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前言的前言：傅聪家信

第一通

亲爱的敏弟：

首先让我对你道歉，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可是我没有寄，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写的信尽出错，自己看了也讨厌。

我十月三十日才回到华沙，在莫斯科最后给拖住为苏中友协成立大会演出了。回来初期因为想到又要开会等等就心烦得要命。我太渴望着要投入到音乐中去了！最近我已正式开始工作，在弹普罗科菲耶夫、萧斯塔科维奇和舒伯特的奏鸣曲，都是新的，兴致很高，成绩很不错，所以我的心情也好多了。

国内的生活和国外的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

在苏联的演出非常成功，在列宁格勒简直是轰动，特别是普罗科菲耶夫，得到了最高的评价。节目单我要不到多的，一份寄到家里去了，苏联方面答应以后给我补寄，等有了再给你寄吧。

（……）

我现在需要安静，我希望少一点人事的接触，这样好一点，我要安心工作。说老实话，我实在没有心思去解释什么，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妈妈的信附上，谢谢你，我没有什么意见。

也许我的信很奇怪，也许有一股狂妄的味道；可是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不过是希望孤独一点，我要到音乐中去，不然我就不能问心无愧。再谈了，祝你好，不要为我的信不高兴！

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第二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整整两个月没给你们写信了。心里其实常常挂念着，可是提不起笔来。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也不好，我不愿再给你们添增烦恼。我心里一直没有能完全平静下来，究竟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有的时候有一种万事皆空的感觉，沉重得很。最近有一个时期心情又特别坏，工作也不上劲，所以我就写不出信来。这几天安心了些，又开始好好上劲工作了。前天收到妈妈来的两封信， 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

回波兰以后开了两次音乐会，一次在克拉可夫，一次在洛兹。克拉可夫弹的韩德尔以及奥涅格的《钢琴协奏曲》；洛兹弹的独奏会，节目是舒伯特和普罗科菲耶夫，寄上节目单。音乐会的成绩都不错，评论都好。最近练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快练出了，不久可能演出。杰老师对我爱护备至，他有时与我讨论音乐问题，简直不把我当学生，而当做朋友，使我感动极了，新年是在他家里过的。

（……）

至于说到作曲家，我最近最喜欢的第一是巴赫，巴赫太伟大了，他是一片海洋，他也是无边无际的天空，他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是一个有灵魂的大自然，是一个活的上帝。巴赫使我的心平静。其实巴赫的虔诚没有一点悲观的成分，而是乐观的，充满了朝气，同时却又是那样成熟，那么有智慧。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定听一点巴赫的音乐，它好像能使我增加工作、生活的信心。

舒伯特，我仍然迷恋他，他是一个被遗忘了的世界，我最近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即李赫特在上海弹过的，自己弹了才越来越觉得它的伟大、深刻和朴素。

我也开始认识了萧斯塔科维奇。真是了不起的作曲家，我这儿有他的第一、第五和第十等三个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和三个四重奏（第三、第四和第五），我最喜欢他的四重奏。他是近代作曲家中仅有的真正的音乐家之一，他写的都是音乐，他不为新奇而新奇，一切都出自内心，而且在他的音乐里，能找到一种深刻的信仰，像在巴赫、贝多芬身上可以找到的那种。他的四重奏极有深度，同时他又有些与莫扎特相通之处，有的时候是那么天真妩媚。

除了音乐，我的精神上的养料就是诗了。还是那个李白，那个热情澎湃的李白，念他的诗，不能不被他的力量震撼；念他的诗，我会想到祖国，想到出生我的祖国。

我的信会使你们高兴吗？我希望是这样。爸爸心烦的时候，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的，还是艺术能使人宽心。不多写了，祝你们高兴起来，身体好。

你们的孩子聪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同时寄出一包信（爸爸来信）， 一包节目单。

第三通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又好久没给你们写信了，当然心里常常是在挂念着的。今天收到你们的来信，很高兴，知道大家都平安，心里也就安了。

最近工作颇上劲，上星期在贝德戈什奇演奏了巴赫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指挥是捷克人，叫津斯基，到中国去过，大概就是那一位五六年在我的音乐会以后指挥上海乐队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指挥，可是个很扎实的音乐家，跟他合作得很好。

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也早已练出了，不久大概将演出。萧斯塔科维奇的奏鸣曲也练出了。三月六日在学校里将有一次汇报演出，我将弹巴赫的《萨拉班德和帕蒂德》，这是一个变奏曲；萧斯塔科维奇的《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奏鸣曲》。

最近工作成绩都还不错。

我想要练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真是很妙的作品，可是很难，主要是记忆难。萧斯塔科维奇已经够我受的了。最近我算了一下，在我的保留曲目里已经有二十支协奏曲了。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爱乐团体写信给杰老师，邀请我明年三月去演出，杰老师及学校共同写了一封信给使馆，征求他们同意，一直没有回信。学校及杰老师当然是竭力主张我去的，后来杰老师又写了一封信去使馆，隔了几天，接使馆回音，说国内回复要比利时方面直接写信去音协。我不懂究竟为什么要兜这些圈子，难道文化部不能决定，倒要音协来决定吗？

杰老师为了我，希望我能出去演出，花了不少心血，他一片热心，同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有机会为他争一分光，可是恐怕我们的领导很难体会他的这种心情吧！听说，曾有许多国家通过波兰的文化交流组织邀请我去演出，如伦敦、巴黎等。虽然波兰学校方面、音乐界方面都是主张我去演出的，但却无法解决。前几天遇见南斯拉夫全国演出协会的负责人，他说曾好几次向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根本无回音。我想起在莫斯科曾遇见保加利亚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也说曾无数次向中国驻索菲亚大使馆提出邀请我去演出，但从无回音。这些事情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我想置之不理，似乎并非我国外交上的传统！

阿诺索夫前星期去华沙演出，提到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今年五月将去华访问，他很希望我能去和他们合作演出。他们去中国的时间一定不短，我若是五月底或六月初赶回国，还来得及。

前几天高教部长杨秀峰来波兰，连着几天我们大家都忙着开会听报告，以后要上政治课了，会恐怕是要更多了。

部长找我单独谈了话，对我颇有指责，说我骄傲，脱离政治，说起我在苏联时曾为了广播发脾气。事实上，是我在那里录音后，讲好了要听一遍，选择一下，最后再决定；约好了几次，电台方面都失信，害得我跑了好几次，我便有些火，在回来的路上，在翻译同志面前表现得很气，结果中国同学就反映到上头去了。当然，这样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可见做人该如何小心。杨部长谈话时态度诚恳至极，使我不能不感动。后来我提起阿诺索夫的建议来，他倒表示颇为热心，说这是可以的。

其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和声课进展尚快，练习很多，很需要花些时间，另外，我也去上了音乐文献的课，我上的是三年级的课，专讲现代音乐。

再谈了，祝你们健康、愉快。

儿聪上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寄上节目单等。关于国内音乐界也下乡劳动的情形，望来信告知。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

第四通

此信系傅聪离开波兰前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你们写信的，反正很久很久了。我始终没有心情提笔，国内和国外迥然两个世界，要寻找共同的语言并非那么容易。对于我一个学音乐的人，心情的平静是太必要了，否则什么也干不成，所以我宁可暂时和国内那个世界隔得远些，至少争取把最后这几个月好好的利用。

今年六月底使馆找我谈话，说国内意见要我立刻回国（在那以前，一点也没有跟我提过回国的事），我说我没有意见，但希望使馆与波方商量。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让我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二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取十一月以前考毕业，使馆才同意了。

最近就是练琴，我又参加达什尼比的音乐节，节目是萧邦的《平稳的行板和大波洛奈兹》，10支玛祖卡，4支叙事曲。节目很重，全是最近练的，连加奏的曲子都是新练的。现在马上要练贝多芬的奏鸣曲，要干的事多着呢，我想弹勃拉姆斯的钢琴协奏曲考毕业，不知是否来得及。

我就是练琴，忙得很，将来的事想得很少，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希望你们别为我担心，马家我写过两封信去，并无回信，不知是没收到还是生我的气。

祝你们身体好，心情愉快。

儿聪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第五通

这是傅聪在南美巡回演出期间，于波哥大用七张明信片写就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

从维也纳回伦敦，两天后就来南美，匆忙得不得了，尤其是因为签证问题，南美国家办事官僚、糊涂，真是叫我走投无路。我十八日到卡拉卡斯是晚上八点半，我从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马德里—里斯本—卡拉卡斯，共十四个小时。来接我的当地负责人告诉我，音乐会就是当天九点，可是南美给我的所有的日程都是十九日。二十三日来哥伦比亚先到麦德林开独奏会，然后是波哥大弹斯特拉文斯基的《随想曲》。路途又复杂又不准时，实在是劳累之至，但这两个国家真是美，完全是黄宾虹山水画的味道，人也可爱，女孩子美极了，但说英文的少极了，言语不通真是苦，我买了一本西班牙文—英文字典，苦苦挣扎，也许两个月巡回演出完了以后，也能扯几句洋泾浜西文了。所有的音乐会都是大成功，批评都是一致的赞扬，听众热情极了，卡拉卡斯要我九月里再去，波哥大要我下星期二再开一个独奏会。巴拿马也写信来，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要我去开音乐会。我在阿根廷第一场音乐会是八月八日，明天晚上去电视台弹莫扎特的《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五九五号）。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四日之间，可能还要挤出时间去巴拿马，现在尚未肯定。去阿根廷大约有七个音乐会，细节不得而知。巴西有四五个，然后去特立尼达，卡拉卡斯，牙买加的金斯敦，大约九月十日左右回伦敦。我从八月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都在阿根廷，以后就天天一个地方。

今天我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波哥大的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八张唐寅的山水册页，我看一定是真迹，因为实在太好了。据说是以前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犹太人卖给他们的，我出了二百美金，我看是大便宜，它是我看到的古画中最精的精品之一。

南美真是令人激动，卡拉卡斯比纽约还要现代化，还要五光十色，可以看得出背后资源丰富，前途不得了，就是人太懒散。卡拉卡斯完全是从一九四八到一九五八十年内建起来的。世界真是大，看不完的新鲜事物，我们的国家假如能把门户开放一点，多吹吹外面的风，也许可以得益不少，智慧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自大呢？南美虽然大多数的人还是穷得不得了，可是怎么可能十年内建起如此豪华的城市，他们住的地方虽破烂，但出门都是坐汽车，卡拉卡斯汽车之多，连纽约也相形逊色，南美真是一个谜！

再谈了，祝你们好！

儿聪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波哥大的独奏会不可能了，因为找不到场子。巴拿马三十一日晚的音乐会，已肯定。

七月二十九日又及

第六通

此信根据不久前发现的傅聪原信，并参考了父亲寄给萧芳芳母亲的抄件。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批注：“新西兰五月二十日邮戳，上海五月二十七日到。”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感受到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我在艺术上能够不断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感受力和直觉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透入他们的内心比西方一般最世故的听众更加深。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心心相印（与听众的精神沟通）的体会呢？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个性去强迫群众接受他所给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音乐是水平式的，不知从何处流出来，也不知流向何处去，“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艺术家和听众之间也是水平式的关系 。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伯特、柏辽兹、萧邦、德彪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就深度而言已登峰造极。

而我们的诗词、绘画，甚至建筑，或者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远景 ，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笔所能写出来的。

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我先在意大利，在佩鲁贾和米兰附近一个小城市布斯托·阿西齐奥开两场音乐会。我在意大利很成功，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在雅典只有匆匆两天，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音乐会很成功，听众热烈得不得了，希腊人真可爱，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阿富汗没有去成，在飞机上，上上下下了三天，中间停到苏联塔什干一天，在那里发了一封信，不知为何你们会没有收到。然后在曼谷住了一星期，住在以前在英国的好朋友王安士家里。泰国的政治腐败，简直不可设想，我入境他们又想要敲我竹杠，我不让，他们就刁难，结果弄到一个本地的英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来签保单才了事。要他以价值一千万英镑以上的全部资本作保，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价会这样高！听说泰国政府对中国人处处刁难，最坏的是中国人改了名字的变了的泰国人。泰国因为国家富，人口少，所以尽管政府腐败，人民似乎还很安乐，他们是温文尔雅的人，很随和，老堆着笑脸，真是大自然的孩子。那里天气却真热，我在的时候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热得真是什么事也没做已经累死了，音乐会的钢琴却是出人意外的好，我所弹过的最好的钢琴之一，音乐会是一个欧洲的音乐团体主持的，还带一种他们特权的俱乐部的气味。我很生气——起初他们不大相信会有中国人真能弹琴的，后来音乐会大成功，他们要我再开一场，我拒绝了。以后在东南亚开音乐会，要由华侨来办，不然就是这些中间人渔利，而且听众范围也比较狭隘。后来，在马尼拉的经验更证实了这一点。马尼拉的华侨热情得不得了，什么事都是他们做的，钱都是他们出的（虽然他们并没亏本，因为三场都客满），可是中间的经理人骗他们说要给我每场一千美金，实际上只给我每场三百，你们想气不气死人！可是我的伦敦经理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我更无从知道，签了合同，当然只好拿三百了。这些都是经验，以后不上当就好了，以后去马尼拉可和当地华侨直接联系。顺便一提，我遇见林伯母的弟弟，他也是音乐会主办人之一，和林伯母很像的。华侨的热情你们真是不可想象得到。马尼拉的音乐水平不错，菲律宾人很有音乐感。

在新加坡四天，头两天给当地的音乐比赛做评判（钢琴和唱），除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其余都平平，尤其是唱的，简直不堪入耳。后两天是音乐会，所以忙得没有多少时间看朋友，刘抗伯伯和他的表兄弟陈……（记不清了）见了两次，请了两次饭，又来机场送行，和以前一样热心得不得了。

在香港半天就见了萧伯母，她和以前一样，我是看不出多少分别，十七年了，恍如昨日。芳芳长得很高大，很像萧伯伯。萧伯母和她一个朋友乔治沈送我上飞机，因为飞机机器出毛病，陪着我在机场等了一个下午。

我六月四日将在香港一天开两场音乐会，你们大概已经听说了。我在新西兰最后一场是六月二日，所以三日才能走，这样反而好，到了就弹，弹完第二天就走，就不给新闻记者来纠缠了。

新西兰可是大大的出乎意料，我一直想象这样偏僻的地方一定没有什么文化可谈。我发觉不论好、坏两方面，都很像英国，食物跟英国最差的一般坏。可是很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在惠灵顿我遇到一位音乐院教授佩奇教授，他和他的夫人（画家）都到中国去过，是个真正的学者，而且阅历很广，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深刻。新西兰和澳洲完全不一样，澳洲是个美国和维多利亚式英国的混合种，一股暴发户气味，又因为是个大陆，自然就自高自大，同时又洋洋自得，新西兰像英国，是个岛国，面积不够大，够不上自高自大、自鸣得意，但是与外界隔绝，远离一切，那儿有更多的空闲，更多的空间，人似乎思索得更多。思索才能真正给人文化。

我五日离香港去英前，还可以和你们通话，你们看怎么样？可以让萧伯母转告你们的意思，或者给一封信在她那里。

我一路收的评论，等弄齐了，给你们寄去。再谈了，祝你们安好！

儿聪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