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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治军，在旧中国新、旧军阀中，有他独特的一套做法。他把自己同官佐士兵的关系看作是父兄子弟的关系，把自己这个军事集团看作是一个大家庭，对于自己的部下表现了极大的关心和体贴入微的照顾。
冯玉祥常说：练兵固然不容易，用兵更不容易，而带兵尤难。怎样才能把兵带好呢？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带住他们的心，只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够同生死，共患难，否则，不管在训练方面有多么精，在战略战术上是多么讲究，一遇到战争的考验，就会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兵心带住呢？他认为必须恩威并施，才能使官兵畏威怀德。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以威服人，另一方面，又要以恩感人。他就是以“家长”的身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
怎样才能做到“以威服人”呢？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打军棍
。在1924年以前，在他的军队里打军棍的风气是很盛行的。挨打的对象多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旅长以上的军官很少挨打，只记得有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人挨过。1923年驻南苑时，军官初期定时集合上课，由四个旅长轮值带班。有一次宋哲元值班，迟到了10分钟，立即遭到棍责。那时冯初由协和医院治疝气回来，躺在床上，他的住室离课堂不远，听说上课的军官均已到齐，而带班的未到，当即叫人看着时钟，宋迟误了10分钟才来，冯命人请军法处邓哲熙来，要打宋的军棍。邓到时见有几位高级军官在那里求情，冯不准，宋自己就趴下来挨了20棍。1925年，张维玺已任旅长，他的部队乘火车北开，经过南口以北的隧道，坐在篷车顶上的士兵被摔死了几名，冯将张维玺棍责20以示惩戒。
冯带兵爱打军棍，只要是没有认真执行他的指示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如在南苑时，举行清洁卫生检查发奖大会，对于成绩最好的营，营长及连长都颁发了奖品，每连还发给20块钱吃肉。对于成绩最差的营，营长及连长每人打40军棍。执行时，先叫一个姓吴的副官打，打得较轻，冯把他推到一边；第二个叫孙团长打，打得稍稍重点，冯仍不满意；第三个叫郭团附打，打得也很轻，冯立即喝令郭跪下；第四个叫徐团附打，徐团附是日本士官学生，向来没打过人，打得更轻，结果冯喝令徐滚开；第五个叫参谋长石敬亭打，几棍子抡下去，就打得那个连长乱滚乱叫。最后冯说：“军队里必须赏罚严明，才能有进步。我的几个弟弟犯了过错，我要管教管教他们，不料有人想在这里买好。石参谋长才是我的好帮手，做事认真负责。”
冯对军官打军棍，不仅是为整肃军纪，有时也是为了“得兵心”。有一次，冯在南苑操场检阅入营的新兵，询问新兵入营后的生活情况，有一个新兵说：“昨晚还没有领到铺草，在地上睡的。”冯把新兵营营长曲受谦叫到跟前，问他：“昨晚你睡在哪里？”曲说：“睡在床上。”冯说：“你为什么不睡在地上？招呼新兵，要像侍候你亲爹一样才行！”说罢，把曲受谦打了20军棍。这一方面是为了叫新兵看看，检阅使对待新兵是如何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惩一儆百。果然，从这以后，各级官长，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对新兵的照顾真是亲切备至，谁也不敢疏忽慢待了。
在冯看来，打军棍是一种爱护部下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提拔部下的考验。事实上，有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记得有一个营长，因为娶小老婆而挨了打，不久就由营长升为团长。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当时冯的部下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喜，骂是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也有例外，军校出身的就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是因为，行伍出身的军官，绝大多数都是由冯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对冯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对冯又有着依赖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冯，在别处则找不到出路。军校出身的青年将校就不同了，他们都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知识，在哪里也能找到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挨打是受不了的。冯也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打军棍的对象都是行伍出身的人，军校出身的只是极个别的。记得有一次因发生火警而打了值日参谋张济40军棍。张是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的。在他被打之后，和他同期的同学郜超（后改名子举）、胡维屏（后改名伯翰）、刘光甫等几个人都不辞而别，跑到广东黄埔军校当教官去了。后来有的当了军长，有的当了总司令。在抗战时期，胡维屏（当时任重庆防空司令）在重庆见到冯玉祥，冯已经不认识他了。他笑着对冯说：“我就是在南苑你打张济时，同他一起开小差的胡维屏。”说罢，彼此哈哈大笑。
冯从多年的带兵经验中，对部下的处罚也是看人行事，有个分寸的。当军校出身的官佐有了过错的时候，用打骂罚跪等处罚是很少很少的，尽管他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常常发牢骚地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这些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是我们请来的‘军师’，经不起打骂，不得不客气些。”
在清朝末叶的北洋陆军中，打军棍是一种常规的体罚之一。在执行的时候，被打的人还要“叫棍”，就是边挨打边喊：“大人恩典。”辛亥革命以后，在冯的部队里就把“叫棍”取消了。只是在打完之后站起来向冯敬个礼，说声：“谢谢旅长管教。”
这种打军棍的处罚方法，当然不仅仅是由冯一人使用，他的各级带兵官都是一致援用的，打军棍打得最狠的莫过于张自忠。他所使用的军棍不是上述的制式军棍，而是练习劈刺用的劈剑，这种劈剑是用牛皮筋绳子将竹板缠起来做成的，一劈剑抽打下去就会捋下一层皮。所以张自忠有个绰号叫作“张剥皮”。后来被冯知道了，集合官长讲话说：“打军棍是一打二吓唬，叫挨打的人知过能改就算了。带兵要恩威并用，有如父兄之待子弟，单靠打是不行的。”
冯在打军棍方面，根据经验制定了“八不打”制度，以防止发生事故。“八不打”的内容是：①官长生气时不能打士兵；②士兵劳碌不许打；③新兵不许打；④初犯过错的不许打；⑤患病的不许打；⑥天气严寒、酷热时不许打；⑦哀愁落泪时不许打；⑧饱食和饥饿时不许打（大意如此）。后来又补充了几条，如老的少的不许打，无恩于他的不许打，等等。
这种打军棍的处罚制度，一直到1926年冯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才通令予以废除。
其次，还有罚跪。罚跪这一种处罚方法，在西北军的前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两三句话不对头，冯就喝令跪下。
冯任陕西督军时，住在西安城东北隅的旧皇城，因为这里早已成一片瓦砾场，就住在帐篷里。冯见操场打扫得不清洁，便把模范连连长张自忠和手枪队队长陈毓耀叫来申斥了一顿，随令二人面对面跪下。他们跪在那里，把值日排长传来带着队伍打扫操场，一直跪到打扫完毕，才叫他们站起。
在南苑时，旅长也有被罚跪的。有一位旅长，他的部队在大操场集合，他自己迟到，看到冯怒容满面，不等冯说话，自己就说：“我来晚了，应该受罚。”说罢径自跪在地下。部下的官兵看到自己的旅长自动罚跪，也就跟着跪下，一跪跪了一大片。
罚跪这种处罚方法，偶尔为之，倒是能够起一些作用的。可是被罚跪的人次多起来，反而作用不大，有的人甚至对罚跪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如有一次冯的副官长朱连璧在罚跪的时候，趁冯不在，喊传令员给他沏壶茶喝。传令员把茶壶茶盅放在他的面前，他就悠闲自在地品起茶来。冯转来看见他正在跪着喝茶，也有些忍不住要笑，便说：“罚跪还能喝茶？”这位副官长说：“谁家的法律也没有罚跪不准喝茶的条文啊！”一句话把冯逗乐了，连说：“有你的，去吧！去吧！”朱和冯同时在一起当兵，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他敢和冯开玩笑。
冯这一套处罚的方法，当然是封建落后的方法。但是，在他的军队中因被处罚而开小差的比其他军队是少的。这是因为他的“以威服人”，只是带兵方法的一个方面，还有“以恩感人”的另一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也就使得人们安之若素了。
冯经常以“带兵要得兵心”来教导各级军官。冯在这方面，可以说下了最大的功夫。所以他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相比较，无论在军风纪方面，还是战斗力方面，确实有他独到之处，这同他的“得兵心”的带兵方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怎样才能够做到得兵心呢？他的做法是先从“勤求兵隐”入手。他经常亲自到兵棚子里与士兵同吃同住，同他们谈生活，谈家常，谈志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对他们的连排长有什么意见，都一一记在日记本上。有时在无意中听到他们一些私下的议论，他也默记下来。还经常派自己的亲信随从深入下层了解情况，部队里的中下级军官也经常把一些情况直接报告给冯，冯便根据这些情况，把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有些问题他总喜欢亲自去处理，例如：升了级的官长，都要亲自向冯谢委，冯即当面勉励一番。甚至一个班长升了排长，也要亲自向冯谢委（北京政变以后，部队扩大，驻地分散，这种情况就很少了）。当班长升排长向冯谢委时，冯常常亲自把一套新军装、一柄新指挥刀和一顶新金箍军帽给这位新排长穿戴披挂起来。
冯常常亲自到连里检查卫生，看看士兵的牙齿是否干净，指甲剪了没有，眼睛是否有沙眼，解开纽扣检查内衣是否清洁，脱掉鞋检查洗了脚没有，到伙房里看看伙食，到营房里看看内务，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总之，体贴入微，关心备至。
冯还经常亲自到医院里慰问伤病号，亲自为他们擦澡，有些伤病号为此感动得流泪。在战时，有的伤兵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回到前线。有时遇到需要为伤兵输血的时候，他听说伤兵的血型同自己的血型相同，他马上把袖子挽起来抽自己的血液，用来挽救这个伤兵的生命。由于冯的以身倡导，他的部下也都效法他的做法，所以他的军医院所需的血，是不需要从外边去买的。他有时还亲自为部下担任看护。如程希贤扔手榴弹炸掉了右手，在治疗时，冯亲往探视，并送些鲜花和食品。有一次李鸣钟受了冯的申斥，他在家装病不上操，冯知道他好使小性子，便亲去看他。李以被蒙头，呻吟不止，冯虽然料到他未必是真病，但也认真地抚摩他的头，看看他的脸色，问长问短，安慰他好好调治，安心静养。经冯这么一慰问，他的“病”也就霍然痊愈了。冯常说：“带兵要如父兄对待子弟一样，要亲之近之，才能建立深厚的感情。”
他的部下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因此他经常告诫部下不要乱花钱，特别是严禁烟酒嫖赌，要把薪饷节存下来养家，有余力的要置些田产。在军队中设有储蓄所，每月发饷之后，除了留一些必需的费用外，他要求官兵把钱储蓄起来，俟积有成数时，就代为寄回他们家中。
冯的原配刘夫人常常瞒着冯向军需处要钱，冯得知这种情况，常常起口角，甚至动手打过几次，夫妻之间因此失和。但是这位刘夫人仍然多次借口要钱，军需处又不敢不给。日积月累，她竟在北京城内外买了新房子20多所。刘夫人故去后，冯检查她的箱子，发现了这些房契，冯除了留下两所外，其余都分赠给他的军官。冯在南苑时，曾以很低的官价买了许多官地，也分赠给部下。有一次，团长以上军官还给分赠价值数百元的新旧书籍。冯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时，曾一次买了春绸数百匹，羊皮袄数百件，分赠给团长以上军官的父母。1928年北伐时，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每人赠给两箱高级日用品。
此外，为了部下儿女的教育问题，他曾经在十六混成旅时期办了几个官佐子弟学校（先称育德学校，后改称今是学校）。为了提高官佐家属的文化水平，还办过一个培德学校（后称求知学校）。
他的部下，家中不断有人来探望，冯必派专人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赠送他们一些应用的物品。他们看到自己子弟在部队过得很好，又长了出息，无不满意而去。
冯的司令部设有专管抚恤的单位，对阵亡或伤残官兵的抚恤金办得很认真，不管军饷多么困难，抚恤金是一文也不许拖欠的。如北伐时期，第二集团军总部内，于军政司下设有抚恤处，以武景唐为处长，傅德贵为副处长，专办抚恤，一次拨付专款20万元，自订抚恤条例，阵亡的将官一次恤金为6000元，校官由2000元到4500元不等，尉官由1200元到2200元不等，士兵由300元到900元不等。在政府未发抚恤金以前，先由本军垫付。发放办法，是先发半数，其余分年领发，这是其他军队所没有的。
冯在驻防地区置有公墓和烈士祠，每年清明节，冯必亲率官兵到公墓和烈士祠祭扫。
对阵亡军官查无子女时，曾为之立嗣，如连长李振芳阵亡无后，冯在北京孤儿院抱来一个五岁的孤儿，起名李正义，作为李振芳的儿子，先送香山慈幼院抚育成人，后又送育德中学，在中央陆军交辎学校毕业后，随冯工作很久。听说曹鸿勋也是为一个阵亡的曹营附立的后代。
除了上述的一些事实之外，冯还亲自介绍官长之间结成亲戚，提倡官长之间拜把结盟。尤其是他的招兵方法与众不同，他从来不采用设立招募处的办法，而是派军官回家乡去招募。这些招来的新兵，非亲即故，而且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营混子”和“兵油子”是绝对不能入选的。
上面所述事实，仅仅就笔者所能记忆的述其梗概，当然不够全面，不够具体。但是对于冯的带兵术，已可窥其大略。
冯常常说：“带兵之道，如鸡孵卵，如炉炼丹。”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带兵练兵方面给人们的印象之一，是他以此为最大的乐事。不论他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或有使他感到无法解脱的苦闷，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的时候，立刻就变得活跃起来。他能够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在操场里活动，经常给军队一口气讲三四小时的话不觉劳累，而且越讲越有劲。他那通俗易懂、穿插着有趣故事的讲话，紧紧地抓住了士兵的心。士兵在听讲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毫无倦容。冯嗓音又极为洪亮，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扩音机，而在上万人的大操场上，能够使每个人都听得到，听得清。
他为什么在带兵练兵方面付出这么大的精力呢？一句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的军队就是他的生命。
正是由于他在“恩威并施”方面做得很认真，很有效，所以在绝大多数官兵的心目中，冯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又是一位众人爱戴的尊长。周恩来总理曾说：“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