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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说，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的起源都比中华文明更早。中华民族自古繁衍生息的神州大地虽然幅员辽阔，但西有帕米尔高原的高峻山岭，东有太平洋的浩瀚波涛，它们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从而基本隔绝了中华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的交流。因此，中华文明是在神州大地上独立自主地诞生、发育起来的人类文明，它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也就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它以独一无二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正是这些特征使它经过几千年的风雨历程而从不间断地生存至今，也正是这些特征使它以宽容的胸怀不断接纳异质文化的因子而仍然稳固地保持着自身的本质。
古代中国的疆域经常处于扩展和收缩的变动之中，但大致说来，自秦朝统一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所实际统治的疆域体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秦朝的疆域北起河套地区、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日的越南东北部，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在唐朝和元朝，中国的北界远达今日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清朝的疆域则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北起萨彦岭、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的大部分疆土处于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气候温和，季风发达，主要地区温暖季节与雨水充沛的季节同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中国疆域辽阔，国土内部包括各种不同的地理区域，境内既有天山、阴山、昆仑山、秦岭、南岭等东西走向的山脉，又有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太行山等南北走向的山脉，再加上长江、黄河、淮河、辽河等江河流经其间，便形成地理区域的自然分界线，所以古代中国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存在着游牧、渔猎等属于非主导地位的生产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化，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古代中国便是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生产形态多样、产品种类齐全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这样的经济基础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古代中国，农耕生产是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的，尤其是达到一定的生产水平之后，从事农耕的人们积累了精耕细作、保持地力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他们愿意世世代代居住在相对稳定的区域之内，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与追逐水草而游牧或不远千里而经商的人们相比，从事农耕的中华先民们格外具有安土重迁的观念，他们格外向往安定、质朴的生活形态。相传在尧的时代，有一位老农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就是古代先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的生动写照。即使对整个民族而言，稳定、安定也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事农耕的民族即使与其他民族发生冲突，也总是以守卫自身的疆土为最终目标，在战事上往往以防御为主。《史记》记载周王朝的兴起过程是：“（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这是中华先民最拥护的国家政治模式，它不是用武力征服的血腥手段来建立的政权，而是经过充满情感的感化过程而聚拢起来的民族群体。既然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的两大因素是土地与劳动力，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争夺的目标既是土地，也是人口。毋庸置疑，春秋战国时代战火连绵，孟子曾一针见血地批判说“春秋无义战”，便是由于诸侯国运用战争手段来争夺土地和人口。显然，这是不符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那么，按照儒家理想的政治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怎样才能开疆拓土而成为幅员辽阔的统一王朝呢？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种信史化的叙述也许出于儒家的增饰，但至少反映出中华先民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
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虽然都是规模很小的小农经济，但华夏先民从事农耕的地域范围却相当辽阔，这个地理背景使当时的农耕生产受到两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来自自然界的水旱灾害，二是来自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掠夺。虽然中华大地的基本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生产，但在如此辽阔的地理区域内，局部性乃至大面积的水旱灾害还是经常会发生的。所谓“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便是严重的天灾给先民们留下的集体记忆。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对付旱灾的一种方法是向神灵祈雨，相传商汤遇到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磿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这个传说虽有很浓的神话色彩，但商汤为了救民不惜牺牲自身，祈雨的结果是“民乃甚说”而天降大雨，其中仍然洋溢着人本精神。除此之外，先民们对付水旱灾害的主要办法是兴修水利。如果说大禹疏凿江河将滔滔洪水引导入海仅是传说，那么秦国开凿郑国渠以发展农业却是有明文记载的信史。秦代的水利技术已相当发达，秦代兴修的都江堰和灵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而自春秋至元代不断兴修的沟通中国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至今还是重要的交通大动脉。毫无疑问，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必须集中相当的人力、物力，小国寡民是无法承担这个任务的。华夏大地上奔流着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华夏民族只有凭借全民族的力量才能胜任治理江河的任务。
同样的道理，当以农耕为主的中华先民受到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的侵扰时，如果中原地区处于小国寡民的状态，那就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国群雄中有好几个国家各自修筑了防御匈奴入侵的长城，但只有在秦统一六国后才可能集中全中国的力量，从而达到“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理想效果。而后来汉武帝屡发大军北伐匈奴，彻底解除匈奴对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威胁，也全凭经过文、景两朝休养生息而积聚起来的大汉帝国的巨大国力才能成功。
因此，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华民族便产生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大一统”的思考基点是儒家提倡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念，也就是不同种族的人们都是一样的人。所以孔子曾说自己“欲居九夷”，可见他并不认为异族的地方是非人所居的蛮荒之地。相传孔子修《春秋》，严于夷夏之辨，但是他区分夷夏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正如韩愈所概括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所以与其说孔子严于夷夏之辨是出于捍卫本民族的民族立场，不如说是出于拥护先进文化的文化观念。孔子本是殷商的后裔，但是他最崇拜的却是周王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孟子也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人们的血统是先天形成而无法改变的，但是文化却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正因如此，华夏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这显然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所以，在古代中国的地域内曾生活着许多不同的种族，但是各族之间很早就开始了互相融合的过程。古代曾有所谓的西戎、东夷、北狄、南蛮之类的种族区分，但最后无一例外地融入了华夏民族这个大熔炉里。而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便成为华夏民族公认的共同始祖。例如匈奴，从现代民族学的观点来看，这个民族的种族属性不很清楚。但《史记·匈奴列传》中却十分肯定地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意即匈奴与夏朝王族同出一祖，也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旁支，其实这是华夏民族比较宽泛的民族认同的反映。匈奴族后来与中原的汉族政权时战时和，但其最终结果是完全融入华夏民族。十六国时代的赫连勃勃本是匈奴人，但他自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匈奴的后裔多取汉姓，且不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名人者。再如在所谓“五胡乱华”的北朝，许多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纷纷自称是华夏民族的后裔。《晋书》称慕容廆“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有熊氏”也即黄帝。《魏书》则记载拓跋氏之世系云：“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慕容氏与拓跋氏皆属鲜卑族，但他们都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与其说这是信史，不如说这是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鲜卑族对华夏民族的主动认同。类似的传说也存在于《山海经》一类古书中，例如《山海经·大荒北经》称：“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曾长期处于军事冲突之中的犬戎与周族竟然都是黄帝的嫡系子孙！这虽然仅是一种传说，但其产生的根源无疑是古人关于华夏民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即使较晚入主中原而强调保持自身民族特征的蒙古人和满洲人，也对中华文化表示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蒙古经过连年征讨而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后取国号为“元”，便是根据《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满清入关后虽一度严守满汉之分，但仅经数十年，满人的汉化便越来越深。到了乾隆以后，包括王族在内的满清贵族的汉文化修养已无异于汉族士大夫。正像海纳百川一样，华夏民族是由数十个民族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逐步形成的，这种融合的最终结果便是今天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域内发展起来的，是由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多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某些地域狭小、民族单一的文化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又具有强烈的趋同性和凝聚力。它既具备接纳异质文化的宽容态度和开放精神，又始终保持着尊重传统、坚守基本价值观的民族精神。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便是在这样的地理、社会土壤中发育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