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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乔家大院》取材于山西祁县历史上一个真实的故事。祁县坐落在山西中部，在那里，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山西大旱，乔家大院当时的主人乔致庸，让人在村口埋下大锅，开设粥场，赈济过往灾民。虽然只是一碗清淡的稀粥，在当时的灾民看来却是雪中送炭，暖到心底。
因此，即使到了社会最动荡的时刻，老百姓也会说，我们不能够清算乔家，我们不能够搬进去强抢人家的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世代受恩于乔家。这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些于自己有恩的人一种信托责任的回报。你看，多好的一个社会！那是从大清王朝的末年，一直到我们解放战争之后的时期，你看，这就是山西人，多好。所以目前的乔家大院才能保存至今。还好，这些历史的遗迹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和感慨。
但是，读到这儿呢，你发现没有，一切的问题，包括胡雪岩的败落、日升昌等票号的倒闭，都跟大清王朝和慈禧太后关系密切。我们历史上确实有非常多充满智慧的商人建立起产业链的整合，信托责任等领先的经商理念。但时不我予，在这个大时代中，个人的睿智往往很难抵挡大环境的恶化。
我归纳了几个原因，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做票号的人很麻烦，常常要捐钱。朝廷有事没事就来摊派，就来找你捐钱。我这里有个捐钱的款额数据告诉各位读者：大小金川战役11万两，白莲教作乱218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200万两，太平天国起义287万两，左宗棠西征新疆捐了863万两。而且在慈禧太后逃到山西的时候，还向乔家大院借了40万两银子。国家有难的时候总是向他们借，这是极大的成本，大得不得了。
19世纪的后几十年，由于社会动荡，就连资本实力雄厚的乔家票号大德通也在劫难逃，到了1926年，冯玉祥带领的部队在北撤途中，把500万石的粮食，150万银元都摊派到了乔家开设的商号，从此以后，乔家商号元气大伤。1930年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被逼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第二，就是外资银行的进入。情况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我给读者看一个数据，大概从清朝末年开始到1913年，就是辛亥革命的第3年，总共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有21家，这些外资银行又相继在中国开设有125家分行。另外，我们本地的票号不但要捐钱，叫作捐疏，同时还与贪污腐败的官员进行交易。比如说你要跟政府官员拉关系，政府官员才来存钱；此外还投资在一些还没有出道的政府官员身上，目的是让这些官员发达了以后来照顾你。所以我们也搜集了数据，看看到底有多少官员跟山西票号有来往的，这个资料特别有意思。首先，三晋元票号和袁世凯、李鸿章有关。其次，乔家和曾国荃有关。此外，乔家还和九门提督马玉昆有关。九门提督就是当时北京的卫戍司令，北京警备区总司令叫作九门提督。乔家还跟湖广总督端方有关。这些现象就是一种官商勾结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06年，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有1/3的银两存在了票号，就是这种拉钱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果。平常某个官员借钱后就不要还钱了，或者你考上状元或进士，没钱了是吧，我免费借5000两银子给你，等你将来发达了以后当了大官再回报给我。
山西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张嘴的龙是官，闭嘴的龙是商。闭嘴的龙得到的是实惠，是商业利益。那时候，晋商如果不依靠一两个官员，票号就很难运转。平遥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号的张治达，在一次闲谈中得知旗人穆某想要争取福建将军职位，短缺活动银6万两，于是便答应借给他。没过多长时间，穆某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他一上任便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在这里，官商结合不仅仅是寻求一种庇护，更是一种买卖关系。
这种官商勾结现象的产生，也导致很多贪污的赃款存在票号里，国家很多的钱也存在票号里。看起来是很兴旺，但到最后就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呢，是因为碰到了太平天国战争，又碰到了辛亥革命。太平天国战争还好，大清王朝还一息尚存。碰到辛亥革命，整个清王朝解体之后，之前官员借的钱不还，存的钱马上提出。就是说欠债的不还，存钱的马上提。再加上大量外资银行就在这个时刻进入，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这也是中国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现实情况。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造成了山西票号的覆亡。我就以日升昌为例，辛亥革命就革命这几天的时间，这家票号损失了300万两白银，从此崩溃。但在这个时刻，我除了要讲当时的政治跟军事的问题造成票号的覆亡之外，还要告诉各位读者一句公平的话，晋商本身不知进取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清朝政府不断组建现代化的银行，一直邀山西的票号入股，但山西票号从来不入股。这又是重蹈了过去晋商不接受新观念的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