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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在1927年（民国16年）北伐军渡过长江、向北方进军的时候，我投笔从戎。先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军长白宝山，副军长李明扬）九十一师（师长李奇峰）政治部（主任董汉槎）工作。龙潭战役后，三十一军三个师被蒋介石全部缴械消灭，因而我又转到西北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总指挥方振武）。方振武原驻湖北襄樊，后来移驻汉口附近花园。1928年1月，我因徐州教育界朋友一再相约，仍回徐州做教育工作。于是请准了假，乘车北上，转回徐州。
路过郑州时，遇着一位由开封来的客人说：“冯总司令到开封后，军队纪律严明，政治气象一新。”因此，引起了我到开封参观的动机。这时冯玉祥是国民革命军（原称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
到开封的第二天早上，正是星期一，我从河南省政府门前走过，恰巧遇见江恒源（向渔）先生。他乡遇故旧，极为高兴（北伐军未到江苏时，江是江苏省教育厅长，那时我是师范校长）。江来河南不久，新任河南省教育厅长。经过叙谈，了解情况后，江劝我留在开封，他说：“你愿在教育厅帮助我，当然欢迎；你如果对军事教育有兴趣，愿到‘教育部’工作，我是可以介绍的……”我听到“教育部”三个字，就很奇怪地问道：“怎么省里还有教育部呢？”江笑着说：“这个‘教育部’不是一般的教育部，它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教育部’，专管军队教育，不管普通教育的‘教育部’。”接着他又说：“最近，冯总司令从江、浙、京、沪一带，聘来不少的教育界人士在这个部里工作。像教育专家陶行知先生、农业专家邹秉文先生、画家许士骐先生等等。教育界名流凌冰（济东）、查良创（勉仲）两位先生，就是这个‘教育部’的正副部长。我本人也兼任部里编审处长的职务……”
我经过短时期的考虑后说：“还是到‘教育部’做点军队教育工作吧。西北军的军风纪很好，多学点军队优良作风，以便对青年进行教育……”因此，这就给了我见鼎鼎大名的冯玉祥的机会。
我到“教育部”里，大约有十天光景。一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查良创副部长对我说：“冯先生视察回来了，他约定明早5点钟在省府接见你。”（那时不论军队或政府机关人员，都在4点钟起床）。我当时愕然。查看我的神态很不自然的样子，他笑着说：“你不愿意去见总司令吗？”我说：“不是不愿意去见总司令，但是我怕见官，更没有见过大官，见了官没有话讲，去见冯总司令讲什么呢？”查说：“冯先生约你去的，你一定要去。他虽然是一位大官，但他和平常人一个样子，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你一见就知道了。冯先生用人，一般说，中级以上的，他总是要先见见面，谈谈话，才能确定什么职务，发下任命状……”稍停，他又说：“冯先生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不要有任何拘束，青年人要有勇气，说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称他‘冯先生’，不要称他‘冯总司令’。因为他乐意人称他‘先生’，不喜欢人称他‘总司令’。明早我陪你去，但在冯先生接见你的时候，我就不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还是满天星斗，北风呼呼地刮着，我和查副部长准时到达省府。随着引导人被领到一所陈设朴素的房内，刚刚坐下，就见从里间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穿着和士兵一样的灰色棉军服，头戴棉军帽，腰束皮带，腿绑布裹腿，脚穿布鞋。这时我想，这位一定是值班副官，出来招待的。不料引导人在旁就说：“总司令来了！”我随声站起，冯已三脚两步走到我的面前了。他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连声说道：“仝先生您好，您好！”我应声说道：“冯先生您好！”于是我们对面坐下。他开头就说：“仝先生来多天了，我没有在家，昨天晚上才回来，很对不起！”接着他说：“听查先生说，仝先生很愿意给我们帮忙，我们很欢迎。请问过去都在哪里做事？做些什么事情？”我答：“我一直是在江苏省教书，都是教小学生和师范生的，其他工作没有做过，最近虽然也到军队中，但是时间太短了，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冯说：“很好，很好，办教育是很好的。我们是粗人，我们是当大兵的。我们军队的生活是很苦的。当老师的人看不惯，更过不惯我们这种生活的。你来多天了，过不惯我们这里的生活吧？”说完哈哈大笑，两眼注视着我，似乎等待我的回答。我说：“教育界同样是苦的，小学教员那就更苦了。我到这里感到生活很好，既有规律，又有朝气，我很高兴过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只是我的学识浅陋，能力太差，怕的是在冯先生这里做不了什么事情，生活倒是没有问题的。”冯说：“太客气了，我们军队里和一般生活不同，和教育界更不相同。比方说：我们时时刻刻准备行动，说开拔马上就开拔，说住下马上就住下；今天在这里，明天可能到那里；早上在东，晚上可能在西。军队有严格纪律，人人都要遵守，个个都要服从，谁也不能例外的。说到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那就太简单了。”我说：“冯先生所说这几点，确乎是和教育界不一样的。但是，也只有时时准备行动、住地经常变动不一样外，其余关于严密纪律、生活简单、行动迅速等等，教育界也要那样才好，这是我们教育界应该学习改正的。”冯说：“还有，不论哪一界，不管什么工作，都是有薪俸的，军队也有一定的饷额。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同了。军队中不管军官或士兵，只有饭吃，粗布衣穿，没有发饷的。省府部门从主席、厅长起，一直下去，职务虽然不同，每人每月同样补助20元生活费，‘教育部’工作人员的待遇按省府工作人员待遇，每人每月有20元生活补助费，这一点就有不少的人到这里是过不惯的。”他说到这里停顿一下，注视着我，我说：“关于这一点，我到开封第一天就听说了，我认为在革命时期，也是应该这样的。”冯说：“噢！先生已听说了，请在这里各方面多了解一下，不对的地方，给我们提出来，我们去改正……”这时我就告辞了。他送我到门口，又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过些时候再谈谈，请先生多多指教！”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冯玉祥，时何大约有十几分钟。所谈的内容，一半是他问我的种种情形，一半是他介绍军队的生活习惯等等，也即是在了解我的情况，介绍军队的情况。
第一次会见后，大约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冯又第二次约见我。我仍然是准时到达，准时被接见。开始寒暄几句，冯说：“生活过得惯吗？饭吃得来吗？看出我们的缺点不少吧？多给我们指教了！”我都作了简单的几句正面回答。他又问道：“在这一个多月里，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我说：“没有固定做一项工作，只做点临时性的工作。最近这些日子在报馆印刷部检查与整理（新组织的《中华日报》，每天出对开一大张，是一种普通的社会性日报，是‘教育部’业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冯说：“检查什么？”我答：“《中华日报》是早报，但自从出版以来，总是在午间，有时甚至到傍晚才能印出来，早报变成晚报了……”冯这时便插上说：“这已成为晚报了，到底为什么呢？”我说：“主要原因是排字工人和刻字工人不合作，闹意见；另外，校对人员的校对也不得法。现已逐渐改善，早上8点钟左右可以印出了。”冯于是连连说道：“对的，对的。我们一定要把《中华日报》办好，不光是内容编排好，印刷也要好，天明大家都能看到才好，早报到晚上才能印出来，那不是太笑话了吗？请你还要继续帮助他们，一定要在天明印出来……”
这一次的谈话时间短，主要是冯问这问那。我的答话除了对《中华日报》有关问题说得稍为详细外，其余都是很简单的。这次约见的目的，主要是听听我的意见。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有第三次的约见。时间仍然是早上5点钟。经过两次会见，我深深感到冯平易近人，正如查良创副部长所说“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因此，我的精神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冯对我也不像前两次那样客客气气。他开口就说：“仝先生，你想走也不能让你走了，你一定留在这里，给我们多帮帮忙。查先生说，你很能干，给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中华日报》的排印出版，你费了很大的力气，整顿得很好。你办教育很有经验，留在这里给我们教大兵吧！”说罢，哈哈大笑。我说：“我很愿意留在冯先生这里，我喜欢过军队的纪律生活。不过，我是当小学教员出身的，对军事教育是个门外汉，什么也不懂得，以后好好地跟冯先生学习吧！”冯这时很严肃地说：“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了。办教育是不容易的，教人难，教士兵更难。士兵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因为他们都是穷家的孩子长大的，穷家孩子饭都没得吃，哪还有钱上学呢！我这里的士兵，现在多多少少都认识几个字。我们利用每日三餐的饭前10分钟教他们认字，这和学校学生的学习是不同的。士兵虽然识字不多，书本知识很少，但是他们东奔西跑，南征北战，见识到的事情却是不少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经验是不少的。教小孩子虽然不容易，但怎样讲他们就怎样听，因为孩子像一张白纸，社会的经验是没有的；当兵的可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对士兵们一定要讲得合情合理，合乎一切真实情况；否则，他们就不相信，认为你在说谎话。譬如说，假使有一个人说，他一枪打死了几个敌人的话，在孩子们听了，顶多也不过问上一句：‘到底打死了几个？’也就相信了。但士兵一定要问：‘打死几个敌人，用的什么枪？距离有多远？’”他说到这句话时，笑着说：“我又犯了‘三句话不离本行’的毛病了。”他接下去说：“教大兵不能用新名词、新术语，一定要简单明白，说出口就听得懂，不加解释，没有曲折，愈通俗愈好，愈粗浅愈好。这样，才能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愿意学，高兴学。有一次，几位大学生来见我，愿意给我们帮忙。我就请他们给士兵讲话，不料他们满口都是新名词、新术语，什么‘积极呀’‘消极呀’等等。他们讲完了，我和他们说，材料很好，意思也很好，可惜他们听不懂。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我也不大明白，请你们用通俗的话讲。他们几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他们自己还不能用通俗的话讲清楚，这些老粗又怎么能懂呢？我想如果这样说：我们遇事要肯干，只向前，不退后，越干越起劲，愈干愈想干，干得好，干得快，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拼上了’，不就容易懂了吗！反过来说，凡是抱着‘混的’就不好了。混一天少一天，混一会儿少一会儿，遇事总是得过且过，糊里糊涂地混过就完了，这是骗人家，也是骗自己，这就是甘心落在别人后头的，不也是比较容易懂了吗？”冯说到这里稍稍一停说：“总之，我认为教育士兵一定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要了解士兵的生活；第二，要摸透士兵的心理；第三，要根据士兵的经验。能够掌握这几个特点，那就容易了……”
这次会见，所谈的时间比前两次都长，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教育士兵的方法。我回去后，当天上午就接到总司令部送来的委任状、胸章、臂章等等。从这天起，我就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教育部”一员了。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冯玉祥三次约见我，谈话的时间虽然都不算长，而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泛。而且，每一次谈话都有每一次的中心。从形式上说，第一次以了解我的情况为主体，因为我没有军队的生活习惯，又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因而就把军队的情况和特点加以介绍和说明；第二次约见距离第一次约见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就是考验时期，谈话时，从各个问题上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候，看来他已决定留用并确定了工作。所以，很快又有第三次的约见，在见面时开口就肯定了，接着就谈工作方法，并且说得很详细。从这一系列的过程看，冯玉祥用人是慎重、严肃而认真的。为了一个像我这样极其普通的工作人员，竟三次接见面谈，从各方面去了解与考验，确非一般军人所能的。当决定留用之后，便立即完成任命手续。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说干就干，说行就行”，作风迅速、敏捷，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