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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施的带兵艺术
王式九 吴锡祺

冯玉祥的治军,在旧中国新、旧军阀中,有他独特的一套做法。他把自己同官佐士兵的关系看作是父兄子弟的关系,把自己这个军事集团看作是一个大家庭,对于自己的部下表现了极大的关心和体贴入微的照顾。

冯玉祥常说:练兵固然不容易,用兵更不容易,而带兵尤难。怎样才能把兵带好呢?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带住他们的心,只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够同生死,共患难,否则,不管在训练方面有多么精,在战略战术上是多么讲究,一遇到战争的考验,就会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兵心带住呢?他认为必须恩威并施,才能使官兵畏威怀德。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以威服人,另一方面,又要以恩感人。他就是以“家长”的身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

怎样才能做到“以威服人”呢?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打军棍 。在1924年以前,在他的军队里打军棍的风气是很盛行的。挨打的对象多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旅长以上的军官很少挨打,只记得有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人挨过。1923年驻南苑时,军官初期定时集合上课,由四个旅长轮值带班。有一次宋哲元值班,迟到了10分钟,立即遭到棍责。那时冯初由协和医院治疝气回来,躺在床上,他的住室离课堂不远,听说上课的军官均已到齐,而带班的未到,当即叫人看着时钟,宋迟误了10分钟才来,冯命人请军法处邓哲熙来,要打宋的军棍。邓到时见有几位高级军官在那里求情,冯不准,宋自己就趴下来挨了20棍。1925年,张维玺已任旅长,他的部队乘火车北开,经过南口以北的隧道,坐在篷车顶上的士兵被摔死了几名,冯将张维玺棍责20以示惩戒。

冯带兵爱打军棍,只要是没有认真执行他的指示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如在南苑时,举行清洁卫生检查发奖大会,对于成绩最好的营,营长及连长都颁发了奖品,每连还发给20块钱吃肉。对于成绩最差的营,营长及连长每人打40军棍。执行时,先叫一个姓吴的副官打,打得较轻,冯把他推到一边;第二个叫孙团长打,打得稍稍重点,冯仍不满意;第三个叫郭团附打,打得也很轻,冯立即喝令郭跪下;第四个叫徐团附打,徐团附是日本士官学生,向来没打过人,打得更轻,结果冯喝令徐滚开;第五个叫参谋长石敬亭打,几棍子抡下去,就打得那个连长乱滚乱叫。最后冯说:“军队里必须赏罚严明,才能有进步。我的几个弟弟犯了过错,我要管教管教他们,不料有人想在这里买好。石参谋长才是我的好帮手,做事认真负责。”

冯对军官打军棍,不仅是为整肃军纪,有时也是为了“得兵心”。有一次,冯在南苑操场检阅入营的新兵,询问新兵入营后的生活情况,有一个新兵说:“昨晚还没有领到铺草,在地上睡的。”冯把新兵营营长曲受谦叫到跟前,问他:“昨晚你睡在哪里?”曲说:“睡在床上。”冯说:“你为什么不睡在地上?招呼新兵,要像侍候你亲爹一样才行!”说罢,把曲受谦打了20军棍。这一方面是为了叫新兵看看,检阅使对待新兵是如何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惩一儆百。果然,从这以后,各级官长,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对新兵的照顾真是亲切备至,谁也不敢疏忽慢待了。

在冯看来,打军棍是一种爱护部下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提拔部下的考验。事实上,有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记得有一个营长,因为娶小老婆而挨了打,不久就由营长升为团长。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当时冯的部下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喜,骂是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也有例外,军校出身的就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是因为,行伍出身的军官,绝大多数都是由冯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对冯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对冯又有着依赖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冯,在别处则找不到出路。军校出身的青年将校就不同了,他们都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知识,在哪里也能找到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挨打是受不了的。冯也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打军棍的对象都是行伍出身的人,军校出身的只是极个别的。记得有一次因发生火警而打了值日参谋张济40军棍。张是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的。在他被打之后,和他同期的同学郜超(后改名子举)、胡维屏(后改名伯翰)、刘光甫等几个人都不辞而别,跑到广东黄埔军校当教官去了。后来有的当了军长,有的当了总司令。在抗战时期,胡维屏(当时任重庆防空司令)在重庆见到冯玉祥,冯已经不认识他了。他笑着对冯说:“我就是在南苑你打张济时,同他一起开小差的胡维屏。”说罢,彼此哈哈大笑。

冯从多年的带兵经验中,对部下的处罚也是看人行事,有个分寸的。当军校出身的官佐有了过错的时候,用打骂罚跪等处罚是很少很少的,尽管他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常常发牢骚地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这些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是我们请来的‘军师’,经不起打骂,不得不客气些。”

在清朝末叶的北洋陆军中,打军棍是一种常规的体罚之一。在执行的时候,被打的人还要“叫棍”,就是边挨打边喊:“大人恩典。”辛亥革命以后,在冯的部队里就把“叫棍”取消了。只是在打完之后站起来向冯敬个礼,说声:“谢谢旅长管教。”

这种打军棍的处罚方法,当然不仅仅是由冯一人使用,他的各级带兵官都是一致援用的,打军棍打得最狠的莫过于张自忠。他所使用的军棍不是上述的制式军棍,而是练习劈刺用的劈剑,这种劈剑是用牛皮筋绳子将竹板缠起来做成的,一劈剑抽打下去就会捋下一层皮。所以张自忠有个绰号叫作“张剥皮”。后来被冯知道了,集合官长讲话说:“打军棍是一打二吓唬,叫挨打的人知过能改就算了。带兵要恩威并用,有如父兄之待子弟,单靠打是不行的。”

冯在打军棍方面,根据经验制定了“八不打”制度,以防止发生事故。“八不打”的内容是:①官长生气时不能打士兵;②士兵劳碌不许打;③新兵不许打;④初犯过错的不许打;⑤患病的不许打;⑥天气严寒、酷热时不许打;⑦哀愁落泪时不许打;⑧饱食和饥饿时不许打(大意如此)。后来又补充了几条,如老的少的不许打,无恩于他的不许打,等等。

这种打军棍的处罚制度,一直到1926年冯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才通令予以废除。

其次,还有罚跪。罚跪这一种处罚方法,在西北军的前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两三句话不对头,冯就喝令跪下。

冯任陕西督军时,住在西安城东北隅的旧皇城,因为这里早已成一片瓦砾场,就住在帐篷里。冯见操场打扫得不清洁,便把模范连连长张自忠和手枪队队长陈毓耀叫来申斥了一顿,随令二人面对面跪下。他们跪在那里,把值日排长传来带着队伍打扫操场,一直跪到打扫完毕,才叫他们站起。

在南苑时,旅长也有被罚跪的。有一位旅长,他的部队在大操场集合,他自己迟到,看到冯怒容满面,不等冯说话,自己就说:“我来晚了,应该受罚。”说罢径自跪在地下。部下的官兵看到自己的旅长自动罚跪,也就跟着跪下,一跪跪了一大片。

罚跪这种处罚方法,偶尔为之,倒是能够起一些作用的。可是被罚跪的人次多起来,反而作用不大,有的人甚至对罚跪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如有一次冯的副官长朱连璧在罚跪的时候,趁冯不在,喊传令员给他沏壶茶喝。传令员把茶壶茶盅放在他的面前,他就悠闲自在地品起茶来。冯转来看见他正在跪着喝茶,也有些忍不住要笑,便说:“罚跪还能喝茶?”这位副官长说:“谁家的法律也没有罚跪不准喝茶的条文啊!”一句话把冯逗乐了,连说:“有你的,去吧!去吧!”朱和冯同时在一起当兵,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他敢和冯开玩笑。

冯这一套处罚的方法,当然是封建落后的方法。但是,在他的军队中因被处罚而开小差的比其他军队是少的。这是因为他的“以威服人”,只是带兵方法的一个方面,还有“以恩感人”的另一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也就使得人们安之若素了。

冯经常以“带兵要得兵心”来教导各级军官。冯在这方面,可以说下了最大的功夫。所以他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相比较,无论在军风纪方面,还是战斗力方面,确实有他独到之处,这同他的“得兵心”的带兵方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怎样才能够做到得兵心呢?他的做法是先从“勤求兵隐”入手。他经常亲自到兵棚子里与士兵同吃同住,同他们谈生活,谈家常,谈志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对他们的连排长有什么意见,都一一记在日记本上。有时在无意中听到他们一些私下的议论,他也默记下来。还经常派自己的亲信随从深入下层了解情况,部队里的中下级军官也经常把一些情况直接报告给冯,冯便根据这些情况,把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有些问题他总喜欢亲自去处理,例如:升了级的官长,都要亲自向冯谢委,冯即当面勉励一番。甚至一个班长升了排长,也要亲自向冯谢委(北京政变以后,部队扩大,驻地分散,这种情况就很少了)。当班长升排长向冯谢委时,冯常常亲自把一套新军装、一柄新指挥刀和一顶新金箍军帽给这位新排长穿戴披挂起来。

冯常常亲自到连里检查卫生,看看士兵的牙齿是否干净,指甲剪了没有,眼睛是否有沙眼,解开纽扣检查内衣是否清洁,脱掉鞋检查洗了脚没有,到伙房里看看伙食,到营房里看看内务,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总之,体贴入微,关心备至。

冯还经常亲自到医院里慰问伤病号,亲自为他们擦澡,有些伤病号为此感动得流泪。在战时,有的伤兵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回到前线。有时遇到需要为伤兵输血的时候,他听说伤兵的血型同自己的血型相同,他马上把袖子挽起来抽自己的血液,用来挽救这个伤兵的生命。由于冯的以身倡导,他的部下也都效法他的做法,所以他的军医院所需的血,是不需要从外边去买的。他有时还亲自为部下担任看护。如程希贤扔手榴弹炸掉了右手,在治疗时,冯亲往探视,并送些鲜花和食品。有一次李鸣钟受了冯的申斥,他在家装病不上操,冯知道他好使小性子,便亲去看他。李以被蒙头,呻吟不止,冯虽然料到他未必是真病,但也认真地抚摩他的头,看看他的脸色,问长问短,安慰他好好调治,安心静养。经冯这么一慰问,他的“病”也就霍然痊愈了。冯常说:“带兵要如父兄对待子弟一样,要亲之近之,才能建立深厚的感情。”

他的部下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因此他经常告诫部下不要乱花钱,特别是严禁烟酒嫖赌,要把薪饷节存下来养家,有余力的要置些田产。在军队中设有储蓄所,每月发饷之后,除了留一些必需的费用外,他要求官兵把钱储蓄起来,俟积有成数时,就代为寄回他们家中。

冯的原配刘夫人常常瞒着冯向军需处要钱,冯得知这种情况,常常起口角,甚至动手打过几次,夫妻之间因此失和。但是这位刘夫人仍然多次借口要钱,军需处又不敢不给。日积月累,她竟在北京城内外买了新房子20多所。刘夫人故去后,冯检查她的箱子,发现了这些房契,冯除了留下两所外,其余都分赠给他的军官。冯在南苑时,曾以很低的官价买了许多官地,也分赠给部下。有一次,团长以上军官还给分赠价值数百元的新旧书籍。冯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时,曾一次买了春绸数百匹,羊皮袄数百件,分赠给团长以上军官的父母。1928年北伐时,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每人赠给两箱高级日用品。

此外,为了部下儿女的教育问题,他曾经在十六混成旅时期办了几个官佐子弟学校(先称育德学校,后改称今是学校)。为了提高官佐家属的文化水平,还办过一个培德学校(后称求知学校)。

他的部下,家中不断有人来探望,冯必派专人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赠送他们一些应用的物品。他们看到自己子弟在部队过得很好,又长了出息,无不满意而去。

冯的司令部设有专管抚恤的单位,对阵亡或伤残官兵的抚恤金办得很认真,不管军饷多么困难,抚恤金是一文也不许拖欠的。如北伐时期,第二集团军总部内,于军政司下设有抚恤处,以武景唐为处长,傅德贵为副处长,专办抚恤,一次拨付专款20万元,自订抚恤条例,阵亡的将官一次恤金为6000元,校官由2000元到4500元不等,尉官由1200元到2200元不等,士兵由300元到900元不等。在政府未发抚恤金以前,先由本军垫付。发放办法,是先发半数,其余分年领发,这是其他军队所没有的。

冯在驻防地区置有公墓和烈士祠,每年清明节,冯必亲率官兵到公墓和烈士祠祭扫。

对阵亡军官查无子女时,曾为之立嗣,如连长李振芳阵亡无后,冯在北京孤儿院抱来一个五岁的孤儿,起名李正义,作为李振芳的儿子,先送香山慈幼院抚育成人,后又送育德中学,在中央陆军交辎学校毕业后,随冯工作很久。听说曹鸿勋也是为一个阵亡的曹营附立的后代。

除了上述的一些事实之外,冯还亲自介绍官长之间结成亲戚,提倡官长之间拜把结盟。尤其是他的招兵方法与众不同,他从来不采用设立招募处的办法,而是派军官回家乡去招募。这些招来的新兵,非亲即故,而且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营混子”和“兵油子”是绝对不能入选的。

上面所述事实,仅仅就笔者所能记忆的述其梗概,当然不够全面,不够具体。但是对于冯的带兵术,已可窥其大略。

冯常常说:“带兵之道,如鸡孵卵,如炉炼丹。”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带兵练兵方面给人们的印象之一,是他以此为最大的乐事。不论他遇到什么困难问题,或有使他感到无法解脱的苦闷,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的时候,立刻就变得活跃起来。他能够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在操场里活动,经常给军队一口气讲三四小时的话不觉劳累,而且越讲越有劲。他那通俗易懂、穿插着有趣故事的讲话,紧紧地抓住了士兵的心。士兵在听讲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毫无倦容。冯嗓音又极为洪亮,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扩音机,而在上万人的大操场上,能够使每个人都听得到,听得清。

他为什么在带兵练兵方面付出这么大的精力呢?一句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的军队就是他的生命。

正是由于他在“恩威并施”方面做得很认真,很有效,所以在绝大多数官兵的心目中,冯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又是一位众人爱戴的尊长。周恩来总理曾说:“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 Pma4j/RNuLMTEJWW4lPyM7wU1+ZJEtkLIycF1Ecsv2mgQf8OrJJkqsAoa47s0F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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