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拒绝为“文化大革命”作“决议”

到1975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九个年头了。对于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在认识上有一定的分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69年10月，邓小平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邓小平于1972年8月3日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表达了对粉碎林彪集团的拥护，他写道：“如果一旦他们（指林彪集团——作者注）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恳切地写道：“在去年（1971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示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看了邓小平的信，毛泽东在8月14日写下这样的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看得出，这时的毛泽东是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毛泽东在批示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的贡献：“有战功”；还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没历史问题”，使得邓小平能够比较顺利地出来工作；毛泽东还看重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这也成为在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刻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组织讨论。同时，他还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

邓小平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他重新出来工作，直接关系到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江青一伙是极力反对的。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的批语印发后，有人就要开政治局会议收回这个文件。我说，收回来是要经过毛主席的嘛！不经过毛主席不能往回收，这是毛主席批的件。江青说，这对邓小平怎么这么赞扬啊？江青吵得比较厉害。”

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回到阔别了三年多的北京。3月29日下午，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问道：“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平静地回答了两个字：“等待。”毛泽东又说道：“努力工作，保护身体。”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4月12日晚，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归来。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了。

复出后的邓小平不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1973年8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2月，毛泽东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邓小平的任职问题。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任。”毛泽东还指着邓小平说：“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两天后，毛泽东在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上又明确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月15日上午，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2月21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当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跟我几十年了。他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一些人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接下来一年的努力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74年1月，邓小平作为中央军委五人小组会议成员之一，和叶剑英等人一起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4月，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分管的外交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邓小平的工作卓有成效，这引起了江青一伙的忌恨。邓小平同江青等人的斗争日趋激烈。1974年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邓小平同江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在会上大叫大闹，谩骂邓小平，邓小平严正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并愤然离开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会后，江青等人背着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委员，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可能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10月20日，毛泽东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他和王洪文一起同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11月1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来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谈到自己同江青争吵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邓小平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邓小平恳切地对毛泽东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我们这个党内也复杂呢。不要紧，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是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2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回答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谈话中，毛泽东还提议邓小平作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说：“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邓小平说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毛泽东在谈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当面指着王洪文说：“比你强。”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谈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了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实际上这个时候，毛泽东心里就已经考虑要让邓小平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有意让邓小平开始“实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天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在12位副总理中排序第一位。2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上，周恩来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6月下旬，毛泽东派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去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为了给邓小平让出位子。王洪文临行前向毛泽东提议，在他离开北京期间，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7月1日凌晨二时，叶剑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选致信毛泽东：“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2日，叶剑英批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将毛泽东的批示件送邓小平阅后，转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各同志阅。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状态，着手对工业、农业、军队以及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刚刚开完，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就在1月19日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并对军队整顿作出部署。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邓小平强调：要恢复优良传统，总人数要减少。针对闹派性和纪律很差这两个突出的问题，邓小平还提出：“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的讲话为部署军队整顿确定了指导思想，为6—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做了思想准备。

1月2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调整中央军委机构的建议。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作为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为常委。军队的整顿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要整顿国民经济。当时，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等方面都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怎么进行整顿？邓小平认为，必须进行全面整顿。面对众多国民经济中积累下来的严重问题，邓小平冷静分析，抓住要害，把铁路部门的整顿作为在经济领域进行整顿、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在铁路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同时关注和筹划着整个工交系统面貌的改变。随后是对钢铁、财经、国防科技的整顿，这些部门的混乱状况得到扭转，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得以恢复，生产和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通过整顿，铁路运输堵塞不畅的状况迅速改变；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军队建设得到加强；“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严重的文教、科技领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随着各行各业的整顿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整顿要以整党为中心。必须对党的领导、思想、组织和党的作风加以整顿。

在整顿深入开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批评“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针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文艺方针等事例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不仅是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具体指示断章取义、任意歪曲，而且涉及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具体指示，实际上是试图以迂回的方式，绕开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思想，尽可能回到毛泽东思想原来的科学轨道上来。

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以后的一系列讲话、在他指导下形成的文件，以及虽尚未完成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影响的文件草稿，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这些讲话、文件、草稿继承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积累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成果，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文化大革命”中被误解、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及是非加以澄清，进行了当时条件下的有限度的拨乱反正，孕育着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思路为后来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作了某些思想准备。

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毛泽东开始对邓小平的整顿是支持的。他是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虽然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还是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他知道必须要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毛泽东认为，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虽然“四人帮”等人不断地反对和从中作梗，但毛泽东的态度一直是支持邓小平，节制“四人帮”。然而，随着各方面整顿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出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突破了毛泽东的“大前提”，既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也渐渐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这种不能容忍，在8月邓小平帮助转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的信时爆发了。

8月13日，刘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涉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这封信是经邓小平转呈的。毛泽东看后指示秘书：“先放着。”10月13日，刘冰等再经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一封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毛泽东看后，让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冰等人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晚上，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客人后，同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谈话。他对邓小平转呈刘冰等人的信进行了严厉批评：“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指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根据毛泽东10月19日的意见，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集有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会议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10月28日，毛泽东看了书面报告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中的“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

10月31日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说：“我有些事须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11月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找邓小平谈话，邓小平向毛泽东询问，这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肯定地说“对”。同时，毛泽东对邓小平为刘冰等转信进行了批评。

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时说：“‘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主流还是支流，十个指头，是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有分歧。”他告诉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1975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当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迟群他们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毛泽东对毛远新在汇报中提到的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极为敏感，是不是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他不能不管的。他肯定了毛远新的这个说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

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当天晚上，毛远新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开会。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了攻击，否定整顿取得的成绩。邓小平同他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指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还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最后，邓小平也表示愿意作自我批评。

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话的情况。毛泽东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指邓小平）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变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毛泽东又说：“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4日第一次八人会议后，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了毛远新汇报八人会议的情况。毛远新说：“他们对邓小平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开会批评，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还说：“会议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毛泽东担心江青知道批评邓小平后，又会从中再生事端。

11月9日，毛泽东圈阅毛远新报送的毛泽东11月2、3、4日同他谈话的整理稿。整理稿中指出：“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八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

当天，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告诉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没有采纳，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基调就是毛泽东前面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所以让邓小平这个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来主持这个决议，是为了平息部分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异议。同时，毛泽东也想再给邓小平一次机会，真的希望邓小平能够改变观点。

邓小平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他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要求。他明确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很不满意，于是他开始下决心进行“批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准备在北京召开一个名为“打招呼”的会议，实际上就是“批邓”。因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会议还是要由他主持。11月21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在附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批示要向一些同志打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第二天，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是先分后合。”11月23日，毛泽东又致信邓小平：“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 ，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 ，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130多人。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开始后，邓小平首先宣读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然后，邓小平就“三个正确对待”、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正确对待“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待青年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邓小平指出，“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邓小平还指出，所有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注意达到团结，注意达到把工作做好的目的。11月26日，中央把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文件的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全国局势再次陷入混乱。 nk2C7gaKrGqeV21ywhrRQKszxdwt+p4KAgASwTzG4M3fALeI8ewdOdL5XWdsYp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