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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冯玉祥由西北进军中原，驻于开封。这时我在他的总司令部新建的教育部工作。因此，我有机会直接或间接知道一些他在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逸闻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有助于了解他的为人和治军；但时过境迁，多被遗忘。兹就记忆所及，略述几个片段。
冯玉祥是行伍出身，是身经百战的总司令。他的部队各级长官，绝大多数都是他早年战友或下属逐级提拔的。他对士兵的教育，是家长式的教育，是冯的子弟兵，所以在他部队中流行着这样的歌谣：“打的亲，骂的疼，不打不骂是路人。”
冯到了官大位高的总司令和省主席时，所需辅佐人员决不是一个小圈内所能解决的，因而必须向各方延揽所谓“高级宾卿”或“高级幕僚”。对于这些人，绝对不能采用家长式来对待了。因此，冯玉祥对待幕僚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首先，以师待之。冯既是穷家出身，幼年失学，长爱学习，同时也由于他的地位一天天提高，迫使他非学不可。他学中文，又学外文；既学散文，也学诗歌；既学社会科学，也学自然科学等等。因而他的专业教师不只一个，也有条件请到一些饱学之士。他对这些专业教师是必恭必敬，以师待之，一点也不苟且。人所共知的有王瑚（铁珊）、徐谦、陈国梁等。
其次，以友待之。总司令部除了军事之外，也有一些科学、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因而添设教育部专管其事，都需要专业人员以主其事。冯在这方面，也很想和他的军事一样，做点突出成绩，于是多方延揽大学生、留学生以及一些负有声誉的专家，云集开封，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教育厅长江恒源（向渔）、教育部长凌冰（济东）、查良创（勉仲）、河南中山大学校长邓莘英，还有陶行知、邹秉文、许士骐；等等。他对这些人都是以友待之，对他们不摆架子，谦虚谨慎，促膝谈心，采纳意见。但其中的友谊程度又各有不同。与陶行知则属于“咬耳朵”之类的友谊。
最后，以僚属待之。中级以下人员，不管是聘请而来，还是自动投效的，一般说，都是以僚属待之。但其中也有程度的区别。至于从子弟兵中提升的，那就不管他地位高低，都是以僚属待之，但与一般僚属又是有区别的。
冯玉祥的名字，原来不叫“玉祥”而叫“玉香”。怎样改的？谁替他改的？有一段小故事。
冯玉祥入伍时，名叫“玉香”，以后逐步升为排、连长以至营长，依然还叫“玉香”。升为团长以后（是否团长，不很明确，但肯定还不是旅长），在北京投片进谒京兆尹王瑚（即上文师中王瑚）。王见冯相貌魁伟，谈吐不凡，心生爱意，从此常相往来，相谈甚得，冯亦以长者尊之。某次，二人又相聚，王说：一个人的名字，本来只是一个记号，也就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了，但在习惯上常常代表一个人的名位事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地位高，事业大，而他的名字倘若庸俗小气，无形中就会降低人的尊严。因此，我认为你的名字“玉香”，就和你今天的地位事业很不相称。冯认为很有道理，便欣然向王说：“我自幼贫穷，没有上过学，名字也是老人家随便起的，入伍后也没有改，就一直叫下来了。现在，就请老师代我改换一个名字吧！”王略加思索说：“你的官职已经不低了，‘玉香’也已经叫开了，全改是有不便的。我想给你改换一个字，把‘香’改为‘祥’，不叫‘冯玉香’而叫‘冯玉祥’了，音很相近，不是好像没改的一样吗？”冯大喜，从此便改叫冯玉祥。
冯玉祥在开封时，不要人称他“总司令”或“主席”，要求以先生称呼。按那时的风俗习惯，“先生”是一种很广泛的普通称呼。但是，“先生”二字落在“总司令”和“省主席”身上，其含义就不同了。
总司令部的文人和省府系统的厅、局中高级干部，特别是列在师友的，不论在什么场合或私人谈论中，涉及冯时，总是说冯先生如何，或冯先生怎样。这些人和冯对面谈话时，迳称“冯先生”，不称“总司令”或“主席”。冯和这些人对面谈话，或在公开场所提到时，也是称某某先生，例如对教育厅长江恒源，不称江厅长，而称江先生；对教育部长凌冰不称凌部长，而称凌先生；等等。但在他子弟兵系统之内的人员，就不在其列了。
冯玉祥系统的军队，官兵都无薪饷，是人所共知的。冯兼河南省主席时，对省府系统的厅、局人员，基本上采取和军队一样的待遇，他的理由是：革命尚未成功，人民生活太苦，不应该增加人民的负担，应把有限的经济用在革命事业上，等等。同时，他又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生活习惯、家庭负担不同于军人，必须加以照顾，因而基本上采取军队式的供给制外，不分职务和等级，上自省府委员、厅长，下至文书、办事员，每月另发生活补助费20元。总司令部的教育部，人员多系文人，也和厅局一样。
对于公务人员的生活供应，衣服一律是棉布，唯蓝颜色不同于军队，上下级没有区别。吃饭供应，就大大不同了。冯强调说，公务员均属文人，所谓先生，要给他们吃得好些，否则会影响先生们的健康，也会影响工作。因此，当时首府各厅、局的伙食是很好的。一日三餐都是白米细面，自不待说，而副食菜肴也制作精细。按规定，八人一桌，每逢星期三晚餐，外加两个好菜，星期六晚餐，外加四个好菜。所以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很满意，称之为“三日一小宴，七日一大宴”。
那时实行薪给制的工作人员，除少数高级人员外，中下级人员待遇很低，有吃无穿，更难养家。实行供给制后，对中下级待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真正降低的只是中上级的大官，因此，来自苏、浙一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官、被当时革命浪潮鼓舞前来参加工作的人，只有“哑巴吃黄连”，忍耐一时之后，便“借故请假”，更接着来个“长假不归”，于是人才就这样陆续“逃跑”了。
1928年春，上海、南京等处一批学生来到河南，要求冯玉祥分配工作。冯在郑州亲自接见，并征询他们愿做什么工作的意见。他们表示愿做教育工作。冯说，军队的教育工作，就是教“大兵”（冯对外界人谈到士兵时，惯用“大兵”二字）。他们表示愿意教兵，而且露出教兵的工作是容易的情绪。这种情绪被冯察觉了。冯说，请诸位明天先参观一下军营生活，并给“大兵”们讲讲话。
第二天，冯亲自陪同他们参观和讲话。之后，冯就他们给士兵的讲话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术语和名词的问题。冯说，名词、术语，在大学里，先生、学生都很习惯，听了入耳，也很顺耳，但在军队中，就不入耳，更不顺耳了。因为我们都是大老粗，不懂得。对他们讲这些东西，好像对牛弹琴，无动于衷的。冯接着用几句通俗易懂的话，来代替“积极”“消极”的含义，并问道：这样说法，是不是符合“积极”“消极”的意义呢？是不是大兵们就容易懂了呢？学生们连连点头，一致表示同意说：好！好！冯接着说，教大兵这件事，说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兵的都是穷家孩子，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很多；识字的人，也只认识斗大的字，一两箩筐吧！因此，教他们识字、读书是容易的；但是，他们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人，东奔西跑，见得多，听得多，想到的也不少，因而就有许多实际问题瞒不过、骗不了。他们总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这又是不容易的……这一番话，说得大学生们口服心服。
学生们此后常对人这样说：冯先生是有真实学问的，见了他，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学问，自己是太不行了！
新中国成立前，一般城市的城门在晚上一定时间都要上锁的。上锁后，再有出进城门的人，必须持有当地最高级军警司令部的通行证，否则任何人都不能通过。
冯驻开封时，有一天夜间，有人自称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由于出来早，也没有预料回来这么晚，因而没有带通行证，请门岗通融一次，准予进城。值班门岗说这个规定很严格，无证不能进出，并强调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更应严格遵守。这位官员多方解说，自己负有重要任务，若明早进城，就要误事……值班岗哨坚决不允，并说，你既是总部长官，更能了解守卫人的责任，决不能放进无通行证的人黑夜进城。不这样做，不仅是违法的，万一发生事故，哪个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你如真有重要任务，打电话也可以解决。这时这位官员态度很强硬地说，依你的说法，什么人都不能通融或例外吗？假设总司令这时从城外来，也不能进城吗？哨兵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城，即便是总司令没有证明，也不能进城的……
说到这儿，这位官员不慌不忙地从身上掏出一件证明，双手递给哨兵。哨兵接过一看，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连忙把门大开，口称：“总司令！总司令！”原来他就是冯玉祥乔装的。冯双手拉着哨兵的手，连称：“好弟兄！好弟兄！你不要以为我是冯玉祥就惊慌了，你做得对，做得很对！应该这样，以后永远这样做！”
第二天，冯传令，表扬这位值班哨兵，并给予奖励。
冯玉祥不仅经常乔装普通军人，暗查部队情况，而且乔装老百姓，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他的军队军风的反映。
冯驻开封时，曾乔装外地客人，到城西角游逛。有一老人正在园地做活，他就上前和老人打招呼，谈上几句后，向老人要水喝，便同老人到屋里，喝水后，就和老人及其老伴从家常谈起了。其中主要的对话是：
冯：开封驻的是什么人的军队？规矩不规矩？
老人：是冯玉祥的军队！总的说算是好的。
冯：怎样好？好在哪里？
老人：冯玉祥的军队管得严些，不许当兵的随便进老百姓的家，乱闯乱闹；也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
冯：能这样好吗？每个当兵的都能做得到吗？
老人：人多品不齐，管得再严，也不是个个都能听话的。少数坏人、调皮捣蛋的，也不是没有的。
冯：有兵到过老大爷家里吗？
老人：没有来过。
这时他的老伴抢着说：当兵的虽然没有到家里来，可是有一天，我的一只老母鸡刚刚下过蛋，从家里跑出去，有两个老总从门前过，就被他们抓去了。我听见鸡叫，赶忙跑出去，鸡就没有了。
老人：一只鸡算个啥，不到家里乱拿东西，就是好的。
冯：一只鸡子说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拿老百姓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就不能算是好军队。还听说拿别家东西没有？
老人：这倒没有听说。听说冯总司令很厉害，他常常到处私访，当兵的不敢胡闹，万一碰到他，那就不得了。再说几十万大军，管得人人都好，确实也不容易。
冯：老大爷见过冯玉祥没有？
老人：这样大的总司令，咱老百姓怎么能见到？
冯：他出来时看不到吗？
老人：出来时，站着许多岗哨，又有许多卫兵跟着，不许老百姓靠近，又怎么能看见呢。
冯笑嘻嘻地说：“老大爷，你想看看冯玉祥吗？我就是冯玉祥！（随手把帽子取下）请老人家仔细瞧瞧冯玉祥的模样吧！”
老人听说他就是冯玉祥，顿时惊惶万状，他的老伴更吓得打哆嗦，话都说不出来了。冯一手拉着老人，一手拉着老人的老伴，笑着说：“我谢谢你们，我冯玉祥从来不护自己的短处，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不讲理的人。”老人和老大娘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我们老糊涂了，老总们没有拿我的鸡，我是胡扯的……”冯玉祥说：“老大娘不要这样，有什么说什么，偷鸡就是偷鸡，说出来很好嘛。”冯这时从身上掏出五块钱来，笑着说：“这几块钱是我赔偿老母鸡的钱，请老人家收下吧。”老夫妻俩一齐说：“不可，不能收，这怎么行呢？鸡不一定是老总们拿去的，即便是的，一只鸡能值几文钱？总司令宽宏大量，不责备我俩老糊涂就好了，要我们收下这些钱，我老两口还有脸吗？”冯反复解释、安慰他们说：“一只母鸡虽不值多少钱，但是下蛋的母鸡，连蛋算上，可就不少了，请老人家收下吧！以后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去找我，或是写信给我，我是欢迎的！我打搅你们了，我走了，再见！”
大约是1928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上午，冯在开封南门大菜场集合部队及总司令部各单位和省府各厅局干部讲话。冯登上讲台时，左臂夹着一件灰布棉大衣，讲话时才把大衣放在一旁。大意是：外面有些人说冯玉祥会装假。冯玉祥穿布衣、吃大饼，都是作假……是的，冯玉祥穿的是布衣，和弟兄们一样，吃大饼也是不错的。我想，一个人对于吃饭穿衣，真能够作假的话，也不算什么坏事吧！一个人能够在吃饭穿衣上作假几十年，更不算什么坏事吧？！但是，我不管那些人怎样说，我在吃饭穿衣上要作一辈子假呢！我这样说法，当然又会有人在背后议论说，冯玉祥又在说假话了！
冯驻开封时，洛阳西工是他的军事学校集中地。这里有初级军事学校、高级军事学校、各兵种专业学校等等。
一次，冯到洛阳公毕离开时，各校学生列队欢送。冯从每一队前走过，看看他们的精神面貌。走完又回到其中一队前面，叫他们全体坐下，脱去鞋袜，伸出两脚。全场为之惊异。这时，冯从衣袋中掏出一把剪刀，蹲着给学兵剪脚趾甲。一边剪，一边不住地问：“你的脚趾甲长了这么长，多少天没剪了？”或者问：“你的脚这样脏，几天没洗了？”等等。当时他的夫人伴随在旁，很风趣地插话说：“你还说他们，你自己的脚趾甲够长的，脚也够脏的了……”冯同样有趣地答道：“是的，我还有你来关心我，他们有谁来关心呢？”
他说：“今天我给几个弟兄们剪脚趾甲，将来又会有人指手画脚地说：冯玉祥又在作假呢！是的，我不能给我军每一个弟兄剪脚趾甲，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各级官长，尤其是排、连长特别注意。你们应该关心自己带领的弟兄的一切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穿，更要关心他们的清洁卫生。大家想想看，弟兄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谁是他们的亲人？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不关心他们，还有什么人关心呢？官长就是他们的亲人。如果官长不以亲人看待他们，他们又怎么能不思家念亲呢？剃头、洗澡、修指甲等，都是小事，但我们不能看作小事，事实上也不是小事，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对身体的健康，对军容实力的影响，都有很大关系，而且更表现了官长对弟兄们是否关切！”
最后，冯高声问道：“冯玉祥是在说假话吗？”“不是！”“冯玉祥是在做假事吗？”“不是！”冯于是“噢”了一声说：“只要你们不认为冯玉祥在作假就行了！”
冯玉祥在群众性的大会上讲话时，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插入这样一段话：“现今世道，不讲什么‘人道’‘不人道’了！现在的世界，是‘霸道’的世界，是‘横行霸道’的世界，是你抢我夺的‘强盗’世界。处处有‘马道’（马路），没有‘人道’（人行道）的！就拿开封来说，最好的也还是‘马道’（开封当时最好的一条路，也是最热闹繁华的一条路，是相国寺东边的‘马道街’）！‘人道’不如‘马道’！”
冯玉祥某次在集合部队讲话时，好像心有所感，因而一开始就用极不平常的语调问道：“弟兄们！现在有人说冯玉祥是个‘大军阀’！你们说，冯玉祥是不是一个‘大军阀’——”全场高声回答道：“是——”这个出人意外的答声，弄得冯玉祥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冯不动声色地站着不动。稍停一会，他用不很高的声音，不是用问的口气，而是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噢——冯玉祥——还是一个——大——军——阀！”这时又应声而起：“不是——”冲破了短暂的沉寂的空气，活跃了全场的人群！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笑话呢？由于部队惯例，答话是用简音的“是”或“不是”。那时的讲话，既没有扩音器，又是在讲话的开始，会场还没有安静下来，话音也不是很高，因而士兵没有弄清楚问话的内容，就不自觉地答个“是”，弄得全场各级官长都下不了台，又由于冯的应付得当，转变了气氛。
接着，冯玉祥讲了什么是“军阀”，怎样就不是“军阀”，才结束了这次啼笑皆非的集合。
冯玉祥对部队的学习很重视，因而经常鼓励士兵学习。他发给每人一只背包，随身携带应读的书籍和用具，以便随时随地学习。一般士兵学的是识字课本、冯总司令语录、三民主义问答，等等。高一级的官佐学的是三民主义、曾胡治兵语录、总司令语录之类。总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还制定了一些学习制度，例如在吃饭前和睡觉前，一定先学习5—10分钟，或是认识几个字之后才能吃饭或睡觉，以表示读书和吃饭、睡觉是同样或更为重要的。
在一次鼓励士兵们要认真学习的讲话中，冯说道：“现在你们的官长都希望你们学习，领导你们学习，发给你们学习的读本和用具，给你们定出学习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我当兵时，和你们今天是大大不同的。官长固然不领导学习，还不给学习时间。自己有时自学，官长和弟兄们看见了，不是讥笑你，就是挖苦你，使你啼笑皆非。那时我经常偷偷地在夜间学习，在住室墙壁上挖个洞，小小油灯放在里面，书就拿在洞口外边，一则为了看清楚；二则为了遮避灯光，不妨碍大家睡觉，更不会使弟兄们知道。但是，一天夜间一个弟兄起来小便，见我正在学习，当时虽没说什么，可是第二天，他就当着我的面对许多弟兄说：‘冯玉祥夜间在用功，想升官，想当班长；班长有缺时，还不是冯玉祥顶补吗……’大家一齐哄笑，弄得我无地自容！”
韩复榘当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冯驻洛阳。有一天，冯命令调韩复榘最精锐的手枪队去洛阳，韩不肯从命，冯大为震怒，即派总部大员某人（据说是参谋长李兴中）亲去开封，把韩复榘叫到洛阳。韩见冯时，脚上穿着一双新皮鞋（有的说是礼服皮鞋）。冯就从鞋上开话，说：“你的这双鞋很好呀，新买的吗？价钱很贵吧……”接着就说：“你现在当了主席，吃穿都很讲究，在家有人守卫，出外有人保驾，事事都很威风了！我在这里，没人管了，连守卫的人都没有？好啦，请你去给我站门岗守卫吧！”韩本是在冯的家长式教育下成长起家的，这时他虽满肚子气愤和恼火，但敢怒不敢言，只有乖乖地走到司令部门外执行站岗任务，一直站了两三个小时。经一些高级人员再三求情，冯才饶恕了韩复榘。
1929年，冯军由开封西撤，韩复榘行至黑石关，掉转东去，背叛了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有人认为与这两个钟头的门岗是不无关系的。
一天下午，冯在陕西华阴驻地办公室接到一份电报，大吃一惊，怒气满面，默不作声。少顷，大呼拿绳子来。左右人不知何用，不敢不拿。这时，冯一面伸出自己的双手，一面喝令：“把冯玉祥绑起来！”这真吓坏了左右的人。他们服从命令就得动手“绑”，不“绑”就是违抗命令，真叫左右为难了！他们只有垂手而立，俯首不语。冯再三喝令：“绑！绑！绑！”但他们只有抗命到底。这时，冯向地下一坐，用自己的双手乱打自己的脸，哭泣又气愤地说：“冯玉祥不要脸！该打！该打！”一些高级人员前来劝解。冯说：“冯玉祥太丢人了，几十年教育出这样的部下，自己应该负责，不加惩罚，还有什么法纪呢！……”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韩复榘的叛变。关于这个消息，冯已有所闻，但他决不相信。自信他的所有将领都是他几十年亲手教育提拔的，一向管束很严，怎么也不会叛变他的，因而认为是谣言，是传说，绝不足信的。这天来的电报，证实了消息不是谣传，而是真的。冯对此事感到万分痛心，感到家长的威风丧失殆尽，对其他将领是否忠诚也已丧失信心。经人劝解，怒气虽然稍平，但坚决要记“冯玉祥大过一次”，以示薄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