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的历史学者说，研究一个古人，不仅要了解这个人，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在我看来，宋代的太傅、荆国公王安石这个人，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顷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他的学术集中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流）以及佛教等各个流派的精华；他的文章在东汉以来儒家道统沦丧、文章衰落、异端并起之时，重新振奋了精神，使天下相从，复归于正道；他所设计、实施的制度，其功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救治了社会的弊端；他所提出的施政办法和意见往往流传到今天也不能够被废除，其中有一些不再实行了，却又大体上合乎政治的原理，至今东西方的一些国家还在实行这些办法，而且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啊，皋陶（传说中虞舜时掌管刑狱的官）、夔（舜时的乐官）、伊尹、周公，距离我们都太遥远了，那时的详细情形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诞生了这样伟大的人物，这是中国历史的光彩之处。国民应当买了丝线为他绣像，铸了金像来祭祀他。然而，在王安石之后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近千年中，我们的国民对王安石又如何呢？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抛开书本为他大哭！

几代才出一个的杰出人物，却蒙受天下人的指责和辱骂，这种屈辱过了很多世代还没有得到洗刷。这种情形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一些欺世盗名的历史学家谈到克伦威尔，骂他是乱臣贼子，说他奸险、凶残、迷信、发狂，是专横的统治者，是个伪善的人。许多人异口同声骂了他上百年，到如今真相大白了，是非清楚了。英国国会的墙壁上挂着数百幅先哲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然而，我国民众对王安石又怎么样呢？捕风捉影地丑化他、诋毁他，真和宋代的元祐、绍兴年间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也有称赞他的人，但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罢了。稍进一步，也只是称赞他做事敢于负责任，至于他的事业意义如何深远、如何伟大，却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点。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像一块美玉被深埋在矿井之中，永远也发不出夺目的光彩。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伤心得读不下去，痛哭失声！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读书人对小人往往很宽容，不加责备，对君子却总是很严格，动辄得咎。其实，并非只有宋代的读书人这样啊，实际上，这种毛病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之中，时至今日发展得更加严重了。孟子不喜欢求全责备，所谓求全，就是从优秀中苛求毛病，从好中挑出不好来，即俗语所谓的“鸡蛋里挑骨头”。尽管也有人这样来褒贬一个人，但还从未有人完全抹杀一个人的优点，同时又虚构出他的缺点、毛病来污蔑他。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从宋代读书人诋毁王安石开始的。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天性是保守的，他们遵循着祖宗法度不能变的教诲，不肯有一点点变革。他们看到王安石搞的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施政办法，竟然都表现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这倒也不奇怪。在我看来，政见就是政见，人格就是人格，怎么能由于政见不一样，党同伐异，不能取胜就故意编造一些情节攻击这个人的私人道德呢？这就像村妇之间打架，没有办法便最后互相谩骂，没想到这些有品位的读书人也这样做。于是，造成了千年以来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的世界，使得这些伟大的人物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而所有的人都把欺世盗名的乡愿精神当作自己应该具有的品质。啊，我每次阅读《宋史》，都不得不放下书本，伏案痛哭啊！

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怦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王安石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在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使他一时间成为很有影响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的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并辅佐君主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违背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这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一家世代居住在临川，他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向他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在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出现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时，宋太宗的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地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怎能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当荆公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却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这怎么能责备荆公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了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原因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的治国大计，《宋史》中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

到了近代，又有江西金溪的蔡上翔先生（字元凤），用毕生精力作了一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的人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各有各的看法，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儿好恶之心。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的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实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我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在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儿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南宋）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杨用修（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合成的一个人，这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国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所著的《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然而，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最杂乱肮脏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两派就斗个不停，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儿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摘。”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以及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谬误，就是其中记载的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中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的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的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的《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这样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勣的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熙宁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熙宁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先不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勣所说的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的《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蔡京造成的。蔡京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他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个人的话说得最透彻，正中问题的症结。王安石受到诬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了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既然程朱理学受到后世的尊崇，那么关于王安石的流言蜚语也就成了无法改变的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宋史》错乱谬误的原因在于它专以表彰古板迂腐的道德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看来真的是这样。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朝人反而把他杀了来答谢金人，真是连猪狗都不如。不过，《宋史》也把他归入奸臣传，只是因为他曾经得罪过那些聚徒讲学的诸位先生罢了。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说他杀曲端与秦桧杀岳飞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张浚的儿子张栻曾在岳麓书院讲学，朱熹也十分尊敬他，就推崇他为名臣，而且罗列了曲端可以杀头的罪名，其实是曲笔罢了。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宋史》中有颠倒黑白、搞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学术的门户之见，使得他们看不见事实，而王安石不幸是其中受诬蔑最严重的一个。我先对此做出这样的批评，我说的这些是否可信，还要指望那些有见识的人。 sD/2uSbJOs0TQ6/jRnEJpZJdzXZH1e0iehoJfUaJa85b22vUilR8C6oPL19hK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