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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黑。漆黑中，一个女人说：我不怕。一个男人回答说：是啊，你不怕。另一个男人说：肃静。
尔后，昏暗的灯光从舞台两侧亮起，帷幕打开，全场肃静。
一九四六年五月，即盟军胜利一年之后，犹太人代表处
在爱迪逊电影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墙壁上悬挂着大不列颠和犹太复国运动的旗帜。舞台前沿摆放着一盆盆剑兰，舞台上方的横幅上写着《圣经》引文：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
耶路撒冷的英国总督迈着军人的步伐登上舞台发表了简短的祝辞。总督在祝辞中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笑话，读了几行拜伦的诗。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莫谢·歇托克紧随其后用英语和希伯来语表达了犹太社团的感受。为了防止地下运动分子捣乱，头戴红色贝雷帽、手持半自动步枪的英军士兵站立在舞台两侧的拐角和所有入口。高级专员阿兰·坎宁汉姆爵士笔挺地坐在包厢前排。在包厢前排就座的还有手握望远镜的贵妇人和军官。舞台上，身着蓝色衬衣的拓荒者合唱团唱起了劳工歌曲。这些用俄语演唱的歌曲和观众的心情一样充满忧郁，毫无欢快可言。
演唱结束后，电影开始了。银幕上，蒙哥马利的坦克横穿西部沙漠，掀起漫天尘土。坦克碾过壕沟，压过铁丝网，天线直指灰蒙蒙的沙漠云空。轰鸣的炮声和英军军歌充斥着整个电影院。
忽然，包厢里一阵轻微的骚动。
电影戛然而止，灯光亮起。一个傲慢的声音（或者说是粗暴的命令）传来：这里有医生吗？
在第二十九排座位上端坐的父亲扣好领口迅速站了起来。他悄声嘱咐希勒尔照顾好母亲，别让她焦急，他处理完事情就回来。然后，他像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场英勇扑火的男子汉，转身拨开人群冲向楼梯。
据说是高级专员的老嫂子勃劳姆雷夫人突然晕过去了。
她身着一袭白色长裙，脸色也惨白如斯。父亲急忙向行政长官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上前将老夫人乏力的手臂搭在肩上，一如风度翩翩的骑士抱起睡美人，搀着勃劳姆雷夫人进了女化妆室，扶她在弹簧凳上坐好，给她递上一杯凉水。三位身穿晚礼服的英军高级军官紧随其后，把病人围成半圆。一位军官托起老夫人的头，帮她艰难地喝了一口水。一位身穿军服的空军老中校从她的白色坤包里抽出一把扇子，小心翼翼地打开，对着她的脸轻轻地扇起来。
老夫人疲惫地张开眼睛，不无嘲讽地望了望围着她团团转的绅士们。她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猩红色的嘴唇，尖尖的鼻梁，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尖酸刻薄的怒容，宛如一只干渴的鸟。
“怎么样，医生，”空军中校尖刻地问父亲，“说说你的看法。”
父亲怔了一下，连声道歉。他突然下定决心，俯身用保养良好和灵敏的手指解开夫人紧束的腰带。勃劳姆雷夫人立即感到好了许多。她用皱巴巴的手拉直长裙的滚边，紧闭的嘴唇咧开一道缝，露出干涩的微笑。她翘起老腿，嗓子里发出微弱尖锐的声音：
“都怪这天气。”
“夫人……”一个军官礼貌地开口道。
但老夫人并不理睬他，扭转脸对父亲说：
“年轻人，请你把窗户打开好吗？对，还有那一扇。我需要空气。多迷人的孩子。”
她之所以这样说话，是因为看到他穿着咔叽裤、白色运动衫和凉鞋，一副侍者打扮，而不像一个医生。她曾经在孟买的花园里、山峰上和喷泉旁度过她整个青春年华，看惯了类似打扮的侍从。
父亲默默地打开了所有的窗户。
耶路撒冷的晚风徐徐飘进，空气中混杂着菜蔬、松树和垃圾的气味。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急救药盒，小心翼翼地打开，捡出一片阿司匹林递给勃劳姆雷夫人。他不知道英文如何说“偏头痛”，只好用德文代替。毫无疑问，此时在他那圆圆的眼镜后面，眼神里既有同情，又显乐观。
几分钟后，勃劳姆雷夫人叫人扶她回包厢。一个高级军官记下父亲的名字，干巴巴地说了一声谢谢，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军官稍有迟疑，突然伸出手，握了握父亲的手。
父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妻子和儿子中间坐下来，说：“没事了。仅仅是天气的原因。”
灯光再次转暗，蒙哥马利将军继续无情地跨过沙漠追逐隆美尔将军。烈火与尘土布满了整个银幕。在令人心醉神迷的风笛背景声中，推出隆美尔绝望的特写镜头。
电影结束了，乐队奏起英国国歌和犹太复国运动主题曲，庆典圆满结束。人们离开爱迪逊电影院打道回府。
耶路撒冷晚霞满天。远处，秃山历历在目，孤零零的高楼四处散立，低矮的石屋子散落在遥远的斜坡上。小街里，树影瑟瑟，城市在痛苦的渴望中飘摇。各家各户都亮起了灯。人们企盼正浓，期盼着一个崭新的声音倏忽破空。然而，到处只有一成不变的声响。一个妇人在呢喃，一扇破窗嘎嘎作响，一只怀春的猫儿在后院的垃圾桶之间尖叫，还有隐约传来的钟声。
一位英俊的布哈拉
理发匠穿着白色外衣，孤零零地站在空无一人的理发铺的窗前，哼唱着为自己剃须。窗外，一辆架着机关枪的英军巡逻吉普穿过街道，黄铜子弹在弹链上闪闪发光。
一个老妇人孤独地坐在底层店铺门前的木凳上，泥水匠般干枯的双手沉重地歇在膝盖上，头顶映着黄昏的最后一道光线。她蠕动着嘴唇，但默默无语。店铺里，另一个妇人用意第绪语说：“这么好的天，说变就要变的。”
老妇人木然不动，毫无反应。
恩普雷斯洗衣店门外，一个乞丐缠住父亲，强讨了一枚两分的铜币。他骂骂咧咧地说了一声感谢上帝，又咬牙切齿地连声诅咒犹太人代表处，他手中的木棍恶狠狠地挥向胡同口窜出来的猫。
东方，钟声绵绵：高亢的，低沉的，俄国教派的，英国教派的，希腊的，阿比西尼亚的，拉丁的，美国的，像是瘟疫或大火正在蹂躏这个城市。然而，如许钟声只是对着黎明前的黑暗呼唤。微风自西北吹来——也许来自大海，吹拂着市政厅种植在马拉齐大街两旁的白树树尖，吹乱了孩子的鬈发。这是傍晚时分，一只不见踪影的小鸟发出声声怪叫，墙缝中挤出斑斑青苔，铁锈在残旧的窗扇和阳台扶栏上蔓延。耶路撒冷在残阳中沉寂地伫立。
夜里，孩子被气喘再次惊醒。父亲赤脚走过来，轻轻地唱起催眠曲：
夜色已经笼罩天空，
到了宝宝睡觉的时候；
小羊羔儿停止了跳跃，
所有动物都已合眼；
鸟儿归了巢，
耶路撒冷的人啊在睡觉。
临近清晨，从特拉扎山丘下的干河谷里传来野狗的声声号叫。屋子靠墙的另一边，房客米提亚从梦中惊叫起来：“放开他！他还活着！Y-a ny-e zna-yu。”然后又睡了过去。远处，圣赫得里亚区和舒阿法特的阿拉伯村庄的公鸡报晓了。在第一缕阳光中，父亲穿上咔叽裤和凉鞋，套上熨得整整齐齐的大口袋衬衫上班去了。母亲一直睡到邻居的婆姨们在院子里噼里啪啦地拍枕头和被褥的时候才醒来。她穿着绸睡袍到厨房给孩子做早餐。早餐是一只嫩嫩的水煮鸡蛋、一碗麦片粥和一杯去皮可可奶。她给他梳理鬈发。
希勒尔说：“别动，让我自己来。”
一个年迈的玻璃匠人在沿街吆喝：“专业装玻璃！美国货！修理各式窗户玻璃！”孩子们跟在后面，追喊着“疯子，疯子”。
几天以后，父亲意外地收到一份烫金请帖，准许他携侣出席在恶意山高级专员官邸举行的五月舞会。在请帖背面，秘书用英语写了一句话：
谨转达：勃劳姆雷夫人对奇普尼斯医生的谢忱和深深的歉意。阿兰爵士谨此表达赞赏之 意。
其实，父亲不是医生，他是兽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