安静但扰乱人心，害羞，像是扎回到他自己世界的海底然后再浮上来，用耳语般的声音告诉我，词句是个圈套。这句话里含有无声的求助信号，我没抓住或是抓到却忽视了。所以我拒绝承认或是意识到了又否认，要是我和伊曼纽尔谈了话、哪怕我努力靠近他，然后耸耸肩去他的，不管它，你瞎想。我和其他老师一起在男孩和姑妈的葬礼前几个小时去见了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在那里，在酒店，这位父亲的房间里，此后占据我全部生活的这件事开始了。

还有那条狗的一段插曲。伊曼纽尔·奥维埃托有一条狗，一只总和人保持距离的郁闷的家伙。从早晨到下课，它都会卧在校门对面那片生长着、不如说是烂掉了的稀疏的撑柳林里，等着男孩。你要是朝它扔石头，它便筋疲力尽地站起身，拖到几码外再趴下继续等待。不幸发生以后，这条狗开始每天早晨到教室来，完全无视走廊里已乱成一片。它浑身疥癣，耷拉着耳朵，下垂的肌肉几乎拖到了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在哀悼的日子里，没有人敢上去将它赶走或者逗弄它，之后也没人那样做。它整个上午都趴在那儿，把悲伤的三角形头一动不动地放在前爪上。它在教室的角落里选了一个据点，在字纸篓旁边。课间的时候，谁要是扔一个面卷或是意大利腊肠给它，它连闻也不闻一下。你跟它说话，它也不作回应。那令人同情的、棕色的、迷惑不解的神情让你不由得调转头去。下课以后，它便夹着尾巴卑微地潜出学校，直至第二天早上八点上课铃响之前不见踪影。那是一条贝都因犬，岁数不小了，身上是这里土地的颜色：暗灰色。土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它可能是哑的，因为在我记忆中它从未吠过，连哀鸣都没有一声。

有一次我甚至想把它领回家，给它洗洗澡、喂养它、逗它开心：它对一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男孩的这份不灭的忠诚突然打动了我。要是我拿勺子喂它牛奶，找兽医好好照料它，在走廊里给它造个窝，兴许它最终会适应我并接受我的抚摸。西奥讨厌狗，但他肯定会让步的，因为他是个妥协派。真希望我能让他明白他的过度体贴让我感到多么压抑。我都能看见他眯起小眼睛，左边那只，英国退伍陆军少校的银灰胡子掩盖了轻微的颤动：你瞧，诺娅，要是你真的那么在乎，那就这样吧。于是我放弃了狗。它是个排外的家伙，种种迹象表明它并不需要什么新的依附。

一天早上它被车撞了。尽管如此，它还是踩着铃声准时来到教室。那条被碾压的后腿像折断了的树枝。它把自己拖到老据点，像往常一样趴下，一声呜咽也没有。我下决心要打电话给公共健康部门的兽医，让他们来把它领走，可是那天结束后它就消失了，第二天早上也没再回来。我们觉得它肯定是拖着自己到什么隐蔽的地方等死去了。几个月以后，在一个年级聚会的晚上，欢迎、小节目、点心饮料和校长讲话结束之后，夜里一点大家离开的时候，那条狗又出现了，瘦骨嶙峋，畸形，行尸走肉一般，用前腿拖着残疾的后半身前行，穿过学校大门对面污秽的撑柳林前方的路灯洒下的灯光，从黑暗爬向黑暗。除非那是另一条狗。或者只是个影子。

阿弗拉翰·奥维埃站着迎接了我们，他后背靠在阳台门上，从那里能看到东边暑气中隐约闪亮的山顶。酒店双人床上放着一个合着的小旅行箱，桌上有两个柠檬，桌后椅子的靠背上罩着一件轻便的夏季外衣。这个男人是个小个子，衰弱，窄肩，逐渐稀疏的头发渐渐变白，皱纹密布的脸庞晒得黝黑，他看起来像个退休的冶金工人。这不是我想象中军事顾问或者国际军火商的模样。他没等大家正式吊唁，就开口和我们讲话，谈到有必要阻止其他孩子成为毒品的受害者，这让我感到特别惊讶。他讲话的声音单调，稍带犹豫，好像怕激怒我们似的，询问伊曼纽尔是不是学生中唯一的受害者，还请我们告诉他，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多久了。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假如不算上教师休息室的流言，我们实际上是事后才知道的。副校长磕磕巴巴但圆滑地表示，伊曼纽尔是在最后才开始吸毒的，在埃拉特，他失踪之后，也就是说差不多可能是在最后几天里。连姑妈都没注意到什么会成问题的变化，不过那也是很难说的。那位父亲回答说我们也许永远都要被蒙在鼓里了。再次沉默，这次时间颇为持久。阿弗拉翰·奥维埃托把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蒙在脸上，棕色的农民的手，手指干燥而粗糙，然后又把手放回到腿上。副校长又开始说话，这时阿弗拉翰·奥维埃托问我们中间谁最熟悉伊曼纽尔。副校长只好含混地咕哝几句。沉默下来。一个年轻的贝都因侍者，黑皮肤，身材苗条得像个漂亮姑娘，戴着一个白色领结，推进来一个盖着白布的餐车，盛放有水果、奶酪和各种软饮料。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签了单还递过去一张折着的纸币。别客气，他说，说了两次，但没有人动那些茶点。突然他转向我静静地说：你一定是诺娅，他喜欢你的课，他有文学天赋。

我惊呆了，没有否认。咕哝了几句陈词滥调，一个敏感的男孩，不太合群，有点——嗯，内向。那位父亲朝着我的方向笑了一下，不习惯笑的人的笑容：好像把百叶窗打开一条小缝，就一会儿，展示一间美丽的房间，里面有华丽的吊灯、书架和壁炉里燃烧的炉火，然后关上窗仿佛从未打开过。

六周以后，阿弗拉翰·奥维埃托在上午大课间休息时突然出现在教师休息室，要我们帮忙实现一个计划：他考虑要捐出一笔钱，在泰勒科达这里为全国其他地方吸毒上瘾的年轻人和学生们建一所小型康复中心。他希望用这个中心来纪念他的儿子。泰勒科达是个安静的小城，沙漠也许能帮上点忙：眼望荒凉广阔的空间可以激发各种思考，也许真能救下一两个人。当然他能理解肯定会有来自地方上的反对，但也不妨先试着整理出一些能减缓恐惧的基本条款来。

我不是伊曼纽尔的班主任，所以当他来问我是否同意组建一个非正式的小组做些前期调查、并在纸上列出困难所在，再摸清摆平当地人的可靠办法时，我大吃一惊。尽管他本人几个月才来以色列一次，但他有一个律师，仑·阿贝尔，随时听从我的调遣。如果我拒绝，他能够理解，那就再找别人。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瞧，他说，又对我露出短暂开启的百叶窗缝中透出壁炉炉火和华贵吊灯那样的笑容，整个学校里他只喜欢你。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你给了他一支铅笔。他用你给他的铅笔写的信。

我不记得什么铅笔。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也许是因为隐约有一种冲动想和伊曼纽尔还有他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保持？当阿弗拉翰·奥维埃托说起那支不存在的铅笔时，闪过一种稍纵即逝的相似，不是和他儿子之间的，而是类似一个我多年以前遇到的男人。他的脸、他的溜肩膀、特别是他柔和的声音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比如他说“激发各种思考”，都让我想起在迦南山的一个健康基金疗养院遇到的诗人以斯拉·扎斯曼。当夜晚的颜色更迭、无形的清风在山边嬉戏时，我们，我父亲、扎斯曼夫妇、楚玛姑妈和我，常坐在这黄昏里，在疗养院草坪的斜坡上。父亲坐在轮椅里，腰部以下麻痹，像个上了岁数、发胖的拳击手或摔跤手。他的脸粗糙起伏，身体的重量下压着绷紧的轮椅，黑色的收音机攥在手里仿佛一个随时会扔出去的手榴弹，一张黑色的大羊毛毯盖住他无用的膝盖，他弯曲的肩膀表达着暴力的狂怒，好像在爆发的瞬间被石化。我们围着他坐在躺椅里，面对天边加利利山那渐渐屈从于夜晚微光的光线。以斯拉·扎斯曼给我们看他手写的诗歌，那些诗和当时以色列流行的诗歌大相径庭，像竖琴的乐音一样打动了我。一天晚上他说：诗歌像是被玻璃罩住了的火星，因为词句是一片片的玻璃。他仓促而遗憾地笑了，后悔说了这个隐喻。后来假期结束了，扎斯曼一家谦卑地前来道别，像是为舍弃我们做出无言的道歉，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父亲在一股无名怒火中砸碎了他的收音机，于是我和楚玛姑妈用出租车把他拉回了家。几周之后，我听到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说以斯拉·扎斯曼去世了，于是我到内坦亚的书店去买他的诗集。我不知道书名，而书店店员没有听说过它。楚玛姑妈给父亲买了一台新收音机，它完整存在了两周左右。

我和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约定，我不能从调查小组的工作中接受任何酬劳，他听了以后未置一词。三周以后我收到邮寄来的第一张支票。自那以后，他每个月通过他的律师给我寄三百美元，由我决定其中多少用于支付办公费用和交通报销、多少用于补偿我花在计划上的时间。我四次要求律师仑·阿贝尔设法停止寄来支票，都没能奏效。

西奥警告我，你被卷进去了，丫头。这样处理资金只会招致不快和麻烦。很难相信一个冷静的生意人会做出这种心不在焉的事。如果他就是想捐点钱纪念他的儿子，为什么不干脆搞一个信托基金？有财务主管和清楚的账目？要是别的情况，他想要创业、建一个面向富人子弟的私人诊疗所，一个高级疯人院，三百美元可不够报答你为平和公众意见付出的劳动。你根本没搞明白自己是怎么被利用了，诺娅。你什么时候掺和进为吸毒者张罗诊疗所的事儿了？不可能获得居民的赞同——谁会想要在自家后院弄个鸦片烟馆？

我说：西奥。我是个大姑娘了。

他眯起眼睛没再说什么。

他回到走廊继续熨他的衬衫去了。

他当然是正确的。全城都反对。有人匿名给地方报纸投稿说他们不会容忍这里变成全国的垃圾站。好多事情我都得从头学起。广播里那些我没用心思听的、报纸上从来不看的东西，运作，费用，资本基金，组织，董事会，预算。一切都还非常模糊但足以令人兴奋。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可能会登上周末增刊的彩色头条。其实晚报已经试探过想要采访我。我拒绝了。我不清楚这样的报道会给计划带来帮助还是损害。我有那么多东西要学。我会学的。

有时候我用第三人称对自己说：因为诺娅干得了。因为这是件好事。

除我之外，小组还有三个成员：马拉基·佩莱格（全城都管他叫穆奇），路德米尔和琳达·达尼诺。琳达是个患有哮喘症的离异女子，热爱艺术。她志愿加入是为了守在穆奇身边。她的贡献是用文字处理器打字。穆奇·佩莱格是为了我而加入的：即使我为食腐肉的乌鸦开个精修学校他也会参加。至于电力公司的退休雇员路德米尔，他是好几个抗议组织的活跃成员：采石场和迪斯科舞厅的敌人、公开指责不完善路标的人、本地报纸热情洋溢的每周专栏《野外来声》的撰稿人。夏天里他穿着卡其布大短裤在城里游来荡去，鞋带啪嗒啪嗒拍在满是纹理晒红了的脚上，每次看见我他都会招呼道，没有火哪儿有烟 ，然后笑着抱歉说：别生气啊，亲爱的，只是开个玩笑。

在实际操作中，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我陷在里面已经有好几周了：跑社会安全、健康教育部门在南边的办公室，扯着反毒品滥用联盟的袖子不放，围攻困难青年机构，哄着家长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哀求发展机构，回应本地报纸，追着市长巴特希瓦，而她到目前为止都还拒绝把这个设想提到日程上来。我已经去了四趟耶路撒冷、两趟特拉维夫。每周去本地区政府办公室所在地贝尔谢巴朝圣一次。在泰勒科达，这里的朋友和熟人们看我的时候已经开始带着忧心忡忡的嘲弄意味了。在教师休息室，他们说，你想从这些额外的麻烦里得到些什么，诺娅？你受什么刺激了？无论如何，没有结果的。而我回答说：走着瞧。

我不怨这些朋友和熟人。如果是其他哪个老师突然鼓噪起来，要在这里成立，比如说，一个传染病实验室，我想我自己也会困惑或者愤怒。这会儿，市长耸着肩膀，工会不作承诺，家长们饱含敌意，穆奇·佩莱格总用那些女人赠他的东西、还有只有他才清楚怎么给女人的东西来让我分心，路德米尔也来劝诱我加入关停采石场的运动。公共图书馆里，馆员帮我找齐了所有关于药品上瘾对策的书籍，放在专门的架子上。有人在架子上贴了个标签：为瘾君子诺娅专留。

西奥应我的要求一言不发。

至于我，我在学习。 bwWi2wV2bxh9K4UxYm1IXgBtRpYkE85pYBLg7meVwERVqcPgRJ0CPMuULVxixz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