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传说时代的世界图像

在传说时代，人们认为头上的天，和地一样，是一个坚硬的物质体。《山海经》说，炎帝的孙儿灵恝生的儿孙们组成了“互人国”，互人国的人能“上下于天”。又说在青水之东有个肇山，一个叫柏高的人，“上下于此，至于天”。而巫咸国的“群巫”们“所从上下”的登葆山，也当是天地之间的梯子。

天是一个和地一样或者差不多的坚硬物质体的观念，一直延续到汉代。《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山再往上走，是凉风山；凉风山再往上，是悬圃；再往上，就到了天上，天帝们就住在那里。有一种建木，在都广山上，是天帝们上下的阶梯。

悬圃，在屈原的《离骚》中写作“县圃”。县，就是悬。《淮南子》的说法，当是古老传说的演变。

直到东汉，王充仍然认为，天是和地一样的坚硬物质体：“夫天，体也，与地无异。”（《论衡·变虚篇》）“夫天者，体也，与地同。”（《论衡·祀义篇》）“天之与地，皆体也。”（《论衡·道虚篇》）

天是和地一样的坚硬物质体，是古代各民族共有的观念。在印度，甚至认为天上生活着比人更为高级的生物，我国翻译作品中称之为“天”或“天神”。佛祖在天上说法完毕，天上的首领“天帝释”用金银和水晶为佛祖修建了上下的阶梯。据说在唐玄奘西天取经前数百年时，这些宝阶还存在。但玄奘到印度时，这些宝阶已经“陷没”，存在的是中印度劫比他国内由诸国君王用砖石垒起、饰以珍宝的新台阶，高七十余丈。而基督教世界，至少在哥白尼之前，都认为天是坚硬的物质体。直到明朝末年，传教士来华，向中国人传授的，还是这样的观念。由阳玛诺撰写的《天问略》说，天有十二重，都是坚硬物质体，“天体甚坚”。（阳玛诺《天问略》）

在传说时代人们认为，日月是和鸟兽一样的动物。我国古代的“动物”概念，起初就是指“会动的物”，日月会动，所以也是动物。至此为止，古人可以说还是正确的。然而他们所见的动物，最平常的就是鸟兽一类。于是他们认为日月也是鸟兽一样的动物，于是有人就要和太阳竞走。后羿射日的故事，是人们对于天体认识的延伸。

有意识的天文观测，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之前已经开始。《山海经》中记载了数处日月出入的山：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大荒东经》）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大荒西经》）

出或入的山不同，反映了从冬到夏日出日落视位置的变化。这是最早的太阳东升西落位置的记录，也是古人留心观测的结果。

《夏小正》则记录了一年之中一些星象的逐月位置。比如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三月：“参则伏。”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直到十月：“初昏南门见。织女正北乡则旦。”涉及的星象，有参、昴、心、房等二十八宿中的星宿在早晨或傍晚时的升落，有北斗、织女星的指向和银河的方向。现代学者经考证，一般认为这些星象的出没以及指向，确是夏代前后的星象状况。这说明那时的人们不仅注意星象的观测，而且已经认识到这些星象和季节、月份的关系。

从《夏小正》的内容看，当时观测天象的目的，主要是掌握时节，便于农业生产。然而天象观测要受天气等条件的限制，于是人又通过自然物，主要是动植物的变化状况来确定时节。比如：“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这是动物活动状况。“囿有见韭。柳稊，梅杏杝桃则华。”这是植物。这月内的农事活动是：“农率均田。初服于公田。”二月“来降燕乃睇。有鸣仓庚”，是动物。“时有见稊”，是植物。其他月份，大同小异。

这种通过自然物变化情况确定季节的学问，被称为“物候学”。物候学在后代有极大发展。周代作成的《逸周书》，其《时训解》篇在《夏小正》的基础上，将每五日作一时间段，讲述该段的物候，使每年有七十二候，被后世的历法沿用。直到元朝制定《授时历》，明人作《古今律历考》，仍然援引物候说，作为掌握时节的参照。

与天象、物候同样重要的是地理学。一般说来，稍微高级的动物都有一定的地理知识，以保证它们觅食和迁徙的需要。初期的人类，也自然具有动物时期的地理知识。不过这些知识和其他动物一样，是他们在觅食或迁徙活动中长期获得的不自觉的知识，有的甚至化为本能。但是《山海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就不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偶然获得的，而是自觉获得的。

《山海经》第一篇《南山经》说：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

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

又东三百七十里曰杻阳之山……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

……

南次二经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

东南四百五十里曰长右之山。

又东三百四十里曰尧光之山。

……

其他各山各海，也都是这样的记述。

这不是仅仅以人的活动为中心，也不是仅靠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能够获得的知识，一定是自觉进行考察的产物。它以山、河、湖、海的位置为基础，给所有的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地理参考。我们可以批评它记述的错误，但不能否认它要提供一般而可靠知识的目的和成果。

《山海经》所记的山，绝大多数在后世都难以找到对应所在。但是它所记的许多河流，后来都可以找到其对应河流。比如《中山经》中的伊水、洛水、谷水等，确实是中原的河流，该书正确地指出，它们都流入黄河；其《西山经》记泾水、渭水、汉水和洛水之源，大体与陕甘一带情况相符合；《北山经》记滏水、汾水、滹沱河和漳水，也大体和后世的山西、河北一带河流相符。这些记载说明，《山海经》在当时也是一部严肃的地理学著作。

《禹贡》把当时的中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禹别九州”这件事，在《左传》、屈原《天问》等著作中都有记述。虽未必定是九州，但夏时将统治区域进行了划分，则可以相信。划分的根据，是河流的走向。这样的地理知识，比《山海经》前进了一大步，为后世的地理区划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每州的地理状况，主要是河流走向。这和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不无关系。大禹以前，也有一位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共工氏之子句龙，做治理水患的“后土”之官。据说他“能平水土”，被祀为社神，后来又被作为“后土”神。正是治理水患和接受贡赋的需要，使中国先民很早就要把河流的走向弄清楚。《禹贡》就是他们所自觉获得的以河流走向为核心的地理知识。

近代一些学者以《禹贡》中有后来的水名、地名以及一些记述的错误，来证明《禹贡》不是夏代的书，而是战国或战国前后的著作。说《禹贡》成书于战国或战国前后，是正确的。夏代确实没有成书的条件。但《禹贡》的内容却非属于战国时代，和其他古籍一样，流传中有后人附加的内容，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保存着上古的信息，也当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其中像三江、九河是哪些江河，历来争论不休，这说明当时所指称的江河，未必和后代一致。至于昆仑、弱水等名称，究竟何指，也难以说清，但这些名称，《山海经》中则不止一次出现。还有彭蠡、云梦等等，应当都是古时的名称，后来不用或别有所指，这也正是其基本内容比较古老的证据。

后人批评《禹贡》有些大江大河缺乏记载，而对于小河，比如河南洛阳附近的几条小河，则详细而大体准确：

荆河惟豫州。伊、洛、湹、涧既入于河……

伊、涧、湹三河，都是先入于洛，洛再入于河。现在的中国地图，洛河、伊河还能看见。2010年发洪水，伊河差点淹没国家级文物龙门石窟，又引起世人关注。至于湹、涧，近几十年渐趋干涸，所以地图上也没有了。但在周代，特别是东周时期，这四条河在洛阳，涧河环绕王城而过，所以非常重要。据说离洛阳市区不远的登封县，本是夏朝的都城，附近的偃师县二里头村，被确认为夏代文化遗址。《禹贡》对这四条河记述的详细，说明这里正是夏代活动的主要地区。

图1.12　禹贡导川图

图1.13　禹贡九州疆界图

类似的情况还有兖州。所谓“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灉、沮二河，古代都已经成为“古水名”，难以说清。然而这一带疏导了九条河，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近海，主要原因当也是此地为夏代前后人们活动的主要地区。因而济河虽然不大，后来仍成为历代国家所祭祀的四大河神之一，和黄河、长江、淮河并列。

从《山海经》和《禹贡》内容看，这一时期人们追求地理知识，主要不是为了知道山川形势，交通走向。弄清山川形势、交通走向的目的，是获得物产。所以对于每座山，每条河，每一州，都要记载当地的物产。比如《山海经》的第一座招摇之山：

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

其《中山经》的甘枣之山：

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杻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叶，黄华而荚实，名曰箨，可以已瞢。

这是古人最需要的知识。当然，这些知识，后来许多不需要了，许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在当时，都是人们重要的知识记载。

《禹贡》则按地区记载。比如兖州：

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贡漆丝，厥篚织文。

扬州：

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

这些是当时国家实施统治必要的知识。

当时的国家税赋主要是粮食。因此，知道各地土壤状况，以确定贡赋的数量和比例，是合理负担的基础。而《禹贡》也专门注意了这样的知识。它把全国分为九州，每一州的土壤，按颜色分为青、赤、白、黑、黄数类，按性质分为坟、壤、黎、垆、斥和涂泥数类。并以此将贡赋确定为上中下三大等，每一大等级又分为三个小等级。贡赋的情况，也依此分为九等。这样的分类可能带有后世的成分，然而当时已经有某种区分，则应当是可信的。

这样确定赋税负担，应该说是一种科学的税负制度，而其基础是对于各地土地状况的科学认识。虽然直到古代社会终了，当时的国家政权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合理税负的问题。但是从传说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在做这种努力，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科学知识，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成效，则无可怀疑。

《山海经》注意物产，更多的是注意这些物产的用途。并在这些用途中，发展了医药和食物的许多知识。《山海经·南山经》：

祝余，食之不饥。

迷谷，佩之不迷。

育沛，佩之无瘕疾。

鹿蜀，佩之宜子孙。

旋龟，佩之不聋，可以为底。

……

这种亦食亦药的情况，正是早期医药学的状况。在今天，许多已经难以知晓所指何物，这也正是时代久远的缘故。

《山海经》中提到的药物，都是每一山的具体产物。所提到的病名，则有瘕疾，有聋，有肿疾，有蛊、疥、心痛、疠、虫、胕（浮肿）、瘿、瘅、疣、疽、忧、风、嗌痛、痸（痴）、暍（中热）、腹痛、狂、呕、疫疾、疟、白癣、癙（瘘）、痔等。这些病名，不是指某人之病，而是众人都可能患有的疾病，因而就是一种对疾病的初步分类。这些分类，是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类疾病的基础。

此外还有一些精神症状，比如迷、惑、妬（妒）、畏等，也被《山海经》作为疾病，并且找到了治疗的药物。

治病的方法，主要是食之、佩之，也有用洗浴的方法治疗：“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西山经》的这种方法，也可能是有效的。

除此以外，还有可以护肤防止皴裂的“羬羊脂”，可以毒鼠的礜，可以毒死人的魳鱼（据说就是河豚）。这些记载，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当时的知识水平，也了解了当时的生活状况。比如特别注意到羊脂，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无论贵贱，室外活动都较多，因而皮肤容易皴裂的缘故。

这么多病症以及治疗药物的发现，有些是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副产品。然而数量如此众多，就难以简单归为不自觉的发现。尝百草的故事，也不会是无根的浮谈。

《山海经》中不仅记载着山水的位置和走向，还记载着山的数量，此山到彼山道路的里程。比如《南山经》之首，从招摇之山往东，最终是箕尾之山，共有十山，距离二千九百五十里；而南次二经，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南次三经，共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如此等等。最后，《山海经》计算出了天地的大小：

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

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山海经·中山经》）

这个数字，在战国秦汉时代，都还是公认的数字。《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也都转述了这样的数字，只是不再把它们当成天地大小，而认为是地的大小或四海之间的距离。

《山海经》中还有一套东西南北四极间的距离数字：

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山海经·海外东经》）

选，就是万，两个数字相同。亿，一般认为是十万。然而“五亿十万”说明，亿，似乎要大于十万。此处亿与万的关系不明，东西二极间的距离有多少里，也难以计算。极，应当是尽头。但是这个“尽头”是什么意思，则不易知晓。可以知晓的是，当时的人们迫切地想知道我们所在的宇宙的大小。

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可笑的。然而我们今天关于宇宙大小的理论数字，四千年后，人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5cDAXBTqwOuWufXeCqL+WVNYfctqY57eY0JzWlOyRcETyxhJ0aHB6eQC/padpLFH