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0年7月，冯玉祥派人到郑州招兵，说是成立随营学校，招学兵。有个荆迪凤（音），也是郑州人，在冯部十六混成旅当排长。我找荆迪凤说：“我去。”并到关帝庙求得上上签。签上说：“公侯将相本无种，虽暂困，终必泰。”我始终相信它，决心跟荆迪凤上十六混成旅。同时去的共37人，都是学生。到了湖北谌家矶检查身体，有七人未过关。我被编在十六混成旅的补充团第一营第四连。
当时，十六混成旅有四个团：一团团长李鸣钟，二团团长张之江，三团团长张树声，炮团团长鹿钟麟，补充团长张维玺，旅参谋长刘郁芬，参谋刘骥。
冯玉祥曾对士兵讲话说：“你别看我现在当了旅长，我也当过伙夫，当过兵。你们好好干，保国卫民，才能当官。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他常问我们：“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大家回答：“是老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你们脱了军装不干了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冯又说：“钱跟你爹放在一块，你们不能见了钱就不要爹了。”他常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当时操练很严格，早晨3点钟起来，冬天穿短袄单衣，非跑到出汗不可，长距离跑步，最艰苦了。天冷打雪战，弄得浑身是雪。河水结冰了，赤身到河上，用脚蹬开冰块，下去洗澡，真是刺骨的冷，连长张自忠带着大家苦练。
每天早上操练两个钟头，下午练各种体操、木马、独木桥、跳高、跳远等。学军事知识，不识字的，认《六百字课》。一天不认三个字，不能吃饭。士兵臂上佩一个白布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
旅部原有一个模范连，连长是冯治安。11月，又把我们这个连调到旅部，成为模范第二连，还是张自忠当连长。这样，时常跟着冯玉祥，冯不断对我们讲话。
第三团团长张树声请假不干了，便由补充团张维玺调充。补充团长为刘郁芬，参谋长由刘骥充任。
1920年11月间，十六旅调到信阳，与毅军鲍德全、河南归德府镇守使闹矛盾。吴佩孚支持鲍，要打十六旅。冯把鲍打败了，把鲍1000多人的枪缴了过来。吴佩孚下令给冯：枪要交回去，少一颗螺丝也不行。冯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完完整整地退给他。
在信阳这一阶段，训练特别严格，特别紧张，吃穿更困难。
1921年，吴佩孚命令十六旅去陕西打督军陈树藩。陈有几个旅的人，吴叫冯一个旅去，想借陈灭冯。冯部到郑州后，两个模范连列队迎接吴佩孚。吴对我们很客气，拍拍我们的肩膀，笑笑。
冯部到了潼关后便不走了。冯玉祥、刘骥等曾在城楼上开会，我不知其内容。这时训练更紧，纪律极严。如一个姓杨的连长因调戏妇女，冯决定枪毙他。杨求饶，冯说不行，鹿钟麟、张之江都跪下求情，也不行，杨还是被枪毙了。
约在二三月间，冯部由潼关出发，过灞河，水齐腰，衣服尽湿，又冷。四个团在前面打陈树藩，两个模范连跟旅部在后面。前面张之江指挥，后面是冯本人指挥。我们只听见炮声枪声，不到半天，把陈树藩打跑了，冯带两个连上西安，那时陕西督军是阎相文。
这时冯玉祥的部队改编为十一师，冯是师长，旅长有李鸣钟、张之江等。
那时，陕西杂牌军很多，省长刘镇华有20多个营，胡景翼有4000至5000人，郭坚有l000多人。这些人都向督军阎相文要饷，阎没有办法，喝大烟自杀。阎死，吴佩孚叫冯玉祥当督军。
冯当督军后，两个模范连改为学兵营，张自忠为营长，冯治安升为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这时，冯开始拉拢刘镇华和胡景翼。因郭坚拉拢不了，便想法子收拾他。冯请郭来吃饭，把冯部士兵的《精神书》200多本发给郭的部队，不断和郭见面，尽讲好话，说他不错。一天，冯请郭吃饭，以摔酒杯为号，让手枪队出来把郭抓起来，当场就拉出去枪毙了。冯对郭的部下说，愿干的留下，不愿干的回家。这样收编了一部分郭的部队。
1921年5月，吴佩孚叫冯把督军让给别人，上河南打赵倜。赵是河南督军，有四五十营部队。吴还是要借赵灭冯。
冯部上河南，刘镇华特别高兴。我们离开陕西时，刘部列队欢送我们。冯走后，陕西军政大权由刘独揽。
冯部由陕至豫，一路急行军。冯规定要严守纪律，一定要公买公卖，一草一木、一针一线都不准向老百姓借取。如有不守军纪的，要严办。一路上不准住民房，都搭帐篷露营。到潼关，休整一天，继续向洛阳前进。到郑州有火车，我们没有坐，步行到洛阳。部队由洛阳到郑州，驻在郑州附近，学兵营跟冯玉祥驻在洛阳。郑州附近还有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冯带了一个手枪队到郑州和靳会面，赵倜知道了，准备晚上收拾冯玉祥，冯闻知后，星夜回到洛阳。到洛阳立即带领学兵营向郑州开拔。坐火车到汜水关，铁轨被扒去一条，修复半小时，继续前进。到了郑州，学兵营住在二里岗老百姓院子里。这时，在郑州以东20多里的地方，冯部与赵倜的部队接火了。赵倜人多，冯部打得很艰苦。一天夜里，冯命令学兵营向前方增援，在火线挖战壕，准备打。一夜无事。拂晓，有人来接防，学兵营回到二里岗休息。大约中午的时候，胡景翼和冯玉祥来到二里岗。靳部第八旅机关枪营长下命令说：现在我们向敌人攻击，正面由冯督军部队担任，右翼由胡景翼担任，左翼由八旅机关枪营担任。命令后，散开，前进，学兵也前进。张自忠不管一切，命令前进，谁不前进，枪毙。双方打得很激烈，我们没有什么进展；胡景翼的队伍上来了，他们枪支很少，见枪如命，六七千人上去空手夺枪，就这样把赵倜打垮了。冯把这些兵集合起来，整顿好，向开封前进。到开封，学兵营驻在演武厅，一面学习军事，一面学《精神书》。
三个月后，我到教导团学习，团长是石友三，教育长是张维藩。我被编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高树勋。在教导团，一天操练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学习军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初级战术等。六个月后毕业，我升为司务长，被编在河南第五团第二营第五连。团长门致中，营长吴清旺（音），连长李增志（音）。
当时官兵薪饷，每月只拿到五分之一，司务长5元，排长7元，连长71元，营长140元，团长280元，旅长400元，师长600元，特别费l000元。冯玉祥送钱给孙良诚，一送就是一两万现洋，所以孙感激冯。当时士兵借饷，规定交到我手里，叫“士兵存款”，这是西北军的老规矩。不叫士兵乱花钱，有钱一定要寄回家养父母；绝对做到“烟酒必戒，嫖赌必戒”。这是冯玉祥的规矩。我当司务长，从不喝人茶，抽人烟，兢兢业业，谨慎小心。
1922年一二月间，冯部开到北京，驻南苑、西苑一带。冯在河南时，成立了五个团，全是少喝没吃的老百姓。五个团长是佟麟阁、门致中、过之纲、葛景章（音）、韩复榘。五个团是冯自己搞的，没有饷，吴佩孚一看，冯几个月就增加了五个团，日子长了，更不得了，制服不了他。因此，把冯部调到北京。当时黎元洪当总统，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冯当陆军检阅使，无实权。冯把河南招来的五个团编成三个混成旅：第七旅旅长李鸣钟，第八旅旅长张之江，第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
我当司务长，还管队伍。天冷，早上跑步，排长不去，我去。干了三个月，升为排长。先在机枪连，后调回二团二营五连。升了官，我更加拼命苦干，不敢出一点错。后来又把我调到学兵团辎重连当排长。石敬亭这时是十一师参谋长。
学兵团长由冯玉祥兼，团附张自忠。后来冯不兼团长，由参谋长石敬亭兼团长。学兵团的训练、学习，比普通团更紧张。排长以上还学英文，由美国留学生教。学军事，学各种技术，严格注意卫生。每星期先检查枪支，有一点脏就要挨打；再检查个人卫生，衣领、口、鼻、指甲都查；再就是查宿舍、厨房、厕所。营长戴白手套摸一摸，有点黑，司务长就要挨打。有一天，我当全团值星官，检查内务时，发现厕所有一个苍蝇，张自忠在全团军官们的面前叫我趴下，用洋镐把我打了五下，打得我几个月不能起来。我发誓一辈子也不跟张自忠。后来队伍要出发，我被送到第八混成旅医院。
1924年三四月间，冯部出发打张作霖。吴佩孚的计划是：分三路攻东三省。第一路总司令彭寿莘，第二路总司令王怀庆，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第一、二路攻山海关，第三路由古北口经赤峰攻东三省。吴佩孚的阴谋是：一、二路先打下东三省，冯到不了，回头一、二路打冯，消灭冯。冯玉祥看到吴佩孚要收拾他，就联合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胡、孙各有一万多人，冯是国民军第一军，胡是第二军，孙是第三军。吴佩孚催冯赶快出发，冯老是拖。吴下命令，冯没有办法，只好出发。一天走七八里，十天才走到古北口。我这时病未完全好，张自忠派人叫我上前方去。在前方住了两三天，忽然宣布回北京。一天一夜走了180里，天亮到了北京。老百姓说，天兵到了。学兵团住在旃檀寺，冯把曹锟赶下台，把溥仪赶出故宫，由鹿钟麟经手“逼宫”。溥仪、亲王、宫女等人出来时，什么都不准带走。
那时，学兵团和另外两个团在北京驻守。一、二、三军向天津、山海关进发，回过头来打吴佩孚，抄吴的后路。吴在天津，冯打天津，各国公使迫吴离开天津，吴只得坐两只兵舰，带七八百人，逃到湖北鸡公山（湖北督军肖耀南原是吴的部下）。吴走后，张作霖进关，与冯推段祺瑞为执政。
当时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鹿钟麟为北京卫戍司令兼一个师长。京兆尹（市长）是刘骥。青海、甘肃、察哈尔、热河、绥远、宁夏、陕西都归西北军。这时是冯玉祥兴旺发达的时期。
赶走曹锟后，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北督办。很快又把孙岳拿掉，提李景林为河北督办。山东督办郑士琦，后来是张宗昌取而代之。
段祺瑞派王揖唐当安徽督办兼省长，王有顾虑，要冯玉祥派部队保护他。冯派我带30名内卫队保护王督南下，冯亲自对我说：“你这次跟王督上安徽，有很大意义。他没有部队，你去，咱的部队向南方发展，你就是告示，好坏全在你。你几十个人就代表西北军，军纪要特别好，全国看着你。”这时冯是西北边防督办。
我当排长，带30个人的内卫队保护王揖唐南下。到蚌埠，王下车时，有五个混成旅长去接他。到督办公署后，王对我说：三天以内不见客，你这卫兵特别注意，不准闲人接近。三天以后，王接见了几个旅长，要看看这几个旅的部队。有一天阅兵讲话，王要他们守军纪，听命令。而后三个旅长向王要三个月的军饷，王发愁，没办法。一天，王到车站接陈树藩，乘机坐车跑到安庆，把我留在蚌埠。当我们决定走时，有一营军队要缴我们的枪。我们开会决定：宁死不交枪，并作好战斗准备。他们的旅长说，你把他们几十个人解决了，冯玉祥派十万大军来，你们谁能打得过。结果，他们不敢缴我们的枪，我们离开蚌埠到了安庆。
王揖唐曾是南北调和的代表。他在安庆的时间很少，时常以安福系首领身份到各省去活动、拉拢，以巩固段执政的地位。他到湖北找督办肖耀南，并去看吴佩孚。吴住鸡公山，王只带我一个人去。他不让吴知道我是西北军的。王说：“你们是死敌。”王、吴谈话时，叫我离开，不让我听。王还到江苏与卢永祥督办联系，到江西和方本仁督办联系，到芜湖与吴金标镇守使联系，为段执政做工作。
约在1925年4月间，王揖唐上北京，路过郑州时，胡景翼上车与王谈了话。到北京时，卫戍司令鹿钟麟、京兆尹刘骥都去迎接他，很隆重。在北京住了一星期，王上张家口见冯玉祥。冯带张之江、张自忠等团长以上军官都去欢迎。王冯谈话内容，我不清楚。听说是冯跟张作霖有矛盾，张占了天津，还要北京，说是快要打了。一打，南方要起来，吴佩孚要起来，四分五裂，段执政要完蛋。王督去见冯，大概是为这个。
王又上东北见张作霖，没有叫我跟他去。他去东北，主要是调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矛盾。两三天后，他回到北京。刘骥到郑家花园见王时，先到我的住处。刘对我说：“你要好好干，你这几十个人代表西北军，只要跟王督，升官不成问题。”不久王回安庆，以后再没有出去过。
6月间，王又上北京，仍然是去调和冯、张的矛盾，没有成功。王给我电报，说他不回安庆了，辞职了，叫我留在安庆。我打电报给冯玉祥，要求归队。冯复电，叫我率队北归。回到张家口，冯又叫我把家眷接去，住在督办署，和李德全住在一起，后来感到不方便，便在外面找房子住下。
一天，冯对我说，在衙门待了七八个月，吃苦耐劳的作风恐怕丢了，派你几十个人到附近的土山上掏井，一定要掏出水来。挖了一个多月，快有泉了。冯派我到交通兵团当上尉副官。
1925年冬，西北军和东北军打起来了，就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第一师第二旅被奉军打垮了，程希贤升任旅长，收容溃退官兵。程派我当旅部手枪队长兼五团二营营附。每天激战，旅长上前线，我始终不离。一天，在廊坊车站，徐树铮的专车经过这里，西北军把徐拉下来就地枪毙。是冯玉祥为陆建章报仇，陆是被徐害死的。
廊坊一带，每天激战，伤亡也很大。冯玉祥本想速战速决，三天把李景林打垮。谁知李很能打，我们打了个把月，一点没有进展。冯下令“总退却”，意思是北京都不要了，守南口。张之江、鹿钟麟一看电报，觉得这样丢人，也对不起冯。他们把“总退却”改为“总攻击”，规定不准放枪，全拿大刀、刺刀拼，分三道战线，前边拼完了，第二道上去，第二道完了，第三道上去，决心死战。一天拂晓前，以大炮为记号，开始攻击，把李景林打退了，我们向天津方向追。门致中带一个旅在最前面，进入天津市区。对方有三个团长、一个参谋长、一个师长往租界逃时，被抓住带到总指挥部。那个师长说跟鹿司令熟，要求见面。程希贤去报告鹿钟麟，鹿批了四个字：“准予袅首。”程希贤的号长把他们杀头了。李景林失败后，退到山东。
这次作战，西北军伤亡很大，战后各归原地。
1926年，张宗昌、李景林联合向天津进攻，兵力很强。此时孙岳当河北督办，顶不住，驻北京的西北军全部出动支援。我当副营长，到前线去打。张李两部攻势很猛，西北军只有防御力量，不能进攻。张有一团白俄骑兵，厉害，不怕死。我带一个连加一个排在天津不远的地方守一座大桥，对方多次进攻，被我打退了。白俄骑兵来冲，我们尽力防守，伤亡一半。最后他们用山炮轰，盖沟被掀了，一百几十人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带着队伍，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退到一个村子，又支持了几天，便退到北京附近，驻在离南苑一二十里的地方，全部挖沟，准备抵抗。很快，对方打到北京，我们向南口退。我们这个旅一直退到察哈尔附近。这时冯玉祥上苏联去了，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守南口的总指挥是刘汝明。东北军和吴佩孚的军队攻南口，很猛烈，我们伤亡很大，打了几十天，被东北军打垮了，南口被攻破。张之江见大势已去，离开张家口。队伍纷纷退却，刘汝明在后面收容散兵。“西北票”成废纸。我们第二旅归韩复榘指挥，跟着退到绥远。
西北军退到绥远一带，决定打阎锡山去。韩复榘大概是第三路总指挥，攻大同。锥子山（音）是大同的门户，韩复榘派我这一营去攻，他对我说：“打不下锥子山，我要杀你的头。”山上有三道防线，一道一道被攻破了。全营五六百人，最后只剩下三十余人。韩又给我拨了一部分人。
大同攻不下，就把它围住，抽我们这营去保护口泉煤矿。煤矿监督赵品山跑了，我们在赵的公馆里缴获了十几个皮箱，我报告了团长，结果给旅长拿去了，也给团长一些，我连一根毛也没捞到。
后来我部又被调去打大同。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一连人冲上去，一个也没有生还。上面又决定还是派兵围住大同，绕过它前进，向山西进攻。晋军抄我们的后路，宋哲元（热河都统）带一个手枪团支援我们，才把晋军打退。忽然又接到命令：总退却。韩复榘的第三路军退到绥远驻防，和晋军接洽，说归他们指挥。晋军要求他们穿山西军服装，“白牌牌”要卸掉，韩复榘都答应了。具体归绥远都统商震指挥，到时要钱，领衣服。
行军路上，我们住老百姓的房子，临走扫地，糊窗时打破了碗，赔人家钱。一针一线不能动。这是冯玉祥的治军办法。冯还派军法官在队伍走后查，查出不按规定办的，给连长撤职处分。
到了洛阳，韩打电话叫我，我骑马到指挥部，韩复榘集合营长以上军官，说我打仗勇敢，是责任以内的事，但用办公费买盘、碗，从中渔利，判处五年徒刑。这是曹福林对我的报复，过去在北京时，我请假回家，当晚没有回营，团长曹福林骂我“混蛋”，我打了他一拳，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当了师长，就来报复我，这是1927年夏天的事。几天后，部队向郑州出发，把我送到洛阳县监牢里，坐了十个月的牢。石敬亭想办法把我放出来。我出来后，上训练总监部高级班，后当步兵一大队四中队中校中队长。在训练总监部受训的有三千多人，主要是各部队挑选的营、连、排长，我那个中队的学员原是连、排长，教官是保定毕业的。一次蒋介石来洛阳，到训练总监部讲话，大意是全国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对敌，共产党是主要敌人。讲了一两个钟头，我是这次才见到宋美龄的。
北伐时，孙良诚最卖力，号称铁军，蒋介石为了使冯部里面起矛盾，直接委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冯当时是蒋介石的军政部部长，见蒋委任省主席不通过自己，不买蒋的账，不让孙到差，而叫石敬亭去代理。当时训练总监已取消，后来冯才叫孙去当山东主席，这是蒋冯矛盾之一例。
从冯内部说，也不断发生坏事。如郑州国民大队长王长春，曾是石敬亭的学生，因为贪污，被枪毙了。又如，陕西兵工厂督办沈家新（音）因强娶女学生，也被冯枪毙。沈是石敬亭的学生，石去电报保沈，电报未到，沈已处死。这些事例说明冯玉祥执法严，但犯法的人仍不少。
冯玉祥命令将编遣人员收容起来，在郑州设立训练所。训练所长是刘汝明，赵登禹的弟弟赵学礼是大队长，我在赵下面当中队长。
韩复榘当河南省政府主席后，把训练所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师长是过之纲。我当时在这个师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当营长。那时上甘肃招新兵，到了天水，住一两个月，差不多团长以上的官都弄个姨太太。特务团长赵学礼花l000元现洋把一个名叫兰芬的妓女娶来做小老婆。过之纲撤了赵的职，赵带小老婆到潼关，他哥哥赵登禹在潼关一带驻防，有个旅长出缺，赵学礼当了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他逛窑子，叫手枪队把门，谁都不能去。各团各营分到各县招新兵，征来的兵，出几十块钱就可以放回去。过之纲师长发财，团长以上都发财。有个副营长杀了团长，架走营长去当土匪，跑的人到了汉中，张维玺（汉中镇守使）把几十个人抓了回来，一律枪毙。
各部把兵招齐了，第一师改名为军，过之纲当了军长，有兵无枪，便派两千人到鹿钟麟那里领枪，只领回四五百支破枪。没有枪，每人发一把大刀。赵学礼被撤职，过之纲派我去接任特务团团长，驻天水。
大半是上边知道过之纲在天水弄得不太好，忽有消息说，张自忠带第六师来接防。我当团长不到两个月，过调我为第一旅副旅长。我怀疑是过认为我是张自忠的人，靠不住，所以把我的团长职务拿掉了。张自忠到天水前一两天，过之纲带第一师跑到青海投孙连仲去了。过不叫我跟去，派我负留守责任。第二天张自忠带两旅人来了，见到我，要我想办法给认识的人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原来做什么，仍然做什么，保证不拨散。我去联系，一师二旅旅长董泽光（音）带一个团回来了。张自忠把特务团归董节制，成立十八旅，董当旅长，我为副旅长。一方面因我有功，一方面叫我监视他。不久，过之纲又回来了，大概是孙连仲把他的队伍拨散了。过后来奔西安，带着11个骡子驮着现洋、金沙，发大洋财了。
过走后，张自忠补充枪支，加紧训练，一个师完整的三个旅，人马齐全。一方面，整顿军纪，还是冯玉祥“不扰民”的办法，跟过之纲不同了；一方面，筹饷，要现洋，筹了几十万款，派一团人护送给鹿钟麟。押运部队走到武功县时，几千老百姓和红枪会打来了，想抢枪，抢接济，打了几个钟头，终于把他们打退了。他们都是老百姓，年景不好，弄吃的很困难。过了武功县，再没有遇到麻烦，平平安安到了西安。
这时听说冯玉祥由山西回来了，冯阎要联合打蒋介石。当时冯的部队大概有十万人。孙连仲从青海调回来了，高树勋跟孙当师长。青海不要了，后方部队全调上去，准备大战。西北军在平汉线，阎锡山晋军在津浦线。第六师张自忠直达郑州，开到离许昌几十里路的地方。接着，孙连仲、吉鸿昌、孙良诚、方振武、高树勋、鲍刚，都开到平汉线。第六师向许昌进攻。十八旅全是甘肃兵，最顽强，最能打。张自忠下命令：有枪的打枪，没有枪的拿大刀砍，扔手榴弹，不准后退，后退杀头。我是张自忠的人，董泽光让我指挥。第一次，攻下几个村子，打得蒋军节节败退。可是我们伤亡也不小，听说左右友军也打得相当激烈。特务团长刘振三受伤躺下了，张自忠派我去当团长，打到离许昌二三里的地方。张自忠决心要把许昌拿下，命令我带特务团进攻附近一个土围子，我带头爬上墙去，半路滑下来，跌伤了腰。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终于把土围子拿下来了。张自忠把我送到开封总医院去治疗，几个星期后我重返前方，许昌还未打下，张叫我仍去当副旅长。我照样上前线指挥作战。后来，两个旅被蒋军包围了，张派最精锐的十七旅绕到蒋军后面，不到半天，把包围我们的部队打退了。十七旅伤亡也很大。因为柘城方面吃紧，张又调第六师到柘城那边去，一到就上火线，很激烈，要不是第六师来，蒋军一下就到郑州了。
冯玉祥的总指挥部设在郑州，先驻在县政府，蒋介石派飞机来炸，把郑州炸得一塌糊涂。总指挥部搬到了城东北一座高塔附近。前方战斗激烈，伤亡很大，需要补充兵源，张自忠派我回郑州请总司令部想办法。冯玉祥批准由过之纲新兵师拨一团人，过不给，又经司令部黄维纲处长打电话联系，过才拨给一个团，团长叫姚启发（音）。验收时，我按花名册点名，姚对我不满。我用电报向张自忠请示，张叫我把部队停在郑州训练待命。这期间，我经常上冯玉祥那里去。一次，听见冯打电话给郑州十八里河的吉鸿昌，要吉坚决顶住对方进攻，要抽出部队出击，非死守不行。这时大约是1930年七八月间。
不久，听说汪精卫来，说是不打了，停止攻击。主要是阎锡山不打了，不但不打，还要撤兵，冯这边确实是胜利的。事后知道，蒋介石已经打不下去，准备撤退了，再打，蒋非垮不可。就在这个时候，阎不打了，西北军没有办法。阎锡山从津浦路一撤，我们一个也回不了。汪精卫去了以后，我们停止攻击，就在十八里河附近待着。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给西北军高级将领送现洋，给委任状，只要投过来就有钱有官，把冯玉祥搞垮了。孙连仲头一个带几个军投蒋了。还有梁冠英、吉鸿昌，六师十七旅王修身也走了，归孙连仲。孙良诚也走了。张自忠没有投，第六师还有两个旅没有投，跟张自忠走，过黄河北去，把姚启发团也带走了。张在渡过黄河向北走前，在郑州想见冯玉祥，没有见着，很泄气。回来路上，他对我说：“嘿，蒋给我二十三路总指挥，30万现洋，我没有接受，坚决要回来跟冯先生。没见着。我带部队过黄河，你是郑州人，留下，看看情况怎样。”当夜张带部队北走了。
郑州一片混乱，不愿投蒋的兵纷纷北逃。快到中秋节了，我还是决定走，追赶部队去。到了黄河大桥，人山人海，都是溃兵。过河往山西方向走，半路遇到一排兵，拦住我，叫我们把东西留下。我说，我是副旅长，奉命收容散兵。经我这一“唬”，他们不敢拦了。我“诈”他们，叫他们不得随便乱来。溃败的队伍，军纪坏到极点，随便拉人家的牲口。我带着四个卫兵，也拉了两匹骡子。走到山西地界，赶上张自忠部队，张自忠叫我回四十八旅当副旅长。
部队到了晋城住下，高树勋师也在附近。不几天，高树勋往南走了，他找孙连仲去了。
张自忠带着队伍——两旅一团在晋城，吃喝都成问题，就开到曲沃。阎锡山不给钱，他们就向老百姓要白面，每人要60斤，除吃三四十斤，多余的卖了买菜吃。这时，冯治安来找张自忠，他们是换帖兄弟，张自忠收容散兵给冯治安编了一个师。曲沃附近这两个师，都是冯玉祥的亲信。
孙良诚跑到天津不干了，他的三个师驻在翼城附近，也很困难，军纪也差。三个师长：张人杰原是张自忠部下，汤传声原是冯治安部下，鲍刚原是方振武部下。张自忠派我去找他们，想把他们拉过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张人杰说，他现在是师长，过来当个旅长，不干。汤传声有点犹豫：去吧，当个旅长，不去，队伍没有张人杰大，怕张吃掉他。第二次又去，鲍刚请我吃饭，张人杰作陪。鲍当面说我，去拉他们的队伍，不客气的话，把你抓起来，不但不请你吃饭，还让你到小屋蹲着。这次去，汤传声，自动过来投冯治安，这是我的功劳。汤这一师过来了，冯治安把它拨散了，汤做了个师部参议，张人杰更不来了。
宋哲元失败后，人没了，官也没了，穿便衣过黄河，来找张自忠，住在曲沃附近。这时，张学良在北平，北平、天津一带都归张学良。宋哲元派肖振瀛到张学良那里活动以后，我们归了张学良，成立二十九军。张学良派弓富魁点检我们的队伍，点完以后，说部队要缩编，旅长编为团长，团长为营长，营长为连长，师长不动。缩编以后的二十九军，下有两个师：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每师四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120人。我原来所在的十八旅编为二二六团，团长是原旅长董泽光，我是第一营营长。
缩编以后，发八成饷，团长120元，营长80元，连长50元，发中国票、交通票，可以兑现，还可以领衣服，待遇好多了。如果不归张学良，冻也得把我们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