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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将军举行反直武装政变，反对吴佩孚，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政，为中国的统一与建设进行的革命行动受到了人们的敬重。但政权很快落在皖系军阀段琪瑞手中，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冯将军部宋哲元率军到热河充督统。届时，我父亲姚景川任热河团练，负责地方治安，剿匪颇见成效。宋哲元面见父亲，请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充混成旅旅长。我当时年幼，记得国民革命军戴灰布军衣帽，青天白日旗，约8厘米宽、14厘米长的四方形袖章，蓝地白心，蓝字，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当时的百姓对于鲜明的口号，感到新奇和兴奋。尤其是宋哲元部军纪严明，公买公卖，与官匪有天渊之别。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父亲将冯、宋看成是救国救民之师，遂下决心追随，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由于直奉军阀围攻，冯出走苏联，我父亲在冷口、喜峰口与奉军激战，双方伤亡很重，宋部西撤至张家口。父亲在大滩亲率所部骑兵同席液池旅、聂玉岭旅一起，与奉军血战三整夜，最后父亲毁家弃产，携全族家小西撤绥远，最后到了包头。父亲的壮举在西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冯将军从苏联归来，在包头听见宋哲元将军的报告备受感动，对父亲嘉奖备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将军。
那天下大雪，包头军运频繁，郊区停十几架烂飞机，我还跑到跟前往机舱内看。我和祖父被副官长领到一个大帐篷内，看见一位形似罗汉的人，农民装束，身高一米八以上，穿灰布中式短棉衣、棉裤，白布褂，布操鞋，腰扎宽皮带，短平头，浓眉大眼，脸刮得干干净净，面带笑容，用响亮的河北保定口音，双手握着祖父的手说：“您老人家受惊了，吃苦了！”祖父很激动，眼含欣慰的泪花，感到宽心喜慰。我祖父从外逃以来，第一次有了笑容。冯将军随手拿起一个半斤重的莜麦面馒头给我吃，又拿方块冰糖给我们吃。当时的包头颇有革命气氛，街上时有工、农、商、学、兵的游行队伍，“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李大钊的学生杨绍宣、张伯平、俞绍农是当时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也是父亲的同学和朋友。西北军西撤五原，他们遭到商震的迫害，被关了起来。父亲当时是绥远督统府总参议，保他们出狱，一直住在家中，这是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绞死后的事。这些往事说明，冯玉祥将军一贯主张联俄容共。
1931年“九一八”炮声响，沈阳一夜之间被日军攻占，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东北、华北各地纷纷组织义勇军。1932年日军三路进攻热河，冯将军命肖振瀛、李炘到天津催促父亲速返热河重建骑兵，义旗所至，乡亲们纷纷来投，不日便有数千人。同孙殿英部猛攻赤峰，收复数城。1933年冯将军在张垣成立抗日同盟军，父亲充骑兵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我当时在北平高中毕业，目睹国破家亡，决心弃学从军，参加抗日。在张垣我第二次见到冯将军。一天午后两点，在南营房操场，父亲领我谒见冯先生，父亲说：“我的第二个儿子也参军了。”冯将军笑了，还拉拉我的手说：“救国嘛！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家，我们要雪国耻！”当时军中有很多北平来的爱国学生，为了国家存亡，不怕吃苦牺牲。当时抗日同盟军条件很差，六七月还身穿烂棉衣、破皮大衣，吃的一半是莜麦、荞麦。察哈尔本身就比较穷，忽然一下增加了十几万军队，并且当时日伪军已进逼多伦、独石口，蒋介石也派重兵暗中围剿同盟军。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是严峻的。在我们见到冯将军的当天晚上，放映电影，我同大哥姚铭超同去看，操场上坐满了官兵，白上衣，灰裤子，光头，齐齐整整。听说这支部队是二十九军留守的一个团，还有山西来的汾阳军校（即西北干部学校）学员。电影放映的是冯将军1930年中原大阅兵，访贫问苦，慰问伤员的纪录片，冯将军亲自为伤员理发的场面十分真挚感人。电影放映间隙，宣传队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激昂、热烈，我受到教育，精神上感到很充实。
在张垣时，我见到方振武、吉鸿昌、李发、佟麟阁、李兴中。父亲与吉鸿昌、张凌云部属一度收复多伦，同盟军抗击日军义举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支持。朱子桥捐巨款援军，各地纷纷通电声援，但是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一面派周炳勋、关麟徵等部十多万人马从南口向抗日同盟军扑来，一面派熊斌、李炘劝说冯将军，实际是逼冯下野。冯将军为了顾全大局，主张宋哲元将军回察哈尔主持政局，收编遣散同盟军。当时宋在河北只有两个师番号，不足两万人，因此扩编成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新二师（师长刘汝明），宝昌警备司令姚景川，沽源警备司令张允荣，昌都警备司令高树勋，高走后由张凌云、张德顺接替。阮宣武是沽源副司令，此人是方振武的参谋长。吉鸿昌、方振武率部去河北被中央军击溃。吉逃至天津后被特务捕获被害。方振武当时传说已阵亡，后来方知逃往香港。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就这样夭折了。父亲告诉我，住在冯将军住处的那个大鼻子不是苏联人，后来才知道叫柯庆施。汾阳军校的干部学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很多人留在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张克侠充教育长。我从军抗日的梦想破灭了，乃回北平暂在民大读书，雷殷时任校长。
1934年底，我决心到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学兵连当兵，后入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1936年日军桂田旅团督蒙军进犯宝昌、沽源，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将军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部进驻天津，肖振瀛任市长；冯治安、赵登禹部进驻北平，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佟麟阁在南苑办军官教导团。宋哲元将军屡次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再三表决心，加紧扩军备战，与日军最后一战，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当时已放弃察北六县，我军已撤长城以内，刘汝明是察哈尔主席，父亲骑兵扩充为骑三军，郑大章任军长，父亲任副军长兼骑兵十三旅长，加紧练兵，以应战局转变。我奉命到河北新乡、威县募兵千名，在宣化集训。步兵训练见效快，骑兵能练成上马还容易，而能发挥作战能力就不容易了。所以骑兵扩充很不容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日首相近卫文麿增兵华北，日军二十师团侵占廊坊，我骑兵十二旅一个团一举收复崇礼县，我大哥姚明超受重伤。7月27日，北平四郊发生激战。28日，南苑被日军攻陷，佟麟阁、赵登禹阵亡。29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8月8日，南口战役拉开序幕，第十三军汤恩伯部与日军激战半月有余，最后失守。我部骑兵从长城赤城、尤关，后撤至平绥线铁路沿线，程潜任一战区长官，宋哲元副之。实际华北局势很混乱，父亲深感时局严重，收复失地已成泡影，加以祖父在卢沟桥前夕已病故于宣化防地，父亲爱国忧民，更忧今后前途渺茫。父亲昔日与宋哲元部、抗日同盟军所部皆已被改编为二十九军各师旅团，只有父亲骑兵始终保持独立番号。
当时与李守信所部如陈景春、丁其昌、朱恩五、崔兴五、郭秀珠等师长，皆属父亲旧部，这些人再三表示，如果国军大反攻，他们首先起义投诚，共歼日本强盗。这个问题在同盟军时代就有，陈景春代表李守信就曾来张垣见冯将军，同盟军倒旗，陈也曾几次来张家口，由父亲引见宋哲元将军，也一再表示如果我军反攻，六个骑兵师将同时倒戈反正，还几次将日伪军蠢动情报预先通知我方，使我早有准备，并偷运七九步枪子弹两万箱赠给我方，宋将军命父亲以高级手表10只回赠李守信等人。所以二十九军进入河北，父亲仍留在察哈尔，在宋哲元将军扩军备战的统筹计划中，对李守信反正寄予很大希望，在一次重要高级将领会议中，张克侠参谋处长的作战计划中也着重提到李守信、陈景春的反正问题，把这部的兵力用于从热河直攻东北主力。平、津失守，宋哲元将军处境艰难。冯玉祥将军在中央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对当时情况也深感不安，1938年宋哲元将军因病辞职，到四川养病。我部同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山东临沂，打了场恶战，堵击了日军坂垣师团的进攻，敌我伤亡皆重，刘振三、黄维纲二位师长负伤。我部缴获日军洋马20余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徐州保卫战争取了布防时间。否则台儿庄也无法持久以至胜利，因为敌军两路向台儿庄进犯，一路被歼，另一路已失去优势，加以孙连仲、庞炳勋等皆西北军系统。当时韩复榘不战而退，蒋介石在枪毙韩时也曾征求冯将军的意见，冯表示军法从事，决不姑息。当时二十九军已扩编成三个军，李宗仁始终把张自忠、冯治安这支部队抓在手。台儿庄战役后，当时张自忠领导的这支部队撤守汉水一线，屡次击溃日军进攻，为重庆大后方的安全起到屏障作用，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张自忠将军阵亡，大后方人心震动，义愤填膺，敌人在汉口、南京开庆祝会，国民政府举行国葬，蒋介石、冯玉祥等国民党中央要员亲临迎祭，全国下半旗致哀，张自忠是抗日民族英雄，是军人的楷模。冯将军对张的阵亡深感哀痛。
1940年，陈诚提出重新按苏式编制整军。父亲任骑二师师长，历年战役造成人员马匹伤亡很重，马匹补充困难，训练骑兵非一日之功。屡建战功者，受部队名额局限，该升者不能升，诸如步兵部队当排长的都已当了团长，而骑兵还在待编，由两个师编成一个师，编外军官只好在军官队报到。父亲决心辞去师长职务。
1940年，父亲随同张自忠将军到重庆谒见冯玉祥将军。我当时也辞去团长职务，让给其他有功者，冯先生对我们倍加慰勉，并亲自到亨得利钟表行选怀表一只，亲笔题字刻于表盖上：“景川将军，一门忠义。冯玉祥赠。”这块怀表一直由我保存，可惜在一空难中损失。为了抗战，冯玉祥将军、李济深将军向蒋介石委员长推荐父亲以军委会热河军事特派名义去西北陕坝成立行署，策反李守信部八个师。兄长姚铭超率100人马去了陕坝。冯将军将我留在身边，保送我和梁霭然（鹿钟麟的秘书长）、王维贤（冯先生的亲属，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学天文的）到中训团党政班七期受训。也认识了王侔如、赖亚力等。在中训团我们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和青年团，介绍人一栏我们填了冯玉祥先生。但是在审查中，对梁霭然提出刁难，认为他有共党嫌疑，后来还是通过了。实际梁霭然、王侔如、赖亚力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冯将军对他们倍加信任。鹿钟麟任兵役部长，梁充次长，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我来到后方，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牢骚满腹，在中训团对孔祥熙子女发国难财、过着骄奢淫侈的生活提出批评，受到教育长王东原的责备，此事冯先生得知后，也说我“幼稚”。在保举我去中训团前见冯将军时，他曾风趣地说：“去镀镀金嘛，什么教导团，高教班！”中训团是在“精诚团结、抗日到底”的幌子下为国民党培养、集聚各派势力而设的。中训团毕业后我当军政部部附，又到军官训练班受训，为组建军官总队预备干部。冯将军教导我要安心工作，都是为了抗日，一切从我们做起。
1941年父亲病故于宁夏马鸿逵寓所，戎马一生为抗日积劳成疾，未能完成使命，含恨九泉。冯将军非常悲痛，对我慰勉再三，鼓励我努力工作。1943年经冯先生同意，我到航委会空军一大队充政训主任兼中美混合团随军记者，随B-25飞机轰炸汉口飞机场、黄河铁桥，破坏了日军机场，使之两个月不能使用，敌人铁路运输也面临瘫痪。这些报道文章登在报纸和《中国的空军》刊物上，鼓舞了士气。抗日胜利后，我被从空军中排挤出来，突然被免去职务。那时正是冯先生与蒋介石矛盾恶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