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暑热散开的晚上才能喘上几口气。又一个疯狂的日子过去了。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赶时间上了。从八点到一点四十五是在学校：两小时的文学课，两小时批改入学考试的卷子，再花上一个小时给俄国移民的孩子们，其实他们对《被放逐的神性》一点兴趣也没有。在一堂关于比亚利克 的课上，一个叫伊娜或者尼娜的漂亮小姑娘说，他的词汇都与《圣经》相关，他从莱蒙托夫那里得来了伤感，那些诗过时了。她继而用俄语背了几行诗，可能是想例证一下她喜欢的诗歌类型。我打断了她。尽管我对这个主题并不怎么着迷，而且忍住不这么说还挺难——要我说，神性不妨被放逐。

十一点十五分课间休息时，我坐在读书室的空调旁边准备下一节课的内容，但马上就被叫到副校长办公室，见到一个被一位老教师的言语惹火了的年轻教师。我对双方都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建议他们互相原谅、将此事遗忘。很奇妙，这种陈词滥调，特别是像原谅这样的词，只要用的时机得当、不偏不倚，就能引发泪水、导致停战。这样无足轻重的词汇能抚平伤害，大概是因为导致伤害的也是无足轻重的词汇。

为了赶一个十二点十五分在工会会议室要开的会，我省掉了午餐，只是顺道吃了一个法拉费卷饼。我们想试着激起人们对诊疗所计划的同情。广场空空如也，被阳光灼烧着。在花坛稀疏的迷迭香丛中站着一个头戴黑色贝雷帽、戴眼镜的矮胖移民，好像昏了过去似的一动不动地斜倚在锄头上。他头顶上的太阳被炽热的烟气裹着。一小时以后，四点钟时，阿弗拉翰·奥维埃托的律师仑·阿贝尔从特拉维夫赶到，一个被妈妈强行套上生意人行头、被宠坏了的孩子。我们和他在加利福尼亚咖啡馆坐定，听他对资金问题做出复杂的解释。四点四十五分，我带他来见市里的财务主管，这时我已经汗津津的，腋窝泛酸，闻起来像个古怪的女人。从那里出来以后又去找穆奇磋商，他答应要写的一份备忘录还没动笔，反而花了半个钟头叨唠他自己的事以及政府是如何的不得要领。他的T恤衫上印着花哨的图案，一个叫“恶魔之泪”的新摇滚组合。接下来又去了教育中心和广场上的药店，在超市关门前一刻钟赶到那里，还从取款机里取了点现金，又取了送去修理的熨斗。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被炎热和疲惫拖垮，我发现他坐在起居室的扶手椅里，没开灯也没有声音。再次用静坐示威提醒我，我这些活动的代价就是他的孤独。这都快成为有定式的仪式了。总的来说，我们之间这十五岁的差异主要怪我。而他，总是不断地原谅我，因为他是那样一个体贴的人。

他独自准备晚餐：你累了，诺娅，坐下，看看新闻。他做了一份洋葱煎蛋卷，弄了份摆放整齐的沙拉，切了几片黑面包放在木餐板上拿过来，还有奶酪以及雕成玫瑰花蕾模样的小萝卜。然后等我赞美，就好像他是又一次屈尊点燃农奴小屋炉火的托尔斯泰伯爵。

新闻结束后他插上水壶，为我们泡了草药茶，他在我头下、脚下各放了一个软垫，还放上一张唱片。舒伯特。《死神与少女》。但当我拿起电话打给穆奇·佩莱格问他备忘录打出来了没有，然后又打给路德米尔和琳达把规划许可这部分还要做的几件事捋捋清楚时，他的大方已经耗尽了。他站起来收拾洗净了碗碟，然后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好像我有义务追过去似的。如果他不这样抗议的话，我可能会洗个澡跑到他身边，告诉他发生的一切，问他讨个主意。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确定自己真会那么做。他行动起来的时候令人难以接受——他完全知道我们这个计划的问题所在，以及我不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一言不发、洗耳恭听、小心避免走神的时候，就像个耐心的叔叔决心腾出珍贵的时间听小姑娘讲述是什么惊吓了她的娃娃。

十点一刻，我冲过冷水澡、又冲了热水澡，然后瘫倒在自己的床上，试图集中精力看一本关于上瘾症的书。我隐约听到他屋里传出BBC的声音。全球广播。近来，他和隐居时的贝京 一样，也每晚都调频至伦敦。他是在追寻什么不能在这里公开的新闻吗？还是在寻找不同的视角？或是利用广播与自己交谈？也许他只是在做睡觉的努力。他的失眠渗透进我的睡眠，剥夺了我可能会有的几个好梦。

过了一会儿，我已经累得东倒西歪，当我摘下眼镜、熄灯、丢掉那本书时，还能听到走廊里他的裸足发出的、像是来自水下的声音，他无疑是踮着脚尖的，以免打扰我。再就是冰箱打开、龙头水流、以及有条不紊地关灯、锁门声。多年以来，他的秘密夜游总让我疑心公寓里闯进了陌生人。有时午夜时分我想我感受到他在门上的触摸，我累得几乎要向他的哀伤让步说“好吧”，然而他已经又踮着脚尖顺着走廊去了——他也许去了阳台，不开灯。他喜欢夏夜的阳台。然而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些脚步声、门上的触摸、他那能穿越墙壁的哀伤，也许都只是一团雾，因为我已经睡着了。我这一天很辛苦，而且明天放学后还要到穆奇·佩莱格那儿开个会，也许还得去一趟贝尔谢巴 ，敲定规划许可的事。我必须睡好，明天得比今天更清醒。明天又是辛苦的一天。还有酷暑。以及时光的飞逝。 BcmJhb6rSpu6yaZsZ4B5t7VsoXdh9mUcl/yNFNG6FWl1Tvhiml0hc0ieBLQUka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