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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冬，陆大四期同学熊斌约我到南苑担任西北军军官教导团教官，后又当教育长及西北军第二师参谋长。1925年5月，冯玉祥调我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检查处长。兹将我亲见的一些关于冯玉祥的事迹写出来，以供参考。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曹锟、吴佩孚派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在热河抗击奉军。由于吴、冯间早有尖锐矛盾，冯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并把溥仪逐出故宫，西北军称之为“首都革命”。时熊斌任冯的参谋长兼南苑军官军士教导团团长，他让我去当教官。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多是校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下级军官，最大的是尉官。我担任军官教导团的地形测量课目。
我一到教导团就感到有些特别。举例说，喝酒不成，抽烟不成，下饭馆不成，嫖赌更是严厉禁止……各种不准多得很。
一天，熊斌告诉我，接到电报，说石敬亭（时任第四混成旅旅长，归绥远都统李鸣钟节制）要来教导团，不知有什么事。石敬亭外号“小诸葛”，是冯的大将之一，这次专程由绥远前来，必定有重要公干。
石敬亭来到教导团之后，马上集合全体官佐军士，包括所有教官都要站队。他突然从军士队中叫出三个人来，说他们某日晚间私出营门，一夜未归，违反军纪，奉命前来惩罚。这一来我们都发愣：连教导团团长都不知道，他远在绥远，怎么知道的呢？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学员偷偷出去找“暗门子”（暗娼），学员中有的是冯派来负有特殊任务的，随时将情况汇报，冯得到这个报告，才派石敬亭前来南苑处理此事的。
当宣布每人打400军棍的时候，全场静肃，有人担心这400军棍如何吃得消。西北军打军棍原来有一个特点，要一棍一棍数着打，一点也不能马虎，要是你不认真打，就叫别人反过来打你。我见到一般军队乃至衙门打人，都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十”，数得很快，十下也不过打五六下。西北军可不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十……”打一下数一下，还常常叫两个人互打，谁也不敢打轻，更不许卖人情。把这三个人直打得死去活来，疼得往花池子边滚，把砌的砖也撞倒了。打完就“革”，把三个人都开除，衣物立即扔出营门，石敬亭也就搭上车回去了。
我心里嘀咕，这比打贼还厉害，简直把人不当人，太残酷了！我问熊斌：“教官要是犯了错，也要打屁股？……我可受不了，我不干啦。”熊说：“你不要怕，不会打到你头上的。冯先生对教官很尊重，见了面总是称‘先生’。他说过：‘你们要是犯了错，我是不敢打你们的。’你放心好了。”
西北军第二师也驻南苑。某次冯玉祥到第二师视察，发现一个排长屋里痰桶内有个烟头，就问，这是哪里来的？排长说是来了一个朋友。冯问是什么时候来的？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吩咐卫兵室把来宾登记簿拿来查看，没有人来过；又问站岗的卫兵，也不知道。冯就火啦，他说：“抽烟是个罪过，违犯了军纪，你就该说实话，承认错误。为啥还要说谎、拉扯朋友呢？”当即站队，把烟头给大家看，严肃重申，不许任何人抽烟，当场叫人痛打那个排长。连长、营长也受到责罚。
我在西北督办公署当检查长时，有一个保定军校的同学胡文彬到张家口找我，他有一个学骑兵的兄弟想当官，托我介绍。我对胡说：“西北军与别的队伍不一样，冯先生的军风纪特严，烟酒嫖赌样样都不许犯，差一点就要严办，要是犯了错，可没有办法，一点人情也不能讲。”我问他兄弟能成吗？他答应说没有问题，一定叫他严守纪律。我又劝他当个教官，可是他定要上部队，说是受得了。我就把胡文彬的兄弟介绍到张之江部下当连长，张那时是察哈尔都统兼骑兵旅长。
不到三个月，胡文彬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二哥，你快救救吧！我那兄弟被抓到都统衙门去了。”据了解，他因去逛窑子，被张之江派人在窑子里给捆回去了。胡文彬要求不打也不干了。我说这是冯先生定的法律，不打哪成，不干也得打完以后再走人，千万不能先说不干，那更要多挨打。
我向张之江求情，张念其新到部队，少打得，只打了80军棍，打得皮破血流，在送院养好伤之后，才借辞退职。
谷良友同冯玉祥原是在保定练军（绿营）一起当兵多年的老朋友、盟兄弟。谷到张家口找冯说：“你当督办啦，给我个官做做吧！”他想当团长，冯劝他不要做官：“西北军同老队伍不一样，严得厉害；你要是犯了法，我办不办？”并说，“我不是给你钱买了两顷地吗，在家种地吃饭不很好吗？”可是谷良友坚持要做官，冯就派他为步兵团团长，驻防绥远丰镇，省得在张家口碍手碍脚；同时告诫他不能与地面人私相授受，有人送礼，千万不要收，最忌贿赂；又警告他不能喝酒，不能赌钱，并叫他把西北军的条规好好看一看。谷良友表示：“没有错，一定不犯。咱们盟兄弟，决不给你丢脸。”
谷良友这个人爱吹牛，说大话，老毛病改不了。1925年冬，为了决定对李景林（直隶督军）打不打的问题，冯由张家口到包头沿线视察军事力量。谷听说冯要西来，即在集宁大肆招摇说：“咱同冯督办从小一块当兵，是把兄弟，亲如骨肉……”怎么长，怎么短，大包大揽，“什么事都有咱老谷”。对地方上大小官吏、土豪劣绅等发号施令，筹备盛大欢迎会。经过大家捧场，说地方上一切事“都要谷团长在督办面前美言几句”，谷更是飘飘然，得意忘形。于是地主、土豪们设宴先请他喝酒，冯的专车及时到达丰镇，谷抢先上车表示欢迎。冯见到他那醉醺醺的样子，很不高兴，冷冷地说：“谷团长有什么事吗？有事就报告，没有事就下车。”谷良友为了让士绅们看看他同督办的关系如何密切，偏偏赖在那里不肯走。后来一同到车站候客室内，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前来欢迎，谷良友得意地坐在冯的对面。冯又给他台阶下，说：“谷团长没有啥事，赶快看队伍去。”谷仍不知趣，不肯离开。冯实在忍不住了，便问：“在座的（指部队官佐）有谁喝酒？”谷傻了眼，冯见没人承认，便命某处长挨个闻，这个人很圆滑，闻了几个人之后说：“报告督办，我有点感冒，闻不出来。”冯又叫军法处长张吉庸去闻，闻到谷良友面前，便说谷团长有酒味。冯瞪着眼对谷说：“咱早跟你说过没有？为什么硬要违犯军纪？”吩咐拿军棍来，就在候车室里打。谷比冯大，那时已有50多岁了，200军棍真打得够呛。
事后，冯通令全军上下，都要以谷良友为戒，无论亲疏远近，无论老年青年，无论干文干武的，犯了军纪都要严厉处罚，决不宽恕。
冯玉祥很有爱国思想。他在南苑大红门（军官军士教导团所在地）的墙壁上亲笔书有“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我们要发奋图强”等醒目的标语。
冯规定教导团在每天拂晓前放“醒炮”，周围二三十里的人都可听到。他说：“外国人说咱们是睡狮，狮子睡着了还不如狗呢……”所以早上要放醒炮，把睡着的人都唤醒，这也是富有爱国教育意义的。
教导团三面都有营墙，在营墙外面挖一条深沟，像护城河似的。那里尽是黄土，用挖沟的土筑成台阶，每天早起，队长带着学员在台阶上跑三圈，一上一下练膝盖和腿劲，军官教导团有六个队，军士教导团也有六个队，约有一千多人，这么多人在营墙外跑上跑下，形成波涛起伏的“人浪”，煞是壮观。
学员们把这种锻炼叫作“早点”，吃完“早点”，才回去洗脸漱口。一般下雨下雪天也不例外，逢大雨大雪下令后才停止，这时学员们就高兴地说：“今天不吃‘早点’啦。”
冯玉祥很注重夜间教育。他常说：“咱们西北军武器是差一些，就要利用夜间的有利条件来反击敌人。”又说：“打起仗来，谁告诉你什么时间？平时都得作战时准备，随时都要提高警惕，一有消息，马上就得拉出去干。”
冯曾派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绥远都统李鸣钟到南苑，向教导团学员讲夜间教育，不仅教导团教官、学员要搞大集合，凡驻南苑的师、旅官兵，都要集合到教导团来听讲。冯是基督教徒（张之江也是），先得静默三分钟，算是做祷告。夜间教育最要紧的是不许有火光、冒烟，决不准抽烟。无论防御或进攻，都不能有声音。骑兵不许骑着马，只能拉着马走。夜间做防御工事，即使把手打断，也不许叫嚷。一句话，什么声音也不能有。夜间眼睛不成啦，就全凭两耳的听力。
夜间演习，一听到紧急号音，在十分钟内就得整队出发，教官事先也不知道。夜间急行军，纪律要求很严格。还演习辨别方向，纵令是阴天雨天，没有北极星可辨，也要利用树、庙等来识别南北东西。要求大步走，步子大身材就矮，以减少目标。有时还要演习夜间行军做饭，等等。所以西北军对夜战是有一套办法的，常利用夜间作战出奇制胜。
冯玉祥为了增强士兵的体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向对器械体操很重视；他以“四到”来提醒官兵对器械体操的锻炼，四到即想到、去到、看到、做到。不能坐着当官，要身体力行。
曾有一个在参战军第二师师长马良那里当过机枪连长的王永安，同我很熟。他是沧州人，武术特别好，直皖战后参战军垮了，我把王永安介绍到西北军来。张之江看王的武功不错，就留着当副官。有一天，张之江要一个姓洪的武术教官（山东大个子）和王永安比赛摔跤，要我当评判。我想要是把姓洪的摔倒，于张之江面上很不好看，他是都统衙门的武术教官，以后就没有威信了。但是把王永安摔倒也不好，他是我介绍去的。我宣布每次20分钟就停，三跤两胜者为胜。第一回合王永安把洪摔倒了，第二跤两人争开了，势均力敌，相摔不下，相持太久，已过20分钟，我就叫停，就算个平跤吧。因为要两次胜才算赢，现在是一胜一平，借此下台阶。表面上说是平跤，好给洪留点面子，实际他是输了。
冯玉祥对部队的器械体操要求严格。以单杠为例，基本动作就有悬垂、弹道、跨腿上、跨肘等七八项，最高要求是倒立打车轮。时常调集部队官长考验器械体操，并订有奖惩办法，从尉官（排长）到将官（旅、师长）都要参加，如果不及格，排长打军棍100，连长80，营长60，团长40，旅长20，师长罚跪。在单杠旁就放着军棍，谁要不及格，就要当场出丑。有一次考验前，我的一个教导团的学生当连长，他对我说：“老师，我的跨腿上差点劲，我在两条腿上绑上东西，准备挨打。”我立即制止他：“这绝对不成，连穿呢裤绸裤都不成，更甭说绑东西了，发现了非把你腿打断不可。”
官小的考验的项目就多，官越大项目就越少，如连、营长考验四个项目，团长旅长就只有两个。这也是提倡大家都练，挨打的也多是下级军官，借以吓唬士兵，从未听说高级将领挨打受罚的。有些高级将领也确有功夫，如韩复榘、赵登禹都练得特别好，韩是打车轮、拿大顶的好手。
冯玉祥对士兵学文化也很注重，他常说：“咱是当伙夫出身的，一个字也不识，等于睁眼瞎，这份罪是够受的啊！”他在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编印有士兵百字课，每人一本，分《100字课》《200字课》和《400字课》。头年的新兵学《100字课》，二年兵学《200字课》，三年兵学《400字课》。认好了有奖，认不好打手心；有的兵站岗也在学认字，成了西北军的一种风气。冯对士兵们说：“一个好秀才，肚子里不过1000字，你们当了三年兵，也算是半个秀才了。”又说：“咱们西北军就是个大学堂，教你们认字念书，不仅要学会拿枪杆，还要学会拿笔杆，你们将来能文能武，比起咱当兵的时候可阔多了。”
百字课的内容，除了一般常识和当兵应注意的事项外，还有列强欺负、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冯也常对士兵讲，要奋发图强，以雪国耻，通过百字课来实施爱国教育。
某次，冯玉祥到南苑教导团视察，南苑还驻有第二师等部队，他听到附近连上吹吃饭号，立即前往“吃饭”。连、排长见他去了，喊“立正”敬礼，冯忙制止他们不许动：“弟兄们吃饭吧，咱也和你们一块吃，随随便便，不要拘束。”他也盛碗大米饭，草草吃点就走。
冯又赶到营部，同营长一块吃，同是大米饭，却和连部的不一样。他又到团部、旅部、师部去。大米饭都不一样。
饭后来一次大集合，全体官兵都要到，连教导团也得去。冯玉祥首先问大伙：“你们都吃好啦？”接着说：“人是铁，饭是钢，吃饭是个重要问题……咱们吃的，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食，一星半点也不能浪费。”又说：“你们打仗的时候，谁在前头？当一个攻击命令下达，首先是士兵打冲锋，排长在第一线士兵后头，连长又在排长后头，营长、团长更在后头，官越大离枪子越远。咱们打仗是这样摆，说起吃饭来，照打仗的摆法，好点的米应该给前头的人吃。可是现在却是离枪子越远的人，吃的米越好。”他问大伙：“这样合理不合理？”士兵们高声回答：“不合理。”他又问：“官跟兵的肠子肚子是不是都一样？”大伙又说：“都一样。”冯又转问军官们：“咱们说良心话，应不应该这样？”军官们也说：“不应该。”冯说：“咱们当官的对不起弟兄们，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大官吃好米，小官吃次米，当兵的吃乱七八糟的坏米。”他又问：“是谁发的米？”答是军需处。又转问师、旅长：“你们怎么不下去看看？没有得到命令，你们要自个儿拿主意呀，以后决不许这样，来了好米坏米，大家得都吃。”士兵们很受感动，对冯推崇备至。
我在军官教导团当官不久，就升了教育长。熊斌说：“你吃饭若下馆子也不行，找个人做饭不好吗？”于是就雇了一个人给我做饭。我先问他抽烟不，他说不会。有一次我由保定家里回来，见到小厨房里在冒烟，拉开门一看，这老头正偷着抽烟呢。我说：“你老快走吧，冯先生知道了那还了得，不把你两腿打烂！”我也没敢汇报。
冯玉祥对卫生也很注意。无论办公处所、军事教育机关和营房，到处都是干干净净，连厕所也不例外。他规定有一套卫生制度，这也可说是西北军的优良传统。我刚当教育长，第一次到军官厕所解大便（以前我因在外面吃饭，住在朋友家里），厕所可谓一尘不染，也无臭味。它是利用倾斜坡度，使粪便立即流出槽外，掏粪的就在营墙外掏。厕所旮旯里有一堆沙土，有一把木锨，上面写着“粪前一锨土”，我照着做了。解完大便刚回来就有人“报告”，一个管杂务的找我来了，他问：“教育长刚才大便来啦？”我纳闷：当时并没见到有人，他怎么知道呢？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教育长还有一个工序没有做。”我有点发火：“不是粪前一锨土吗，我已做了，还有什么工序？”他说：“还有粪后一锨土。”我去看，原来木锨的背面确有“粪后一锨土”，这是我粗心大意了。
冯玉祥在张家口动员军官眷属剪发，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天，冯打电话给我：“常先生，你来吧。今天我传太太们到督署来开会……”我一到土儿沟，则见下自司务长、排长，上至师、旅长的太太们，凡是在张家口的差不多都到了，莺声燕语，济济一堂。冯说：“今天有一件事同太太们商量商量……”接着就说到剪发（彼时一般太太都留有长发，在头后挽一个髻）的事，意思要我协助。我感到事情很突然，而我对于同太太们打交道很发憷。冯见我发愣，就说：“我来吧。”
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可见冯为剪发早已做了思想动员。那一次，部队在张家口东南沙岭子北面作战术攻防演习，特别用汽车邀请军官太太们前往参观。及演习结束，军官们身上不是泥就是土，有的真像战场上那样狼狈，冯便借此机会对她们说：“打仗就是拼命……你们想不到他们身上那么脏吧，当官的在前线拼命，太太们却在家里涂脂抹粉……这有点不相称吧。”有些太太们很不满意，背地里说闲话：“你只管官，怎么管起我们来呢？”
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讲堂内坐了不少军官眷属，大约有百多人。冯说：“头发本来是美观，可是现在咱们中国民穷财尽，百业萧条，天灾人祸相循，国事日非，咱们快要当亡国奴了，不是享太平、讲好看的时候，咱们西北军最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太太们梳个头，本来没有什么，可是第一，每天梳头要消耗许多宝贵的光阴，第二，还要涂脂抹粉、擦油洒香水，很不经济，许多人要买苏州的胭脂杭州的粉，甚至有的还要买外国的化妆品，还要戴首饰，哪一样不花钱？要知道咱们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多么不容易，如果太太们都讲朴素，不乱花钱，那当官的就安心啦，甭为家用发愁，那就好办啦。”又说：“有的把头发扎得像云彩一样，花枝招展，这不成了摆的花瓶一样。说得不好听的话，那不成了‘玩意’？”
冯同时申明：“我是同太太们商量商量，不是下命令。回去同你们的‘老爷’‘大老爷’‘大人’们合计合计，决不勉强（冯平时说司务长、排长是老爷，连长是大老爷，营长、团长以上的大官就是大人）。”
当场，冯夫人李德全就站出来说：“就从我开头吧。”她自己又不能剪，冯说：“我来代劳。”立时操起剪刀，把她的长发剪去了。当下就有十来个人表示要剪，她们以为是督办夫人亲自给剪的，也是一种光彩。
人们都知道冯玉祥是安徽人，其实他的出生和成长都在保定，他家住在保定东城，那是回民聚居的区域。自他当伙夫直到当督办，他的装束仍和在保定当伙夫时一样，平时灰布短打，毛边布鞋，腰间用布带挽个疙瘩，很像保定卖羊肉的回民。他的子女也不许叫少爷小姐，而是叫大小子、大丫头，女的也穿短打。
无论在他的办公地方或是家里，设备都非常朴素、简单，都是粗木家具。吃的也很普通，常说他最爱吃棒子面窝窝头，这是顶好的食品。
张家口还设有一个小型的电影制片厂。为了宣传冯的俭朴生活，曾摄有一部小电影——《冯玉祥的家庭生活》。1925年，段祺瑞派其内弟、陆军总长吴光新到张家口公干。吴认为冯玉祥是伙夫出身，总有点瞧不起；冯则认为吴是段的小舅子，依靠亲戚关系，哪管什么总长不总长，也瞧不起他，在招待方面不免马虎一些。冯或许是故意气他，晚上请吴看电影，却放这一部自摄自演的家庭生活，我们也陪着看。开始时吴勉强忍耐着，当看到银幕上冯玉祥在一个茅草亭里看书，他的大小子和女儿（刘夫人养的）前来请爸爸吃饭……吴光新就起身去了，很不满意地自言自语：“无聊透顶，我看你这一套！”人们说：“吴大爷生气了。”冯知道后说：“让他生气吧……”这次会见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1925年秋，冯玉祥为筹划攻打李景林的军事，由张家口上包头去视察、会商。督署的大员们都到车站送行，铁路局本给他预备有头等车，另外也挂有运兵的铁闷子车。欢送的人到处找不着他，我奔铁闷子车上，他却坐在那里，由副官处预备新席铺在铁闷子车上。
放着头等车不坐，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故意装蒜，冯却对我们说：“这个车稳当，栽倒了也摔不着。”这却苦了随他同行的高级幕僚们，也只好受点委屈，跟他坐在一起。
冯玉祥的生活虽是那样俭仆，但对高级军官有时也给予特殊照顾。从包头归来，他发给每个将官貉子筒子大皮袄一件，给老太太一件狐皮的，太太则是滩羊皮。他的理由是，老太太养的儿子，对国家有“功”，应穿狐皮；太太还年轻，将来有她的儿子给她。发了不久，又来找我，让人把皮袄都拿出来，他一件一件翻看，原来衣角写有暗号，看有无调换舞弊的情况。
这已是攻打天津的前夕，冯借此激励士气。这次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一举攻下天津，打垮李景林后，西北军实力获得空前大发展。冯玉祥拥有14个师（步兵12个师、骑兵2个师）、3个旅（卫队旅、两个炮兵旅）、5个团（交通团、教导团）等，成为了同奉系、直系鼎足而立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